發(fā)布時間：2022-03-07 07:12:47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yōu)槟x了8篇的意識形態(tài)發(fā)言材料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fā)，請盡情閱讀。
電視廣告的表意過程和行為就是一項文化實踐活動。廣告把人們從現(xiàn)實生活中帶出來，帶入到一個圖像的世界，又將圖像的世界帶入生活。在這樣的實踐循環(huán)活動中，文化被廣告圖像符號表征（representation），廣告圖像符號也是文化的表現(xiàn)形式。本文將通過對香港大陸、文化-意識形態(tài)的差異以及對廣告創(chuàng)意的影響的分析，揭示差異生成的原因。
關鍵詞：廣告創(chuàng)意意識形態(tài)文化差異
Asatypeofculturalpractices,thesignificationofTVadvertisementcirculatesmeaningsbetweenimaginationandeverydaylife.Advertisementhasbecomeakindofculturalrepresentation.Thispaperattemptstodiscoverthedifferencesofculture-ideologybetweenChinesemainlandandHongKong,theirinfluencesonconceptionofadvertisement,andtomakeclearthecausesofthedifferences.KeyWords:conceptionofadvertisement;ideology;culturaldifferences
（一）
一、問題的提出
文化作為一種“表意的過程與行為”，其“包括的范圍廣泛，由語言、藝術、哲學，一路直到新聞、時尚與廣告?！盵1]按照這個定義，我們可以將文化理解成為“一個表意的系統(tǒng)”[2]。隨著電視這種具有現(xiàn)代性標志的媒介深入到家庭的日常生活中，成為人們獲知各種信息，享受多樣娛樂，接受教育的主要傳播工具后，看電視的行為實踐本身就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內容。電視多樣、日常與隨意的性質，使它在圖解我們文化生活的過程中，也將其自身所形成的意義作為一種文化符號，與其它符號一起建構起現(xiàn)代文化的含義和解釋的系統(tǒng)。
廣告在電視傳播中的重要性除了經濟原因，即作為商業(yè)促銷的手段為受眾提供商品信息，現(xiàn)代廣告也像一面鏡子，反映了社會生活的變遷及思維方式的差異。電視廣告圖像伴隨著所有的電視節(jié)目進入家庭生活，成為其中的一個重要角色，這種日常性較至于其他文化實踐就更為明顯了。廣告圖像記錄著社會物質生活的變化和這種變化的文化意義，它利用業(yè)已成型的文化觀念把人們從現(xiàn)實生活中帶出來，帶入到一個圖像的世界，又將現(xiàn)實生活中的訴求轉移到廣告圖像創(chuàng)造的平面世界，達到推銷產品的目的。
作為廣告的創(chuàng)意者，立足于一種文化環(huán)境，這個環(huán)境中話語支配權在其創(chuàng)作實踐過程被實施，即一種不得不接受的、代表了主導階層利益的意識形態(tài)對廣告實踐過程產生影響。
香港和大陸雖然有著共同的文化歷史淵源，但是，由于香港與大陸一直實行的是兩種制度，不同的制度形成不同的社會管理系統(tǒng)和證明系統(tǒng)合法性以維護系統(tǒng)運作的意識形態(tài)。作為生活在不同體制下的人們，在適應體制的前提下，在接受正統(tǒng)的思想教育為必須的同時，發(fā)展每個人所認可的傳統(tǒng)、民間傳奇和道德故事。正是這種意識形態(tài)、生活歷史、社會結構、個性發(fā)展的不同，構成了大陸和香港不同的廣告文化。
二、理論觀點
本文主要的理論依據是霍爾的文化循環(huán)論。霍爾在其著作《表征》[3]中對文化循環(huán)理論作了如下論述：
（1）文化循環(huán)理論提出，“文化”生產就是符號生產。文化已經從原來要根據另外一些因素才可得到實體性解釋的東西，現(xiàn)在變成了與社會文化基礎或社會“深層”文化符碼相關的原文化問題。[4]
意義事實上產生于幾個不同的情景，并通過幾個不同的過程或實踐進行循環(huán)(文化循環(huán))。意義給我們自己的身份、我們是誰以及我們歸入哪類人以一個概念。
（2)意義持續(xù)不斷地在我們參與的每一次個人及社會的活動中產生出來，并得以交流。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文化與意義的最具特權的場所。
(3)意義還產生于我們用文化“物”表現(xiàn)自己的意思，利用、消費和占有文化物時，也就是說產生于我們以不同的方式把它們結合進每天的日常定規(guī)儀式和實踐活動中，以及這種方式給它們以價值和意義之時。
（4）意義還規(guī)范和組織我們的行為和實踐——意義有助于建立起使社會生活秩序化并得以控制的各種規(guī)則、標準和慣例。因此，意義也是那些想要控制和規(guī)范他人行為和觀念的人試圖建立和形成的東西。
三、研究方法
在上述理論的指導下，主要采用電視文本分析方法。從具體文本——圖像符號的研究入手，進入電視廣告圖像意義的生成場所，給這些圖像一種理解，這個理解不是對作品要再現(xiàn)的表層觀點和目的的重復性的表達，而是把圖像的創(chuàng)意當作一個已經被“規(guī)范和組織”的人的實踐活動的結果。透過圖像表層的意義（廣告的意圖），揭示它在進入到廣告文本過程中發(fā)生了什么。即進入到文化循環(huán)的過程中，探討香港、大陸廣告圖像符號文化的差異。
（二）
一、文化——意識形態(tài)差異之比較
意識形態(tài)是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概念之一。意識形態(tài)是指建立在某種經濟、政治的理論或體系基礎上的，或某些階級特征基礎上的各種觀念、價值和信仰。用霍爾的話來說，作為意識形態(tài)——觀念規(guī)范和組織我們的行為和實踐，包括建立各種規(guī)則、標準和慣例，使社會生活秩序化并得以控制的。因此，意義也是那些想要控制和規(guī)范他人行為和觀念的人試圖建立和形成的東西。意識形態(tài)不僅組織人們關于現(xiàn)實的觀念和形象，而且使人們形成關于自己在社會中的形象認識，并據此在這個世界占領一個位置。即通過意識形態(tài)，人們獲得一種身份，成為有自己的認識、自己的意志、自己好惡的主體。除了關于自己形象的認識外，意識形態(tài)也提供他人的形象。不僅一個人自己的身份是以這種方式形成的，而且意識形態(tài)還能勾勒出其他人的身份。[5]
對大陸和香港在各自意識形態(tài)形成過程中不同之處進行分析，我們看到：
香港由于長期的殖民統(tǒng)治，英國人將西方的一套行政管理規(guī)章制度照搬到香港，加上香港人(中國人)獨特的吃苦耐勞、勤儉持家的傳統(tǒng)，二者的結合，使英國殖民者在東方的行政管理獲得了一定的成功。同時，香港人也在語言和文化諸方面接收著殖民者的教育，與大陸的中國人形成差距(以與香港語音最接近的廣東人比較，香港的語言中多處有英語音譯出現(xiàn)，如草莓叫士多啤梨，打球叫打波，警察稱作沙展等)。香港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形成了即不同于臺灣、澳門，也不同于大陸獨特的中國人的文化景觀，這些景觀既可以看作是香港社會——政治、經濟、日常生活的具體影像。又是形成香港文化獨特性的主要因素。香港學者對香港文化身份的形成及其特點做了如下的分析：
1、香港意識形態(tài)的特點
香港人的意識形態(tài)的形成頗為復雜，有來自大量的頗為完整和系統(tǒng)的民間傳奇、宗教學說，以闡釋善惡，印證報應。這些意識形態(tài)成份比較成形，有系統(tǒng)的看法和判斷，牽涉生活各個層面。各種成份由于牽涉范圍和題旨有別，可以并肩而存，互不拖欠。市民按能力、興趣、機遇和利益各取所需，接納改良，形成一套或多套個人理解事物原因和行為對錯的、較明確可辨的認知和道德地圖。[6]
復雜的意識形態(tài)形成過程，使香港的市民對政治的興趣和熱情低于大陸的市民。市民社會認定的靠個人努力改變生存狀況的價值，形成香港人的生活風格。即香港這個群體經年累積下來的自衛(wèi)生存姿態(tài)是“走精面”、“無執(zhí)輸”、“弱肉強食”等。這些風格更多地見證于香港人到圣安娜“擠提”西餅，地鐵車箱空無一人仍然堅持要飛身上車的拼搏精神。這是香港社會的調子和素質(toneandtimbre)。
由于意識形態(tài)的非一統(tǒng)化，香港人的日常意識由即時、片斷、零散的觀念構成。港人日常生活競爭激烈，危機接踵而至，市民守成應變唯有事事拼搏。一些配合、解釋和理性化了此類生活經驗的意識，變成了民間的智慧，廣為流傳。能“走精面”和所謂精面就是在這樣的基礎上實踐的。日常意識來自日常生活實踐，又成為日常實踐的指南。它們的特征是：實用、自然、淺薄、反方法、通俗。同時也具備認知和道德判斷的成分。
2、大陸意識形態(tài)的特點
大陸與香港相比較，除了傳統(tǒng)的道德觀念和生活傳統(tǒng)的一致方面，大陸博大深厚的傳統(tǒng)文化和一直實行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制度，以及為了保護這種視社會為優(yōu)先的制度，建立起的一整套理論和體系，建立起的有效實施這種制度的自上而下的管理機構等，結合在一起形成大陸主流文化場域。張揚黨的政治理想、目標和價值一直被有效的堅持下來。黨和社會確立的一致關系，使得社會優(yōu)先意識在公共場合被認可。這種認可通過從上至下黨的組織和政府機構宣傳、落實（政治表現(xiàn)的考核、媒體的宣傳、各種會議的傳達），潛入到日常生活中，使其作為一種被社會肯定的價值轉化成知識，融入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中，繼而成為一種知識體系——意義。這種意義形成過程，“有助于建立起使社會生活秩序化并得以控制的各種規(guī)則、標準和慣例”，它“給我們自己的身份、我們是誰以及我們歸入哪類人以一個概念”。（霍爾1997年）
大陸市民長期接受著較系統(tǒng)的、政治色彩較濃的觀念的影響，這種觀念和中國傳統(tǒng)價值體系的結合，使大陸人在處理日常事物時，體現(xiàn)出強烈的政治傾向，至少在公共場合。這一套知識和道德地圖久而久之成為傳統(tǒng)漫游在大陸的文化景觀中。因此，這種“意義”對于創(chuàng)造的實踐形成控制和規(guī)范，顯示出了力量和權威。長期在這樣的社會結構中生活的人們，其作為創(chuàng)意的動機和基礎獲得與這樣一種政治、經濟知識體系價值取向的一致性，生出別樣于香港的廣告文化是必然的。
不同的意識形態(tài)對廣告創(chuàng)意的影響如何呢？
二、文化——意識形態(tài)對創(chuàng)意的影響
西方把把文化解釋為有權利者和無權利者爭奪領導權的場域，這是目前文化研究最有趣的一種潮流[7]。當本文在分析兩地廣告作品時，從創(chuàng)意的實踐中看到優(yōu)勢意識形態(tài)如何不著痕跡地獲得支配權并被普遍表現(xiàn)的事實。
1、文化差異對“顛覆”[8]的限制
在文化研究者的視野中，一個社會存在著主流文化和亞文化，所謂的亞文化也就是被視為“反文化”的社會現(xiàn)象。[9]作為“反文化”的實踐，具體現(xiàn)象有身著奇裝異服招搖過市，或表現(xiàn)一種離經叛道的生活方式與行為方式——帶鼻環(huán)、舌環(huán)、跳街舞、剃光頭、穿破牛仔褲等?？傊?，這種亞文化對于主流文化而言是一種顛覆性的對抗。電視作為大眾文化的主要實踐場域，當它將自己置于大眾的范疇時，自然會代表大眾的利益，表現(xiàn)他們的觀念。廣告從其訴求對象（這些亞文化的實踐者往往是主要的時尚消費者）和創(chuàng)作者本身來講（廣告創(chuàng)作隊伍年輕化），與這種亞文化有著直接的經濟利益上的聯(lián)系和一致性。就此而言，電視廣告由于與經濟的同步發(fā)展，較少政治意識的控制，成為亞文化的活躍場所是自然的事情。但是，即使如此，我們仍然看到這種顛覆必須保持對優(yōu)勢意識形態(tài)的敏感，必須在其規(guī)則下操作。
作者在分析大陸和香港的電視廣告圖像時發(fā)現(xiàn)，盡管廣告內容很少涉及到政治意識形態(tài)方面意義，但是在具有顛覆性的創(chuàng)意里，卻看到了社會政治意識的強弱對創(chuàng)意者顛覆企圖的接納和包容的不同尺度。雖然，這種尺度不是硬性的規(guī)定，但是創(chuàng)意者仍然自愿地遵守規(guī)則，也就是前面所說的“臣屬”[10]于此處。因此，通過對顛覆尺度之差別的分析，可以描述出造成差異的“最具特權的場所”[11]。
區(qū)別在于：大陸的顛覆是在一定的范圍內實現(xiàn)的，也就是說，大陸所謂的顛覆有一個政治的前提是不能越過的，加之在這個政治前提下被培植的思考習慣本身，象是一種警號自動（至少表現(xiàn)為自動）地強調著不能越過的事實。與之相比，香港電視廣告在創(chuàng)意上是“自由”的（此處主要針對有無政治意識控制而言），不受束縛，唯新唯奇，不拘理念，想象力出格。
如香港電視關于一家餐廳削價的廣告畫面：黃昏，僻靜的巷道，一位大媽手拎一個提袋行走。突然，一名年輕男子沖到大媽面前搶奪她的提袋，大媽與之爭奪并且大聲喊人捉強盜。街坊聞訊出來，將強盜制服；一家餐廳大堂內，大媽等人圍坐在餐桌旁美餐，個個臉上露出滿意的神色。從大堂往外看到，剛才的青年人被警察反扣了手，他的臉貼在玻璃上被壓得走了形，看著大媽一家人美餐，垂涎不已。這時觀眾看到的畫面是：玻璃窗上一張被壓得變了形的臉和這張臉旁邊的關于削價的內容。這個廣告涉及到三類人：警察——國家政治的象征；市民——被國家保護的對象；小偷——警察、市民的對立面，破壞力量。同時，小偷也是警察存在合理性的證明。廣告意義的第一個層面表達了警察捉小偷，警察保護市民的利益這樣一個符合主流社會利益的價值觀念。第二個層面上，小偷的破壞性消解了，警察的意義被顛覆，小偷和大媽（市民）成了同一類人——到削價餐館美餐一頓的強烈欲望者。這時候畫面的所指轉移為對美食的欲望，它給攔路搶劫者一種新的解釋：即餐館的美味食品和價格太誘惑人了，使他不得不用搶劫的手段滿足被深深刺激起來的食欲。這樣強調搶劫行為的動因，沖淡了搶劫行為本身，使觀看者把大媽的美餐與強盜的饞相聯(lián)系在一起，對搶劫的憤怒也被忽略了。大媽的欲望滿足了，另一位與大媽有同樣欲望的強盜不僅被捉牢了，捉牢后心思還在吃美餐上，令人生出同情。這時候，搶錢和被警察捉住都沒有吃這件事重要了。消費在先，其余不在話下。這種對社會已有制度以及這種制度確定的關系的顛覆性的展示，是通過對強盜的同情取消現(xiàn)實中對與錯的判斷界限。為了達到突出餐館的美食和低廉的價格，不惜顛覆事件本身的主要意義，或者說隨意間將主要意義消解了——搶東西不再與犯法的有關。
類似的顛覆還可以用另一個“垃圾蟲”形象意義先后倒置的例子來說明。在香港清潔運動中，為了配合政府的行動，公益廣告設計了一個“垃圾蟲”形象。垃圾蟲是亂扔垃圾的人制造的：一片草地，經過此處的男男女女隨手將吃剩的食物或包裝材料扔在草坪上，草坪漸漸從里面凸起，變成一個綠色的可以行走的動物，其身上的垃圾變成一個個紅色的凸起的粘狀物，垃圾蟲蹣跚走出鏡頭，原來的綠地成了的水泥地。廣告的意義不言而喻，垃圾蟲是一個被否定的形象。以后，在街頭張貼的清潔香港的廣告畫中，雖然出現(xiàn)了與垃圾蟲相對立的形象——清潔龍，但是其影響無法與當年的垃圾蟲相比，因此，許多清潔香港的廣告還是以垃圾蟲為清潔標志：一個綠色底上帶有紅色塊的垃圾蟲，頭戴一定高筒禮帽，向上攤開雙臂，旁邊立有垃圾箱。在這樣一幅宣傳畫中，垃圾蟲站在中間，作為主角進入清潔香港運動的實踐，被清潔的對象這時成了清潔的標志。同一個形象，其意義在介入了時間的因素后，發(fā)生了變化。對此，香港的廣告人士李悅說：這正是廣告宣傳中“正不勝邪”的最好例子。[12]
上述兩則廣告在大陸可以播放嗎？
大陸的意識形態(tài)以及這種意識形態(tài)所維護的政治體系——標準和價值不論是在何種場合，都要維護其嚴肅性。在大陸的政治意識形態(tài)中，法庭、警察代表著國家的尊嚴和政治的穩(wěn)定，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生長在大陸這樣的文化環(huán)境中，人們會自覺遵守這個規(guī)則，即使有違規(guī)，電視媒體作為的責任也不允許表現(xiàn)這樣的顛覆內容。
雖然在大陸人的生活經驗中，上述“垃圾蟲”反面變到正面的現(xiàn)象會發(fā)生。但是，對這種變化表示公開的認可，并由垃圾蟲——“邪”告示市民應該清潔香港，“以邪勝正”大反串式的意義顛覆，在一種被養(yǎng)成正反界限分明，不可倒置的大陸政治文化環(huán)境里是難以實踐的。例如，“紅桃K”（補血的藥物）曾經登出一則廣告：在紅桃K形象標志下，寫著“呼兒嗨吆······”。它套用了大陸婦孺皆知的歌頌的《東方紅》歌曲的句式：“呼兒嗨吆，他（）是人民大救星”。這樣一個形式被政治化后，意義的轉移難以實現(xiàn)。這則廣告刊登在一家報紙上，沒過多久即被取消了。它違反了政治規(guī)則。紅桃K廣告又恢復到原來的樣子（本文后面將再次提起這則廣告）。
大陸廣告創(chuàng)意對于傳統(tǒng)文化意義的顛覆實踐生出的是另一種樣式。例如有一個跨國航空公司的廣告，模擬了孫悟空與太上老君的對話。孫悟空讓老君把自己放回到煉丹爐里，因為“家事、國事、單位的事，煩死了?！倍暇齽t笑著指點道：“快快加入××航×日游吧”。這是一個廣告版的《西游記》。還有SONY牌walkman廣告語更有意思，它把《長恨歌》中的“天長地久有盡時，此恨綿綿無絕期”，改為“天長地久有盡時，此樂綿綿無絕期。”能否由“恨”轉“樂”，只看有無walkman。“小糊涂仙”酒廣告特意用傳統(tǒng)的酒壇子作為廣告的背景，讓一個身著古裝的美女作為廣告人物，她眉清目秀，面帶微笑，使人想起古人豪飲以及美女為英雄斟酒的情景。[13]
大陸與香港“以邪勝正”似的顛覆的不同處在于：1、這種顛覆的基礎還是傳統(tǒng)文化（人們熟知的文學作品、典故、成語等），只有對這些文化的內涵有認識和理解，對它的顛覆才生出新的意義來。這種“顛覆”嚴格講只能算是“篡改”。香港市民的生活風格中較少有這種文化的因素，因此，這種類型的顛覆意義難以生成。2、意識形態(tài)化對大陸人思想的導向較強，如果一種意義表達方式有政治色彩的話，對其的顛覆會受到官方制止，如在在公開場合（媒體）上“邪”與“正”是不會被“顛覆”的。
2、文化差異對隱喻的影響[14]。
在廣告創(chuàng)意中隱喻是最具有個人風格的。但是，隱喻的過成也是漫游于社會文化環(huán)境中的。
隱喻在香港電視廣告圖像意義生成中具體表現(xiàn)為夸張、虛構的傾向，這種夸張、虛構建立在一種大驚小怪的反應方式上。前面提到香港人的生活風格中有“大聲”“招積”的特點，與廣告中的這種風格不謀而合。這類廣告在敘述事件常常尋找令人驚訝不已的對應物以解釋其目的。效果是強烈刺激觀眾。如香港一家電視臺播放的廣告出現(xiàn)了女鬼的形象，以女鬼嚇煞人的效果形容手機使用價格驟跌給人們帶來的驚訝程度(這則廣告后來因為觀眾的投訴其過于恐怖而被取消)。廣告畫面：夜靜時分，在一處停車場，一位司機正在發(fā)動汽車，突然一位身著紅色衣裙的女鬼飄然而至，女鬼把臉貼在汽車的玻璃上，其恐怖的表情嚇昏了司機。這時候，畫面才出現(xiàn)與手機有關的內容。在漢語的詞匯中，人們經常使用“見鬼了”來表示對某事發(fā)生的不可思議之感覺。但是直接把鬼的形象搬出來時，形象本身的刺激導致的效果，并不只是話語“見鬼了”的感覺。當人們說“見鬼了”時，并沒有一個具體的鬼的形象相伴這句話而出現(xiàn)，說這句話既不會嚇昏自己也不會嚇昏別人。
這一則廣告完全符合“新潮、搞怪、難懂、無厘頭”[15]的后現(xiàn)代特點，選擇女鬼形象出現(xiàn)的效果以對應廣告要表達的“價格低至嚇死人的程度”的意義，說明在香港廣告創(chuàng)意者那里，它們可以歸為一類。這種認可體現(xiàn)出了香港生活風格的某些方面。就“鬼”的形象而言，在香港的文化環(huán)鏡中，“鬼”在人們的“日常定規(guī)儀式和實踐活動中”[16]沒有經歷過被徹底批判的實踐，鬼的形象沒有到過政治的話語系統(tǒng)里。因此，它的出現(xiàn)與大陸相比較而言，是獨特的。
大陸文化發(fā)展中，有過對迷信的批判，鬼在的話語中又被階級陣線統(tǒng)統(tǒng)劃到人民的對立面，牛鬼蛇神等于了地富反壞右，所以鬼曾經是臭名昭著。通過了對鬼形象的這種認識后，鬼的形象難以歸如正面符號類別。在組合一個正面完整意義時，也不會給它留下位置。
接下來分析另一則廣告：一位著一襲黑色緊身衣的蒙面女子，腳登旱冰鞋在一家超市的貨架之間來往穿梭。一條胳膊前伸，手做削割狀。手到之處，物品的價格統(tǒng)統(tǒng)被削價。用女殺手削價，意味著超市的價格削得徹底。電視畫面唯有以加強視覺的沖擊力，才能引起觀眾的注意。為達此目的，追求感官刺激不必在意與參照物的相像（對應性）問題，即廣告要告訴的意義與它用來表達這個意義的物的出現(xiàn)是否符合已經形成的理解模式，已經不重要了。上述兩個廣告就是靠畫面令人吃驚、不知所云的感覺引起人們的注意，廣告要告訴觀眾的總是最后才出場。當削價的意義出現(xiàn)時，反視廣告對削價本身所作的解釋——猶如女殺手出現(xiàn)，其形象與殺得狠之行為給人一種過分的感覺——選擇的不可思議與組合的出人意料（這也許就是廣告希望的效果）。
這兩則廣告畫面的共同特點是觀眾因為摸不著頭腦而產生了注意力，對畫面生出的驚訝和廣告內容的邏輯關系已經不重要了。如果說這兩者之間有邏輯聯(lián)系的話，就是讓殺價能獲得如同見到女鬼或女殺手一樣的效果。盡管這兩種驚訝（殺價、見到女鬼）有質的區(qū)別：一是恐怖引起的(女鬼與女殺手形象)，一是對購買欲望的刺激。但是在香港廣告人的隱喻中，把這兩者聯(lián)系在一起又是自然的，即追求圖像效果與效果之間的相似，不是經過思考以后對兩者之間意義的認可。不追求畫面之間的邏輯性，只在乎對畫面的注意力形成香港與大陸廣告圖像的差異。這樣一種現(xiàn)象可以從香港人接收知識習慣的分析中，找到解釋。
3、文化差異生成不同的解讀習慣
前面提到香港人的生活節(jié)奏非常快，即使是空車，也要飛身而上。他們每天要作許多事情，物質的誘惑使他們不得已而為之。閱讀文字作品與這種快節(jié)奏生活不相適應。這也可以作為香港人喜歡閱讀漫畫的一個原因。另外，有學者對香港人接收知識教育時狀態(tài)的研究得出的結論是：香港的現(xiàn)代人讀書時經常耳聽音樂，眼睛一邊看電視，一邊讀書。在地鐵或公共交通車上隨處可以看到一邊讀書，一邊打手機的人。就是說香港人自小養(yǎng)成一心二用甚至三用的習慣，因此，大學的課堂也應該創(chuàng)造這樣的氛圍，以適應學生自小養(yǎng)成的讀書習慣，否則他們讀不好書。
以上兩種解釋，為本文提供的答案是：香港大眾文化的消費與制造者習慣于對畫面連續(xù)的邏輯性產生注意力。因為MTV或卡通跳躍閃爍的畫面，使人們緊張地跟著變化迅速的電視圖象走，每一個畫面跳躍閃爍時，吸引住你的眼球就可以了，至于吸引你眼球的物與想利用這個物表征的另一個物之間有沒有邏輯上的聯(lián)系，在這種解讀方式中不被注意。當他們僅僅陶醉于那些由眾多畫面連接閃現(xiàn)的螢幕圖像所造成的緊張與觀光刺激時，[17]難以把那些形象的所指，連接成為一個有意義的敘述。久而久之，培養(yǎng)起來的對這種跳躍性畫面的接收習慣遮掩了邏輯思維的重要性。
大陸在此方面與香港有較大區(qū)別。大陸承襲傳統(tǒng)的教育方法，對子女從小灌輸讀書要一心一意，不能三心二意。關于小貓釣魚的寓言故事十分流傳，它告訴兒童三心二意是辦不成事情的。加之大陸實行計劃生育，家長對子女的成才寄予更大的希望。望子成龍已成為社會的共識，同時也是一種壓力，伴隨著一個人求學的全部階段。年青人被要求苦讀書，以應付應試教育，甚至會被要求在開學階段不看電視等。這種教育的目的養(yǎng)成了閱讀文字的習慣，訓練了邏輯思維的能力。尤其是從小學到高中的學習階段，針對學生理解課文內容的各種質疑題和思考題，都在訓練學生理性思考的能力。
盡管大陸的年輕人也喜歡卡通片，但是尚未達到香港普及程度——除了少年，青年也是漫畫族的一員，也許年齡還有上升的趨勢。此外，大陸人接受電視圖像的歷史比香港人晚，也可以作為一種解釋的依據。香港在60年代初期就開始做電視廣告。大陸在80年代初期購買彩色電視機還需要憑票，電視機開始進入尋常百
姓家是在8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情?？梢哉f，“跳躍閃爍”畫面對大陸人觀看習慣的培養(yǎng)比香港人至少晚了20年。大陸傳統(tǒng)的閱讀習慣，雖然也受到挑戰(zhàn)，與香港的相比較，還是有很大差距。也許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個差距會逐漸消失。
與香港的廣告相比，大陸的廣告十分注意其畫面的邏輯性，如果因為畫面本身的說服力受到限制，影響敘述的邏輯性時，就用語言來說明。例如關于“嚴迪”(一種抗生素)的廣告：一位帶眼鏡，著西裝的男士手拿教鞭指著身后寫有“嚴迪”的藥盒說：感冒是由大腸內的支原體和因原體······病毒引起的，嚴迪可以有效地消滅以上各種病毒······這一條廣告畫面突出的有三點：一是介紹藥品的知識分子(這種衣著在公共場合作為知識分子的符號)，二是關于病菌的專業(yè)術語。三是把這種典型的課堂教學的方式搬上廣告屏幕。這三點聯(lián)系起來產生的意義是：肯定知識分子在大陸知識領域的權威地位。涉及到專業(yè)問題時，知識分子有發(fā)言的權利，知識分子說的可信。知識分子又是以追根問底為特色的；肯定課堂說教的有效性。希望產生的效果是：這種藥的療效是可信的。
另一條廣告為了突出這類意義，一開始就說：全國有多少教授、院士、博士研究生、科學家、學者的研究證明這種藥好。盡管廣告詞的作者并不十分清楚這些頭銜哪個大？但他盡可能把社會上對知識分子各種稱謂都羅列出來，以顯示權威性。
這種說服力主要靠概念——社會上的某種共識講述一個意義支持，有賴于觀眾對畫面的“良苦用心”的理性解讀，而不是靠“閃爍跳躍”的畫面吸引觀眾的眼球。這類廣告如果離開了大陸的文化環(huán)境，同樣令人費解。
（三）
以上分析得出四點結論：
1、意識形態(tài)并非一組靜態(tài)的世界觀，而是不斷由意識形態(tài)國家機器日常運作中復制出來的動態(tài)社會實踐。實踐過程也是個體對自身、對其他人與社會關系的認同過程。所以，我們每個人都在意識形態(tài)的管轄下，臣屬于它。[18]也就是說，意識形態(tài)國家機器在運作過程中將人們塑造成符合優(yōu)勢團體利益的意識形態(tài)主體。大陸和香港有著同種文化傳統(tǒng)（漢語言文化）的血脈，這是兩地文化相同的前提。同時，也存在較大差異。政治制度以及與這種政治制度相關的意識形態(tài)是這種差異的生產前提。當我們把差別放在文化形態(tài)層面尋找原因時，意識形態(tài)的差異凸現(xiàn)出來。在有可能對廣告創(chuàng)意形成影響的諸多因素：地域差異、語音差異和習俗差異等中，意識形態(tài)的差異也最大。
2、在大陸作為意識形態(tài)一部分的政治觀念由于和國家的行政體制的一致性，使其在意識形態(tài)的范疇：價值體系、日常生活觀念、行為規(guī)范等中處在了支配地位，其他方面都向政治觀念自然妥協(xié)。
3、這種自然妥協(xié)也可以理解為受政治控制，但是這種控制和國家利用政治機構強行控制不同，它主要靠貫穿在大陸泛政治化的話語環(huán)境中實現(xiàn)其目的。在這樣的話語環(huán)境中，任何的文化實踐都有一個不可突破的底線——國家的政治目標。
4、隨著大陸改革開放政策的繼續(xù)實施和大陸，政治“向北望”[19]，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經濟力量在社會構建過程的不斷增加分量，香港、大陸兩地政治會逐步溝通、妥協(xié)，因此，意識形態(tài)方面的差異有可能減弱。
注釋：
[1]《文化帝國主義》第20-30頁湯林森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版
[2]同上。
[3]《Representation：culturalrepresentationsandsignifyingpractices》P1-10StuarthallSAGEPublications97
[4]《消費文化與后現(xiàn)代主義》第16-17頁麥克·費瑟斯通著劉精明譯藝林出版社2000年5月版
[5]《文化研究讀本》羅鋼主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9月版
[6]《閱讀香港文化》第87-90頁吳俊雄等編牛津大學出版社2001年
[7]《電視與當代批評理論》第268-269頁RobertCAllen編李天鐸譯遠流出版社1993年版
[8]“顛覆”在此處是指對傳統(tǒng)和習慣的反叛?？芍^“反其道而行之”。
[9]《文化研究讀本》第22-23頁羅鋼等主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
[10]《電視與當代批評理論》第266-267頁RobertCAllen編李天鐸譯遠流出版社1993年版
[11]《Representation：culturalrepresentationsandsignifyingpractices》P1-10StuarthallSAGEPublications97
[12]《廣告！廣告》第145-146頁李悅著三聯(lián)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3年版
[13]《為我所用：廣告中的文化資源盜用》陶東風《中華讀書報》2001年6月3版
[14]隱喻：根據羅蘭·巴特的解釋，隱喻是指在完整意義的構建過程，在同一類符號（意義相近、相似、相對）中選擇一個適合在此處安置的符號的能力。參見《神話——大眾文化詮釋》p169-176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作者注：由于文化的差異，能夠歸入同一類的符號也有了差別。
[15]《后現(xiàn)代文化導論》第1-4頁康納著唐維敏譯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9年版
[16]
[17]同上第6-8頁
行政的德育——為德育而德育
德育是要根據學生的具體情況進行的，最具發(fā)言權的理應是班主任和學科老師，其次是學校的其他員工。但由于上級教育行政部門要貫徹上級指示、履行指導管理職責，德育便以行政命令的口吻予以布置，要求基層學校限時執(zhí)行，并輔以檢查、評比之措施，給學校施加壓力。
應該說，上級教育行政部門的德育觀是宏大的，也是站得高看得遠的，有一定的前瞻性和針對性。行政部門在做決策時，肯定也征求了德育專家和基層學校的意見，每年提出的德育實施意見應該說是慎重的。但上級的精神具體到學校特別是具體到每個學生時，是需要老師自己斟酌決定的，同時，也不能不看到上級的意見代表一種意識形態(tài)，教育行政部門實際上是在貫徹落實某種意識形態(tài)。
照理，德育應該是安靜的，無痕的，潛移默化的，但由于各方的重視以及德育政績意識影響，德育變得熱鬧了、氣勢恢宏了，變得好看了、好聽了，投入多了、級別高了，但至于實效，則被有意無意地忽略了。
作為基層的德育工作者，我們分明地感到活動多了，評比多了，檢查多了，做材料多了，但離真正的德育也越來越遠了；而且，為了應付檢查，不得不“缺德”作假……德育離初衷越來越遠。
教育行政部門也有無奈，知道做得太多了、管得太多了，但不做意味著不作為、不管就是不重視。然而，上級管得太多、指導得太細，不利于基層創(chuàng)造性地開展工作，沒有德育自由，也便沒有德育責任，基層的老師只要按部就班做就是了，責任也由上級承擔。
另外，諸多領域的紛紛“進校園”，也讓學校很無奈。我們似乎都有個誤解，當某種精神丟失了，就一定得從娃娃抓起，好像一抓就靈；當某種文化式微了，趕緊走進校園、“占領”校園，好像將來一定能夠開出燦爛的花……事實沒那么簡單，并不是所有的精神、文化和品質都得直接從娃娃抓起，學校更多的是做最基礎的工作。
功利的德育——不能承受形式之重
德育意味著心靈的對話，對生命的敬畏和對個體的尊重；德育因為有“德”而有力量。然而，令人憂慮的是，浮于表面的德育、形式的德育正以“主流”的面目出現(xiàn)在校園里，非常規(guī)的德育正變得習以為常。個中原因多多。
首先是作為德育任務的具體落實和操作者，學校不能不唯上。在唯上的過程中，不能不把上級的“一句話”演變成學校的一臺戲。德育成戲，便注重表演。有的學校每學期都會搞些大型活動，事先精心組織和彩排，乃至邀請上級領導，級別越高動靜越大，德育的效果過于偏重節(jié)目的精彩與否和演出的是否順利。即使班內搞活動，一般也是在老師的“輔導”下精心準備，從主題到過程到臺詞，無一例外。至于什么是檢驗活動效果的標準，那當然是領導的評價了。領導評價高，效果就好；受到越高級別領導的好評，德育效果就越好。
其次是操作者的功利思想導致形式主義泛濫。學校德育的管理者為了名利不顧學生成長規(guī)律，用轟轟烈烈的德育活動營造“良好的德育氛圍”、展示豐富多彩的“德育成果”。月月有主題活動。不管這個活動在本月有沒收到效果，到了下個月一樣會更換一個主題，以顯示主題的“多樣性”。有活動，就要有方案、有過程、有結果，活動結束后，還要有書面材料和總結、報道。除了活動，還要搞課題研究、開展德育論文評比。由于德育要裝的東西太多，德育無處不在，德育無處不抓，導致疲于應付，走向形式主義。
第三是德育缺乏真正的研究，導致用形式代替實質，用表演代替內涵，用取悅成人漠視學生的內心。老師很忙，負擔過重。負擔過重導致膚淺，不但沒時間研究教法，甚至怎么教育孩子都無法靜心思考。最應該懂得德育的，卻無暇走進學生的內心世界，找不到德育路徑，最后，干脆變得漠不關心，為活動而活動，為材料而材料。再看看報紙雜志，看看那些德育經驗，都不能不遺憾地感慨：無法復制。同時，也不無憂慮地想：德育關注學生的生命狀態(tài)了嗎？
狹隘的德育——因沉重而狹隘
應試教育之下還有德育乎？以班主任為例，更多的德育停留在紙上。因為要上交和接受檢查的內容太多了。有沒開展主題教育，看方案；有沒上班隊課，看備課；有沒家訪，看材料；有沒找特殊學生談心，看記錄；班級文化有沒更新，接受學校檢查；德育陣地有沒組織活動，看簡報；班主任會議有沒參加，看簽名；衛(wèi)生搞得怎樣，接受少先隊小干部抽查……為了加強班主任隊伍管理，不少學校還出臺了“班主任考核條例”，定期評選“優(yōu)秀”“合格”班主任。班主任什么都管，心理負擔很重、承受的壓力很大。學校的很多活動的實際操作者都是班主任，忙于應付的他們疏于學習、疏于走近學生，最終只好簡單化德育，把寫好要寫的材料當做是最重要的任務。
漸漸地，老師們習慣了推卸責任，而缺少了自責的勇氣，習慣了埋怨學生，而缺乏反思自己的胸襟。事實上，學生問題的根源大多在教育者身上，但我們的德育是“遵命”德育，缺少自由，也便無須承擔過多的責任。德育的瞎折騰是反德育的行為，是偽德育，作為一線老師尤其是班主任，可謂深受瞎折騰之害，其中最重要的：一是做假德育。不僅老師自己作假，說假話、做假事、造假材料，還“引導”學生說假話、寫假文章、開展假活動。二是不研究德育。德育是一門學問，一個老師如果缺乏基本的心理學、教育學知識，工作中就會固執(zhí)己見，不知道尊重學生，憑經驗從事德育。殊不知，我們的教育對象是紛繁復雜的世界，用同一把鑰匙是沒法洞開其門扉的。
一、少教多學模式的教學理念
少教多學模式的構建主要遵循如下幾種方式:教師是課程內容的引導者，引導學生學習文中語境差異、用詞方式的不同，及所要表達的主題思想之后，讓學生進行深度閱讀，與教育學進行結合。當學生在文中遇到難以理解的字詞、文章的引申含義之后，教師對其進行指導;課本中所選取的文學作品是為了向學生傳遞某種情感、價值，或者是教授某種知識和技能，所以教師要將內容引申，將自身的經驗與學生的角度進行結合，讓學生獲取知識的同時健康成長;教師要在課堂的前10分鐘讓學生了解文章，講授重點或者具有特色的知識點，然后讓學生自由閱讀，指出文章中學生所認為的知識點，以及無法理解的內容。教師不要直接解答，以學生多次閱讀并與同伴交流的方式予以解決，最后教師對其進行歸納。
二、少教多學模式的構建
1．創(chuàng)建交流環(huán)境
交流是學生對文章內容的理解進行碰撞的過程，是學生新的知識體系形成的重要方式。例如《女媧造人》的課程，首先讓學生討論從電視劇、圖畫書所了解的開天辟地的故事，然后引出世間萬物的生長。其次讓學生根據神話故事，討論女媧的出現(xiàn)對這個世界的影響。再次讓學生想象女媧具體的造人步驟和使用的材料，以及為了保證人類的世代永存而采用的方式。最后讓學生閱讀文章來檢驗其所討論的結果。同時，教師為了拓展學生對世界各個民族在造人方面的了解，引入西方的造人故事，將其與中國的造人故事進行對比，進而讓學生再度思考。教師拋出多個問題，創(chuàng)建交流環(huán)境，學生在不停的思考和交流中掌握文章的內容，并對此知識體系進行深入理解。教師只有綜合利用各種資源，并且為學生建立一個立體的知識結構體系，才能夠讓不同層次的學生掌握相應的知識能容，進而幫助學生建立系統(tǒng)、完善的知識體系。
2．鼓勵學生發(fā)言
發(fā)言是學生邏輯思維、語言表達能力的重要體現(xiàn)。教師通過學生的發(fā)言，可以了解學生的觀點、看法，以及思維發(fā)展的變化。教師將課堂留給學生，鼓勵學生多發(fā)言。例如講《過故人莊》時，教師首先通過課前導入環(huán)節(jié)，向學生提問對于詩人孟浩然的了解情況。既能夠檢驗學生在課前準備的程度，又能夠為接下來學習孟浩然的詩詞提高興趣。在講解的過程中，教師要時刻與學生保持互動，并且對于學生好的提問進行獎勵，進一步增強學生提問的踴躍傳程度和發(fā)言的積極性。比如教師可以提問學生“這首詩算是田園詩嗎?”有的同學會說，這首詩算是田園詩，因為詩歌中有大量的田園風光描寫;也有學生認為，這首詩的主題并不在于田園生活的表達，所以并不能夠算是田園詩。在這樣的情況下，學生只要提出了合理的觀點就是值得教師鼓勵的。通過鼓勵學生從不同的知識點出發(fā)來闡述其對文章內容的理解，展開不同的討論，就可以在交流的過程中來掌握學生對文章的理解程度，以及學生對于同一個問題所展現(xiàn)的思維意識形態(tài)，進而培養(yǎng)學生獨立學習語文知識的能力。
3．培養(yǎng)學生歸納總結的能力
一、創(chuàng)設輕松自由的課堂教學環(huán)境促進教學
在教學過程中教師可以結合課本上的內容，選擇一些學生感興趣的、能引發(fā)不同觀點或引發(fā)更深次思考的話題。許多學生不重視、不想學政治?，主要是他們認為政治不是老生常談，就是高談闊論，與己無關。高中政治的哲學部分和經濟學部分還略微好些，而政治學部分很多學生就用“假、大、空”來形容。可見我們的政治教學在過去是多么失敗的一個結果。政治課的教學，不管是對老師來說，還是對學生來說，都成了一份苦差事。解決這個問題，就要徹底轉變以往的教學過程中教師生硬、平鋪直敘式的教學語言，要用彩色的語言、動感的語言融合積極愉快的情感來調動學生參加活動的積極性，激發(fā)學生對活動的興趣和主動參與的動機。教師在上政治課時，充分運用體態(tài)語言來傳達自己對知識的理解、對知識點的強調，同時也運用肢體語言和情態(tài)語言來表達教師自身對知識、對學生、對課堂的情感。在語氣上，通過輕重、緩急、抑揚、快慢等變化進行教學，在語態(tài)方面，以平等方式、交談方式進行情感教學，體現(xiàn)對學生的理解、信任和尊重，達到情感上的共鳴，建立起平等、和諧、融洽的關系，在其樂融融的學習環(huán)境下，學生的學習興趣?自然?就激發(fā)出來，主動性自然就發(fā)揮出來，也就不再有政治課毫無生趣的結果了。思想政治課的說服力、感召力極大部分來自于教師授課的語言力度、語言技巧、語言風采。
二、精心上好每一堂課，向課堂要效果
素質教育下，我們確實應采取有效措施，在各個環(huán)節(jié)上切實樹立精品意識和高效觀念，構建高效課堂教學模式，精心上好每一節(jié)課。
首先，明確上課目的。課前思考本節(jié)課的教學內容是哪些，哪些是重點，哪些是難點，教師在備課的時候必須明確這點。教師必須要把課上好，在這里備課就是一個十分重要的環(huán)節(jié)，備好課是上好課的先決條件，備課必須“全方位”，包括備大綱、備教材、備學生、備教法、備學法、備習題、備教學手段，不照搬教案，不機械套用參考書；備重點、備難點、備特點……總之，這些問題都要在備課中充分考慮到，才能在授課中收到實效。
其次，合理編排教學內容，進一步優(yōu)化教學流程，增強教學環(huán)節(jié)和教學活動的實效性，去除無效環(huán)節(jié)和無效活動，保證當堂完成教育任務，課堂教學中，特別要注意采用靈活多樣的教學方法，優(yōu)化課堂教學。我覺得教學方法應該不拘一格，只有教學方法的多樣化才能激發(fā)學生濃厚的學習興趣。
課堂上我們要避免“一言堂”和“滿堂灌”現(xiàn)象，為了向45分鐘要質量，我采用了“講、讀、練、議”多種教學方法，充分發(fā)揮學生的主體地位，讓學生思考、總結、落實，從而真正調動起學生的積極性和主動性，進而提高課堂效率。在教學內容的處理上，知識點既要全面，同時又要突出對教學中的重點和難點的講解，這樣，才能在有限的時間內解決好學習的內容，提高課堂教學效率。
三、注重時事簡評
新課程理念堅持基本觀點教育與把握時代特征的統(tǒng)一，時政教育不僅與高中思想政治課互相補充，而是也是高中思想政治課堂教學中非常重要的內容。我在對高三年級學生進行的一次“我最喜歡的選修課”調查中發(fā)現(xiàn)竟有一半以上的同學對“時事點評”這門課感興趣，這使我意識到加強時政教育是激發(fā)學生學習政治學科興趣的重要途徑，并且在時政教育中學生主體作用應該能夠得到很好的發(fā)揮。我結合高三政治課堂教學特點，在每節(jié)政治課開始的前五分鐘進行“時事簡評”，讓同學們對近年來發(fā)生的時事進行簡要評述。例如，伊拉克戰(zhàn)爭爆發(fā)后，美軍很快攻占巴格達，不久伊拉克總統(tǒng)薩達姆也被捉，這一系列事件引起了不少同學的震驚。于是我便要求大家關注事態(tài)的發(fā)展，并要求同學們做好準備對伊拉克戰(zhàn)爭進行簡評。上課了，幾位同學拿著事先準備好的講稿輪流上臺發(fā)言。使我感到驚喜的是他們能用國際關系的理論來闡述伊拉克戰(zhàn)爭的必然性，而不是簡單的情況通報或情緒發(fā)泄，也有同學試著從國家制度、社會意識形態(tài)等方面分析美伊沖突的原因，甚至有同學指出了這場戰(zhàn)爭對我國處理國際關系的借鑒意義。他們的發(fā)言都不長，分析也算不上精辟，但看得出事先都經過了精心準備，這個準備過程必然是一個思考的過程，他們獲取知識的能力、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也必然會隨著這樣的思考而不斷得到提高。更為可貴的是他們發(fā)言中所流露出來的人文精神和愛國情感，這種精神和情感又豈是僅憑教師的單純灌輸就能培養(yǎng)得起來的呢？這樣的課堂教學不正符合了新課程理念所倡導的“發(fā)展性”原則嗎？
四、整合課程資源
論文摘要：通過比較《中國當代詩歌史》《中國當代新詩史》《現(xiàn)代漢詩的百年演變》這三部新詩史對食指和朦朧詩這一個共同問題的不同闡述，可以較深入地探討新詩史寫作中不同的寫作立場、研究觀念和研究方法帶來的可能性和限度。這三部新詩史能讓讀者從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側面進入歷史，為我們閱讀詩歌營造了不同的氛圍，對讀者而言，它們是互補的，共同為我們闡釋那一段歷史，突現(xiàn)詩人詩作，使我們獲得一種對歷史的洞察和評判能力。
中國新詩在20世紀一百年的時間里面對不斷變化的現(xiàn)代經驗和語言質地，努力尋求詩歌文類的發(fā)展和穩(wěn)定。新詩的浮沉隱顯背后糾結著復雜的歷史因素，這一混雜著問題與答案、充滿著期待與受挫、交織著追尋與壓抑的過程，給今天的人們留下了許多思考和談論的空間，也為新詩史的撰寫者提供了更多的“可寫性”。在深入寫作對象內部進行細致考察的基礎上，新詩史的寫作也表現(xiàn)出對以往研究范式和研究格局的反思和突破。近兩年問世的《現(xiàn)代漢詩的百年演變》…《中國當代詩歌史》和《中國當代新詩史》(修訂版)為新詩史的寫作拓展了新的空間，顯示了不同的研究觀念和研究方法帶來的新詩史風格和面貌的不同。下面僅以這三部書對1980年代“食指”這個詩人的不同闡述為例，探討新詩史寫作的可能和限度。
程光煒在《中國當代詩歌史》(以下簡稱程史)第十章《朦朧詩的出現(xiàn)》中，把食指作為第一個書寫對象。他在第一節(jié)“食指的意義”中，明確指出“朦朧詩的興起與食指本人不無關系”，“食指的出現(xiàn)，為朦朧詩在1970年代末的興起定下了基調”，并分析了食指的詩揭示的社會情緒、心理狀態(tài)的轉變，指出其在確立詩人自由意志和詩的美學觀念上的重要地位。閱讀這些文字可以明顯地感覺到寫作者是以一種詩人的激情、敏感和領悟進入敘述中的另一個詩人食指的創(chuàng)作和精神境界的，他擅長于從具體的詩句去揣摩食指的心理狀態(tài)、思想觸角、藝術感覺，從“情感”和“心理”的角度來把握詩人在那個時代的遭遇和命運，把握他與詩歌史的關系。借用書中的一句話，在多年以后，敘述者也是在“深情地回憶他們當時從這些詩中感到的巨大的情感力量”。這是一部個人色彩很濃厚的專著，具有一種對過往時代的豐富的想象力，對特定時代審美風尚的同情心和洞察力，寫作者以一種強烈的主體意識進入這段文學史，實際上是在一種自覺或不自覺的心理同構中解釋詩歌與世界、詩人與世界的因緣關系，重現(xiàn)了一個有血有肉的詩人形象，把詩人在當時的心理狀態(tài)以及他波及后人心靈的影響突現(xiàn)出來了。雖然寫作者也指出了這種“影響有時可能并不是直接的，它經常以‘間接’或其他方式顯示出來”。但是這部詩歌史始終是把食指作為一個“前驅者”，作為“一個不同尋常的時代的象征”來敘述的。作者在這個問題上先是花了大量的筆墨從“時代象征”的角度確立食指的貢獻，然后在這一節(jié)的最后一個小段里面才用很少的篇幅尖銳地點出了食指無法超越自身歷史局限的缺憾，在1980年代后的詩壇由一個“時代的象征”變成“處于一個不很重要的位置上”，正是由于他“身上這種極其鮮明、自覺的時代特征”，由于“他始終擺脫不了為時代‘立言’的身份寫作”。這種對比是非常明顯的，不管寫作者主觀上有沒有這樣一種努力，但是客觀上確實造成了這樣一種鮮明的閱讀效果。這樣一種不回避敘述者價值立場的判斷很鮮明地為讀者凸現(xiàn)了食指這個詩人在文學史上的境遇和地位。
程史以詩歌史上的重要詩人詩作和詩歌現(xiàn)象為主要的考察對象，在把握和展現(xiàn)當代詩歌的發(fā)展軌跡和藝術規(guī)律上采用的是一種“回溯式”的眼光和立場，把經過時間的檢驗和沉淀后浮現(xiàn)出來的重要問題挑選出來進行評論，確定它們在詩歌史上的地位和意義。這種寫作方式致力于一種“想象性的歷史重建”]，把詩人詩作和詩歌現(xiàn)象按照它們作為“歷史事件”出現(xiàn)的年代和先后次序進行“線性”編排和考察，在給出一個清晰明白的歷史線索的同時，卻也主動地過濾掉文學生產過程中的許多“非線性”的枝枝蔓蔓。歷史的文學現(xiàn)象，有時并不如我們所想象和描述的那樣，嚴格按照時間的前后有序地呈現(xiàn)，某些文學現(xiàn)象作為一種“歷史事件”和一種“文學事實”在時間上常常是不一致的，這里面涉及了諸多復雜的主觀因素，也隱含了一些令人迷惑不已的歷史偶然性。它提醒我們質疑研究對象輕而易舉地“進入”詩歌史、成為史家敘述對象的合理性，提醒我們關注某些詩歌現(xiàn)象在詩歌史上的非正常遭遇，也為我們的詩歌史寫作提示了另一種“敘述”的可能。
洪子誠的《中國當代新詩史》(以下簡稱洪史)給予了我們一些新的啟示。這部新詩史將更多的精力和筆墨放在了詩歌史交錯駁雜的歷史語境的梳理和描述上。它努力地把作家作品“還原”到“歷史情境”中去觀察，看看它們“有什么樣的和歷史關聯(lián)的形態(tài)特征，還有這種特征的演化的情況，關注這種形態(tài)產生和演化的環(huán)境與條件”。在這種“歷史批評”中，史家關注的不單單是詩人詩作和詩歌現(xiàn)象，更是它們“產生”和“構造”的過程，也即“那些被作為事實陳述的事情是如何成為事實的”。在對食指和朦朧詩的敘述中，這種研究方法主要體現(xiàn)為不是確定和突現(xiàn)食指在當時社會的影響和文學史的地位，而是力圖以一種同步的姿態(tài)和眼光來考察和敘述食指是如何在文學史的敘述中被發(fā)掘的。
食指的詩歌創(chuàng)作實際上始于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但是，食指的被接受，特別是他在文學史上的被確認，卻是1980年代中后期的事情，食指是被追敘的“先驅”，他的詩歌創(chuàng)作和他詩歌地位的確立是不同步。洪史就是要還原這樣一個歷史的面貌，讓讀者意識到在詩歌史的發(fā)展中，詩人可能要經歷被掩埋、被忽視而后才被發(fā)掘和重新重視的命運。
作為一種“歷史事實”，食指的詩歌創(chuàng)作在先，朦朧詩這一詩潮的運動在后。但是作為一種“文學現(xiàn)象”，《今天》的出版和朦朧詩的論爭更早為人所知，而“食指”是伴隨著1980年代后期對朦朧詩的改寫和“重敘”才成為一種“文學事實”的。“歷史事實”和“文學事實”之間的錯位折射出來的是朦朧詩內部在詩歌觀念、詩歌探索方向，和詩人在“詩歌場域”中的位置等的矛盾。它彰顯了詩歌潮流、詩歌秩序在生成和構造過程中的復雜性，暴露了一些被遮蔽的問題，提示我們對文學現(xiàn)象作更細致的辨析和考察。洪史在“食指被確認”這個個案上采取的敘述策略是從《今天》這個刊物在當時的出現(xiàn)、出版情況、它的遭遇來切入對朦朧詩的敘述，提供了有關朦朧詩發(fā)生時的政治氣候、文化氛圍和意識形態(tài)等這樣的一個“詩歌場域”，跟蹤、考察、描述了當年的地下詩歌是如何進入官方的刊物，如何引發(fā)論爭，造成了什么社會效應，又是如何被接受和承認的。在梳理完朦朧詩的發(fā)生背景之后，才在第三節(jié)談到了“地下詩歌”的發(fā)掘與食指。寫作者采取了一種更為審慎的態(tài)度，在行文中盡量避免“歷史敘述”對“文學事實”的破壞和歪曲，借助對“文學事實”的自然呈現(xiàn)，敞開封閉的歷史情境，為讀者保存多一點歷史演進過程中的真實足跡，讓讀者能夠借著這些去“接近”那一段歷史，去“觸摸”歷史的豐富細膩性和它不可重復的獨特性。
很明顯，程史和洪史所秉持的寫作立場、角度和主體意識是很不相同的。程史是用生命激情擁抱寫作對象，對對象給予了理解和同情，表達了贊賞和惋惜。而洪史則是在努力地克服主觀視野的遮蔽性，盡量排除寫作者的主觀干擾，隱藏個人的價值尺度，以求更客觀地接近歷史。因為深知任何一種歷史的寫作活動，“都會受到某種‘隱蔽目的’的引導、制約，研究者的歷史觀，他對事情的觀點、趣味，必定要投射到他對‘過去’所作的敘述中。”所以洪史自覺地拉開了敘述者與敘述對象的距離，將“研究對象作為獨立的存在，承認它具有獨立的語境，”以一個旁觀者對過往的詩歌現(xiàn)象進行審查，揭示其內在的邏輯。在具體的操作上表現(xiàn)為，在詩歌史的正文敘述中只說出一些基本的事實，同時在注釋中引入一些當事人的回憶或在其他場合的發(fā)言，來補充和還原他所敘述的歷史情景。正文和注釋之間存在著一種“互文性”的關系，互相質詢和印證，卻不給出明確的評價。洪史打開了這樣的一個空間，用注解的方式為人們提供更多歷史材料——比如一些在當時是劍拔弩張的，而在現(xiàn)在看來確實非常有趣的爭辯——讀者可以按圖索驥，在豐富的史實中尋找答案。這種文學史的寫作范式，延伸了我們的思考，體現(xiàn)了一種對被“歷史敘述”本質化了的“歷史真實”的探尋，以及一種對新詩史寫作本身的反省。
任何文學史的寫作都要面臨“文學”和“史”的矛盾?！拔膶W”是文采飛揚、搖曳多姿的，它是一種想象性藝術，交織著多層意義和復雜的關系。而“文學史”始終是一種濃縮，力圖從文學的豐富復雜中提煉概括出一些具有本質規(guī)律的東西。“文學”的繁復性和“文學史”的簡約化是始終矛盾的一種張力，是所有文學史寫作都要面對的難題。詩歌史也不例外。面對中國新詩史上涌現(xiàn)出來的眾多詩人、詩作，紛繁復雜層出不窮的詩歌現(xiàn)象，面對新詩與社會政治、倫理道德、文化觀念的膠著和糾葛，洪史更多的傾向于歷史的考察，采取了一種較為“兼容”的藝術立場：“在尊重詩的藝術特質的范疇內，繁復矛盾與單純和諧是可以并存的美學風格。向社會性方面傾斜與向人的心理、意識層面的開放，可以構成互補的關系。”。以求更全面、客觀地呈現(xiàn)歷史。而王光明的《現(xiàn)代漢詩的百年演變》(以下簡稱《演變》)則選擇從文學的、審美的立場出發(fā)，對百年的新詩史進行一番新的審視。它致力于梳理新詩與現(xiàn)代語境、現(xiàn)代語言的復雜糾纏，從詩歌形式與語言藝術的角度人手，圍繞詩歌的本體問題，追尋“現(xiàn)代漢詩”的美學與語言的現(xiàn)代重構。作者將對“現(xiàn)代漢詩”的文類秩序、語言策略和象征體系的考察貫穿到每一個階段的思考中，辨析它們的差異和延續(xù)在各個階段的表現(xiàn)。這樣一種對新詩本體的關注和執(zhí)著的探索，也體現(xiàn)在他對食指和新詩潮的闡述中。
1980年代，是詩與意識形態(tài)糾纏迎拒的時代，在這樣一個時代里，人們習以為常的意識形態(tài)詩歌被當成了“常質”，而新詩潮卻成了“異質”的詩歌?！堆葑儭窂脑姼杷囆g的角度來反思這種現(xiàn)象，指出新詩潮的這種“異質”其實是詩歌的“常質”，詩歌回到了個人有話要說的前提。這就把整個新詩潮從“詩質”的角度納入到“百年漢詩”演變的軌道里，納入到寫作者審視和考察的范圍內。寫作者從新詩潮被質疑的歷史命運和爭論不休的詩歌現(xiàn)象中抽出身來，從詩歌的想象方式和主體確認上考察食指的詩歌創(chuàng)作，指出食指的詩恢復了真正的人性，加入了個人的生活細節(jié)、個人的感應，第一次把情感定位轉向個人的內心真實經驗。他的詩在那個非常態(tài)的時代告訴人們，“詩原來可以這么寫”。這就從詩歌本身的藝術規(guī)范上肯定了食指的價值，肯定了他的探索在文學史上的意義。從這個角度來書寫食指，為讀者進入和理解朦朧詩打開了一個新的窗口，提醒讀者要從主體意識的覺醒的角度去看待后來北島、多多等人的寫作，理清這一代詩人的“經驗的質”和“思維向度”，分辨他們從中提取了什么。這種分析和理論思辯其實是立足于對詩歌本體要求的自覺追求，在中國新詩尋求現(xiàn)代性的過程中，食指的詩因為真誠地回到內心，回到人的基本問題，重新確立了詩人的主體意識而顯示了他對新詩的貢獻。《演變》進一步指出，當時人們對新詩潮的接受，主要是因為它重現(xiàn)了人的價值，是個人話語空間的建立，而本質上不是對詩歌的語言形式和美感的體認，簡言之，更多的是發(fā)現(xiàn)了“詩質”而不是“詩藝”。這就把對新詩潮的思考落實到詩歌的審美本質上來，揭示出它的局限和不足，從而也就指認了食指和新詩潮在百年新詩史鏈條中的意義。
什么是我們今天發(fā)展哲學已有的“思想材料”呢？廣義地說，馬克思哲學的原生形態(tài)、次生形態(tài)和再生形態(tài)（這里所謂“原生形態(tài)”、“次生形態(tài)”和“再生形態(tài)”是借用了高齊云先生的提法。參見《哲學體系的原生、次生、再生形態(tài)》，中山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當代研究的成果，包括當代西方哲學的成果，推而廣之，人類文明的一切已有精神成果，都是我們今天發(fā)展哲學的“思想材料”。當然，對這些思想材料不能沒有一定的鑒別和取舍。而我認為最值得我們珍視的，應該是馬克思哲學的原生形態(tài)，這也是本文提出“回到馬克思”的用意所在。這樣說的理由是：馬克思哲學的原生形態(tài)是真正能夠代表和體現(xiàn)馬克思哲學精神實質的理論形態(tài)，它是我們繼續(xù)發(fā)展馬克思哲學的可靠理論基礎。
之所以要提出這個問題，是因為長期以來，以斯大林1938年9&127;月發(fā)表的《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一文為藍本的，從前蘇聯(lián)移植過來的傳統(tǒng)教科書體系模式，已經在不少人的頭腦中根深蒂固，乃至被視為哲學的標準模式和惟一正統(tǒng)的形態(tài)。也就是說，哲學的次生形態(tài)和再生形態(tài)，取代了本應由馬克思哲學的原生形態(tài)占有的地位。
我之所以特別提出要回到馬克思哲學的原生形態(tài)，還因為在我看來，次生形態(tài)和再生形態(tài)的哲學與馬克思哲學的原生形態(tài)之間，存在著重大的區(qū)別。這種區(qū)別不是枝節(jié)性的，而是根本性的。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那就是：次生形態(tài)和再生形態(tài)的哲學未能充分體現(xiàn)馬克思哲學的原生形態(tài)的精神實質，甚至可以說它們在一定程度上背離了馬克思哲學的精神實質。
事情是否如此呢？這里擬從哲學觀的視角作一些分析。
所謂“哲學觀”，簡略地說，就是哲學的自我觀照或哲學家的自我意識。它是哲學家對與哲學活動本身有關的一些根本性問題的觀點、看法和態(tài)度。這些問題包括哲學的主題、對象、性質、方法、結構、功能、任務，哲學的產生、形成、發(fā)展和未來命運，哲學與現(xiàn)實、哲學與時代、哲學與其他文化活動的關系，哲學活動的目的、意義與價值，哲學家的形象及其在現(xiàn)實社會生活中的角色，等等。其中，哲學的性質問題或“哲學是什么”的問題，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可以說是哲學觀的核心。
邏輯地看，“哲學是什么”的問題可以解析為這樣三個問題：“哲學曾經是什么”、“哲學將來是什么”和“哲學應該是什么”。前兩個問題涉及的是“哲學是什么”的事實層面（既定事實和推定事實），關于它們的定義可稱之為哲學的描述性定義；后一個問題涉及的是“哲學是什么”的應然層面，關于它的定義可稱之為哲學的規(guī)范性定義。
描述性定義屬于“史”的視角。從哲學史上看，“哲學是什么”不可能有一個最終的規(guī)定。一部哲學史，同時也是哲學觀的演變史。如何看待哲學中具體觀點的演變，需要有一種哲學史觀；如何看待哲學觀本身的歷史變遷，則需要有一種哲學觀的哲學史觀。從哲學觀的哲學史觀看，一種哲學一經形成，即成為歷史，它的理論框架、概念系統(tǒng)和思維方式一旦被凝固化，對探求新知和哲學的發(fā)展就會起阻礙作用。真正的哲學，應當成為“去蔽”者而不是“遮蔽”者。
規(guī)范性定義屬于“思”的視角。哲學研究者所憑借的就是“思”，最好是切己的“思”。從思的視角看，每一個從事哲學研究的人，都不可避免地要對哲學作出自己的理解和規(guī)定，否則就不可能展開其理論活動。哲學家個人對“哲學是什么”的規(guī)定，實際上是他對哲學的一種理解，即他認為“哲學應該這樣（是什么）”?！皯摗钡膯栴}，要求哲學家必須保有自己的價值立場。從一定價值立場出發(fā)的一定的哲學觀，是哲學家自己為自己設定的哲學規(guī)范。它不僅是哲學家全部理論活動的邏輯起點，是他進行理論活動必須遵循的原則，而且是他全部理論活動所要達到的結果和目的。
當然，上述兩種視角又不是完全無關、彼此外在的，事實上它們常常交匯在一起。也只有把兩種視角結合起來，即把“思”的視角和“史”的視角結合起來，把“思的歷史性”和“歷史性的思”結合起來，才能對“哲學是什么”的問題作出比較恰當合理的說明。而這就是要回答“哲學能夠是什么”的問題。這一問題的確切含義是：按照哲學發(fā)展的歷史，和它在今天所達到的水平，什么樣的哲學才算得上我們時代里真正的哲學。
馬克思的哲學觀，是馬克思對哲學的規(guī)范性見解。馬克思在創(chuàng)立自己的新哲學時，并沒有刻意為它制定一個一勞永逸的體系，甚至也沒有給哲學下過明確的定義。他的哲學觀，是通過一系列論戰(zhàn)性著作來表述的。
早在1842年《萊茵報》時期，馬克思就意識到哲學與現(xiàn)實世界的“相互作用”，表現(xiàn)出反思辨哲學的傾向。這一思想傾向，在隨后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和《神圣家族》等著作中得到了進一步發(fā)展。并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和《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中終于形成為明確的哲學觀。在這里，馬克思又加進了批判包括費爾巴哈在內的一切舊唯物主義的新因素，從而使自己的哲學觀與一切舊哲學觀劃清了界限。
第一，馬克思哲學的產生宣告了那種超越實證科學的玄思哲學的終結。就根本性質而言，馬克思哲學不再是提供什么終極真理知識的理論，既不是尋求一切存在背后的所謂隱秘本性或終極本體的理論，也不是妄想為世界建立統(tǒng)一體系、提供世界整體圖景的理論。它把傳統(tǒng)的形上本體論哲學作為一種過時的哲學形態(tài)遠遠地拋在了自己身后。
第二，馬克思哲學的基本精神，是科學的批判精神。早在馬克思哲學形成初期，馬克思就提出：“我不主張我們豎起任何教條主義的旗幟”；“新思潮的優(yōu)點就恰恰在于我們不想教條式地預料未來，而只是希望在批判舊世界中發(fā)現(xiàn)新世界”；“如果我們的任務不是推斷未來和宣布一些適合將來任何時侯的一勞永逸的決定，那末我們便會更明確地知道，我們現(xiàn)在應該做些什么，我指的就是要對現(xiàn)存的一切進行無情的批判，所謂無情，意義有二，即這種批判不怕自己所作的結論，臨到觸犯當權者時也不退縮?！薄恶R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6頁）這一體現(xiàn)新哲學原則精神的思想，為馬克思一貫堅持和重申。
然而，傳統(tǒng)教科書及其所代表的馬克思哲學的再生形態(tài)，并未鮮明地體現(xiàn)馬克思的哲學觀與舊哲學觀的本質區(qū)別。相反，它沿襲了舊哲學關于哲學問題的許多非科學的提法。例如，把馬克思哲學看做也是主要回答“世界的本原是什么”、“世界的構成和本性是什么”、“整個世界的本質是什么”等問題的理論。這是把馬克思哲學“本體論化”的表現(xiàn)。無數事實已經證明，哲學不可能代替科學和實踐經驗去回答世界“是什么”的問題；回答世界“是什么”的工作，只能由實踐經驗和科學知識來提供和完成；以超驗、玄思的方式和姿態(tài)發(fā)言的，只能是夢囈和偽科學。至于傳統(tǒng)教科書所體現(xiàn)的哲學再生形態(tài)，把哲學變成遷就眼前的注解性工具，更是嚴重背離馬克思哲學的批判精神。“有”版權所
關鍵詞： 基本原理概論課程 教學改革 教學范式 理論聯(lián)系實際
一、“馬基”課程教學存在的問題
根據“05”方案，全國各高校自2007年9月起正式開設了“基本原理概論”課程（以下簡稱“馬基”），至今已整整六年。六年來，我校教師和國內同仁從理論和實踐兩個層面對“馬基”課的教學進行了研究和實踐，在教學方法上做了許多有益的探索，但教學效果并不明顯，與預期目標還存在很大差距。
1.教學內容以教材為主?！榜R基”課教材與社會的客觀實際存在一定的脫節(jié)現(xiàn)象，學生學習“馬基”不是為了訓練自己的思維方法和觀察、處理問題的能力，而是純粹為了應付考試，加之教學內容與中學同類課程存在重復現(xiàn)象，學生學起來沒有新鮮感，教師教起來感覺是“炒冷飯”。
2.教學方式上以講授為主?！?5”方案使“馬基”課容量增加，但教學課時數卻沒有增加反而減少了，這使得不少教師為了完成教學任務，在課堂上一講到底，使“馬基”教學變成機械式的理論灌輸；有的老師則過于依賴多媒體教學方式，由過去的滿堂“人”灌變成滿堂“機”灌，照“機”宣科現(xiàn)象嚴重；還有的老師則為了迎合學生感性化、世俗化的需求，用花里胡哨、眼花繚亂的PPT等經驗層面的例子吸引學生，使馬基課教學演變?yōu)樵砑訉嵗虒W，出現(xiàn)不同程度的經驗化、常識化甚至庸俗化傾向。
3.考核方式單一，主要采取閉卷考試的形式。這種方式很難綜合考量學生的理論思維能力、創(chuàng)新能力等，在這種評價方法下，學生高分低能，按部就班，部分學生平時不努力，考試前“突擊”，抄筆記、背答案，靠投機取巧過關。
總之，現(xiàn)有的“馬基”課程教學還沒有擺脫單純的意識形態(tài)的宣傳，這在相當程度上導致了“馬基”教學中的“板”（把理論當成現(xiàn)成的結論，板起面孔，以宣示絕對真理的姿態(tài)去解說教科書的內容）、“散”（把理論當做枯燥的條文，以“原理加實例”的方式講解理論）、“淺”（把理論當做說教的材料，照“機”宣科，回避理論自身的難點和現(xiàn)實向理論提出的問題），總體上還沒有完全擺脫傳統(tǒng)的“以教材為中心，以教師為中心，以課堂為中心”的教學模式，這種教學模式雖能充分發(fā)揮教師在教學過程中的主導作用，教學效率較高，老師傳授系統(tǒng)的知識，使學生在較短時間內掌握豐富的知識體系，但缺點非常明顯。
第一，學生主體地位失落。忽視學生在學習中的主體地位，常見的情形是：老師在講臺上引經據典，說古道今，學生在講臺下無精打采，昏昏欲睡，或者看英語，玩手機；教師用大量的時間進行知識的系統(tǒng)講授，學生沒有思考問題、發(fā)現(xiàn)問題和提出問題的時間和空間，課堂生活單調、枯燥、乏味，學生學習態(tài)度消極被動。
第二，不重視學生創(chuàng)造個性的發(fā)展。學生獲得的知識非常有限，所學內容往往圍繞教師課堂講授的內容和需要考試的內容，不利于創(chuàng)新精神和創(chuàng)新能力的養(yǎng)成。
第三，對學生能力素質的培養(yǎng)缺乏科學的整體設計，缺乏科學精神的培養(yǎng)。在這種教學模式下，大部分學生缺乏探索問題的興趣和精神，論文抄襲、考試舞弊、學習功利性太強的現(xiàn)象時有發(fā)生。
二、改革“馬基”課程教學現(xiàn)狀的思路和方法
那如何改變現(xiàn)狀呢？如何克服障礙使“馬基”課程的教學取得良好效果呢？我校“馬基”課程組的全體老師進行了專題調研，在總結以往教學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提出了一些思路和方法：
1.對內容進行新的設計和整合，完善體系構架?；驹聿┐缶睿瑑群S富，如何在有限時間內精心設計出教學內容，講深講透，增強教學效果，是一個首先必須面對的問題。我們以為：基本原理概論不是哲學、政治經濟學等內容的簡單相加，而應該對內容進行新的設計和整合，那如何整合呢？一是要加強學科之間重要原理、最新研究成果的整合，理清它們之間聯(lián)系與發(fā)展的脈絡，從而完善課程自身內在的邏輯體系，使之完整地體現(xiàn)出原有的科學體系；二是要抓住它的精髓即貫穿理論體系的主線進行整合，這樣才有可能綱舉目張；三是在整合過程中，要注意與中學的政治課做好銜接工作，避免不必要的重復，同時可以節(jié)省有限的課時。
2.建構雙主體互動的教學模式，培養(yǎng)學生解決問題的能力。在教學過程中，學生既是教學的客體，又是教學的主體。如何調動主體積極性，激發(fā)他們的想象力、創(chuàng)造力和批判力，把原理內化為他們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呢？我們在課堂教學中嘗試了互動式的方法，通過如專題討論、辯論、演講等多種互動式教學方式，將理論學習內化為學生認識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具體來說抓好兩個環(huán)節(jié)：
一方面要認真設計和確定選題，指導學生完成選題。選題的設計要遵循以下幾個原則：一是要切合教學內容，教學首先是要完成教學內容，不論使用哪種教學手段都是為達到教學目的而服務的。二是選擇教學中的難點、熱點或與學生切身相關的問題，這樣才能充分調動學生參與教學活動的積極性和主動性。三是要兼顧學生的差異性和任務的難易程度。既要使學生真正掌握選題中包含的新知識、新技能，又要給學生留下自由發(fā)揮的空間，培養(yǎng)其思辨性和創(chuàng)造性。在具體操作中，注意以學生的獨立自主學習和合作討論為前提，以現(xiàn)行教材為基本探究內容，以學生周圍的世界和生活實際為參照對象，為學生提供充分表達、質疑、探究問題的機會，讓學生將自己所學的知識應用于解決實際問題，鼓勵學生自主選擇、自主探究，指導學生收集、整理相關資料，尋找相關的幫助及解決問題的大體思路。
另一方面要精心組織課堂教學，營造民主和諧的互動教學氛圍。在課堂討論、辯論等組織中，教師應把自己視為教學活動的“組織者”而不是單純的“操縱者”，是學生學習的“促進者”而不是“命令者”，是幫助學生成長的“知心朋友”而不是手握真理的知識權威。如在課堂討論中，教師要主動觀察學生，認真傾聽他們的發(fā)言，注意做好“疏導、調節(jié)、過濾”工作。所謂“疏導”，包括兩層含義：一是解除學生對課堂討論的種種疑慮，鼓勵學生踴躍發(fā)言；二是消除學生在課堂討論開始后的觀望心理，把課堂討論迅速推向，如果出現(xiàn)“冷場”現(xiàn)象，就要采用“點將”的方法，讓學生骨干打響第一炮，打破課堂的靜寂，使課堂討論順利展開。所謂“調節(jié)”，就是在課堂討論進入后，教師要有意識地對學生的發(fā)言進行調控，使學生的發(fā)言在班與班、男生與女生的比例上達到均衡。所謂“過濾”，是指教師在課堂討論結束前，對學生的各種觀點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的綜合講評，對學生的各種觀點進行“過濾”、“篩選”，使學生既辯明是非、真?zhèn)?，又掌握所學的原理。同時，要及時客觀地進行選題過程的總結，探索如何激勵學生自主學習，并在此過程中創(chuàng)造出自學、自識、自理、自獎等一整套引導和幫助學生進入自主學習狀態(tài)的教學組織管理新模式，培養(yǎng)、鍛煉和提高學生自主學習與協(xié)作學習的能力。
3.設置社會實踐教學環(huán)節(jié)，使理論密切聯(lián)系實際。原理概論課程教學目的不是單純的知識傳授，而是在于通過對原理的學習、理解和實際鍛煉，幫助學生樹立科學的世界觀，學會用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觀察、分析和解決問題，提高其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為達到這一目的，為使學生對基本原理有更感性和直接的認識，我們設置了社會實踐環(huán)節(jié)，確定了社會實踐服從和服務于課堂教學的原則，并要求社會實踐緊密聯(lián)系浙江省和我院實際。浙江省是民營經濟發(fā)展的大省，改革開放以來，思想解放，敢為人先，在經濟文化建設中有許多好的做法和經驗；我校又以經濟管理為特色，因此我院的社會實踐課應圍繞浙江特色，突出財經類院校的特點。在具體形式上，利用“十一”、“五一”長假或寒暑假安排社會實踐教學，深入工廠、農村、企業(yè)和街道等進行相關的社會考察、社會調查。
在實踐教學中，要注意抓好三個環(huán)節(jié)：一是注意把社會實踐和專業(yè)實習結合起來，讓學生在實踐中不斷提高自己的專業(yè)知識的運用能力和專業(yè)水平，不斷提高學生的思想政治素質，幫助他們理解和掌握基本原理，養(yǎng)成用辯證唯物主義觀點看待和解決問題的良好習慣。二是注重對學生主體人格的培養(yǎng)。通過實踐教學，加強學生學習動力系統(tǒng)的建設和良好性格的塑造，使學生樹立獨立思考、獨善其身的自主精神，渴求知識、勤于學習的求知精神，勇于探索、追求真理的科學精神等，不斷完善健全主體人格。三是注重形成有價值的科研成果。在有條件的情況下，可以組織學生帶著科研課題進行實踐教學，指導學生搜集第一手資料，進行實證分析、調查研究，形成有一定觀點、能夠指導實際的調研報告、論文等。
為使實踐教學取得預期效果，我們準備建立相應的考評體系，要求學生的社會實踐考察報告不少于三千字，格式為符合標準的論文格式，對在社會實踐考察活動中表現(xiàn)特別優(yōu)異的學生，在理論課考核、評優(yōu)等方面應給予適當傾斜。
社會實踐教學環(huán)節(jié)的設置，打破了傳統(tǒng)課堂教學的單一模式，使學生走入社會生活的拓展性空間，通過豐富的社會實踐，鞏固深化所學的知識，達到知行統(tǒng)一。采用實踐教學法，引導學生從課堂走入社會，讓學生貼近社會、貼近現(xiàn)實、貼近生活，使學生利用社會實際自己教育自己，進而在社會實踐中真正讀懂，信仰。
三、結語
高校的基本原理概論課程的教學是一項系統(tǒng)工程，這項系統(tǒng)工程中各個層次如何安排，才能達到整體最優(yōu)、局部最佳，使學生既學會用理論思考和追問，并將這種思考和追問運用于對世界、對社會、對人生的沉思和反思，指導行動，又得到最佳的能力培養(yǎng)，這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本文提出的一些想法，僅做拋磚引玉之用，愿大家都來探討這個問題。
參考文獻：
[1]孫文營.“基本原理概論”課整體性教學的影響因素及對策[J].思想理論教育導刊，2013.3.
【關鍵詞】新聞報道農民話語權權益保障
“三農問題”的核心是農民問題。解決農民問題涉及多方面措施，除了要解決好政策、資金、科技等方面的問題以外，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農民權利保障
大眾傳播媒介作為一種“點對面”的社會化傳播手段，在傳承社會文化遺產、充當社會“守門人”、使社會各部分為適應環(huán)境而建立和不斷調整相互關系，承擔教育、告知等社會責任中起著重要的作用。在解決中國三農問題的進程中也發(fā)揮著不可忽視的作用，具體到農業(yè)信息傳播，農民形象建構，農民社會地位改善等多方面，都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和義務。但現(xiàn)實是，大眾媒介往往忽略了如何讓農民說話和怎樣為農民說話這個課題，使農民未能真正擁有媒介話語權。
所謂話語權，簡言之就是說話的權利。它反映了一種信息傳播主體的潛在的社會影響力。而媒介話語權則進一步指該信息傳播主體借助于大眾媒介將自身的價值觀和意見傳達給受眾，并以此掌握控制社會輿論走向的主動權。話語權既是公民重要的權利同時也是其他權利得以保障的基礎之一。它不僅潛在地影響社會意識形態(tài)，更直接影響到傳播主體的經濟利益和政治利益?，F(xiàn)代意義的媒介話語權所強調的不僅僅是說話和發(fā)言的資格,它還指通過話語傳播影響輿論,塑造形象和主導公共事務的能力。媒介話語權的強弱是決定社會地位的重要力量。要解決媒體農民報道與農民話語權保障的問題，需要評析現(xiàn)有研究成果中各種觀點與爭議，澄清誤會與失誤，為未來的研究厘清思路。
關于農民新聞報道研究現(xiàn)狀
目前我國對于農民問題的討論大部分被社會學領域所囊括，包括農民的教育與管理問題，農民的社會心理的分析、農民的群體角色的分析。當然也有部分論及農民的權益保障問題，但把農民置于大眾傳媒中進行考察的文獻相較于農民問題的其他方面則顯得過于單薄。
從關于農民問題和媒介的相關文獻資料來看，研究領域主要集中在以下四個方面：
農民形象建構的研究，尤其是針對農民群體中的農民工媒介形象的研究。如《電視媒介對農民形象再現(xiàn)的偏差》、《女性農民工媒介形象的偏差塑造現(xiàn)象研究》、《大眾傳媒與農民工的關系研究――以人民日報對農民工的報道為例》、《重塑農民形象的思考》等。從這些研究中可以發(fā)現(xiàn)，媒介對農民形象的再現(xiàn)大都是一種誤現(xiàn)或低度再現(xiàn)。農民形象再現(xiàn)中存在的問題主要表現(xiàn)在兩個方面：一是農民群體選取方面。媒介報道多選取中年、男性農民群體或農村干部。二是對農民生活現(xiàn)狀再現(xiàn)片面。農民報道中的這些問題使得農民形象有明顯模式化趨向和刻板印象且不準確，不完整。
農民報道實務分析。如《誰為誰設置議程――從農民工問題的報道看議程設置》、《從失地農民看媒體作為》、《農民工報道中屬性議程設置的變化》、《農民工和市民作為受傳者的信息傳播內容之分析――北京市民與農民工之間信息傳播內容的實證研究》等，主要是對農民報道的傳播技巧、主題、思路、立意、創(chuàng)新等具體實務操作的研究。
大眾媒介與農村政治、經濟、文化發(fā)展的關系研究。最具代表性的是由南京師范大學方曉紅教授主持完成的“蘇南農村大眾媒介與政治、經濟、文化發(fā)展的互動關系”課題。其成果《大眾傳播與農村》以蘇南農村受眾調查數據為依據，用數據說話，詳細論述了大眾媒介與蘇南農村政治、經濟、文化發(fā)展的關系，提出了“農村的變革是媒介發(fā)展的動力”，以及“大眾媒介構建了農村與城市文明對話的平臺”等觀點。大眾媒介有力地推動了農村信息交流，這不僅僅體現(xiàn)在媒介所提供的信息本身，更為重要的是它對農村受眾觀念的影響。
對農民受眾的研究。如《論農民工的媒介素養(yǎng)教育》、《從受眾與媒體關系考察農民的媒介素養(yǎng)――以中部地區(qū)調查為依據》等一批研究農民受眾媒介素養(yǎng)和媒介接觸情況進行實證研究的成果。
農民話語權研究現(xiàn)狀
在中國知網數據庫中以“農民”為篇名進行檢索，得到數據顯示，2000年至2009年共有相關論文3208篇，再以話語權為關鍵詞進行二度檢索得到數據顯示有相關論文僅95篇。
如《試論傳媒中的農民工話語――以報紙為例》、《當代和諧社會視閾下的“農民話語權”研究》，《如何為農民分發(fā)“擴音器”――略論農民話語權的實現(xiàn)途徑》、《關于報紙中農民工報道的調查――兼析農民工話語權》等，這些研究成果從社會學、政治經濟學角度來探討媒介農民話語權，描述了農民話語權在大眾媒介中的的缺失狀態(tài)以及農民話語所承受的媒介話語歧視，初步探討了農民話語權實現(xiàn)的途徑。
在中國國家圖書館館藏資源中以“農民”為題名搜索到2330種書目，但以“權力”為關鍵詞進行二度檢索有11種。
從以上書目的題名中我們就可以看出這些學者主要從憲法學、行政法學、社會學、歷史學的角度來研究農民平等權的保護問題，涵蓋農民的平等權、農民的生命權、農民的人身權、農民的遷徙自由權、農民的結社權、農民的參政權、受教育權、發(fā)展權、環(huán)境權等，其中也包括農民的表達自由權，但沒有一種專門論述農民話語權的專著。
農民報道中的農民話語權保障研究存在的問題
無論是從研究的數量上還是研究的質量上來看，中國農民報道與農民話語權保障研究仍處于起步階段，各項研究都有待深化。反映在問題上，主要有以下幾個層面：
研究語料和數據選取范圍有限。以上研究主要以中央級黨報或專業(yè)性報紙，尤其是《人民日報》為研究對象，探討其反映出的農民話語權問題，而相對于中央級黨報和專業(yè)性報紙，以地方省級黨報農民報道為研究對象探討農民話語權保障的研究并不多。
研究理論單一。語言并不是一種客觀透明的中立傳播媒介，而是一種社會實踐，是社會秩序的介入力量，語言不單純反映社會，它通過再現(xiàn)意識形態(tài)直接參與社會事物和社會關系的構成。以往的大眾媒體和農民話語權研究理論雷同，大多數采用?？碌脑捳Z理論或是戈夫曼的框架理論，而運用批評話語分析理論，采用文本分析、內容分析，同時避免材料加觀點加結論問題的研究還很少，也不夠深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