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fā)布時間：2023-03-06 16:00:52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yōu)槟x了8篇的組織社會學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fā)，請盡情閱讀。
論文摘要:研究我國體育社會學界與國際同行之間的相互聯(lián)系，指出我國體育社會學界與國際體育社會學界之間的互動。國際體育社會學界給予我國體育社會學的創(chuàng)建與發(fā)展許多啟迪和借鑒，為中國體育社會學培養(yǎng)了專業(yè)人才，為國內更好更快地了解學科動態(tài)提供了方便，為我國體育社會學進入國際先進行列莫定基礎;我國體育社會學界豐富了國際學術界的理論成果，為issa的刊物出版發(fā)揮了作用，為各國學者的交流提供了平臺和便利，為發(fā)展中國家學者贏得了權利，為跨國合作研究發(fā)揮了力量。
在世界各國學術交流日益頻繁和密切的時代背景下，探索我國體育社會學界與國際同行之間的聯(lián)系，研究我國體育社會學與國際體育社會學之間的互動，既可以為今后我國體育社會學史研究提供素材，又可為我國體育社會學的對外交流提供理論參考和決策依據(jù)。
1中外體育社會學界的聯(lián)系與交往
國際間的學術交流與合作，對任何一門學科的發(fā)展和進步都是至關重要的。對于我國體育社會學來說更是如此，這是因為:第一，我國體育社會學起步較晚，國際上體育社會學的發(fā)展水平和成熟程度都高于我國;第二，國外同行的研究和經驗可以直接給予我們啟迪和借鑒。
1.1成果交流
1.1.1成果引進
我國體育社會學創(chuàng)建之初，引進借鑒國外的研究成果是一項重要工作。1981年，北京大學林啟武開始翻譯體育社會學方面的資料，成為第一個向國內介紹體育社會學知識的學者。之后，蔡俊伍、劉德佩、牛興華、王蘋、李樹怡等人也發(fā)表了介紹了體育社會學的文章。上世紀90年代初，劉德佩引進了奧地利格拉茲大學體育系g ·bernhard教授的問卷調查法，并向國內介紹了日本學者金崎良三設計的研究課題樣本，對我國體育社會學的研究產生了較大影響。21世紀初，清華大學出版社出版了美國杰·科克利(jay ·coakley)的《體育社會學一議題與爭議》( sport in society : issues and controversies )，使我國體育社會學界對美國體育社會學有了較為完整和清晰的認識。
從引進成果的來源看，有日本、美國、前蘇聯(lián)、加拿大、波蘭、奧地利、保加利亞等國家，其中以日本、北美和前蘇聯(lián)為主。這是因為:第一，這些國家一直處于體育社會學研究的前列;第二，早先我國留學生和訪問學者多集中在日本、北美和前蘇聯(lián)等國，熟悉這些國家的研究進展，具有引進這些國家成果的便利條件。
1.1.2成呆輸出
自上世紀80年代末，我國學者開始將體育社會學的研究成果介紹給國外同行。1988年《國際體育社會學評論》( ass)發(fā)表了我國王真、陳安愧和錢躍庭的論文《中國紡織女工的體育態(tài)度和參與狀況》，標志著我國體育社會學研究成果開始進人國際學術界;1989年，加拿大出版的《社會與閑暇》(l& s)又刊登了劉德佩的研究《體育與中國城市居民的閑暇生活》。翌年，孔祥安和牛興華等人在《國際體育社會學評論》(irss)上向國際同行介紹了我國體育社會學十年間的學科進展和主要研究。截止2008年底，我國學者在國際學術會議和刊物上發(fā)表體育社會學論文60余篇。這些成果引起了國際體育社會學界對我國體育社會學界的極大興趣。
1.2學者互訪
體育社會學在我國起步較晚，在創(chuàng)建初期，為了更好地向國際同行學習，我國曾多次邀請國外學者來華講授體育社會學。日本的影山健、近藤義忠，英國的j ·a ·mangan，韓國的林繁藏和金佰昌等學者都曾來我國傳授過體育社會學知識。
自1984年起，我國向日本、美國和前蘇聯(lián)等國派出進修體育社會學專業(yè)的訪問學者和留學生。僅“1985-1990年期間，我國留學生和訪問學者在國外進修體育社會學專業(yè)的有7人之多”。1990年以后，我國又陸續(xù)派出顧淵彥、蘇連勇、金育強、張文健、董進霞、寶勇武等人到國外進修體育社會學。他們回國后，大大增強了我國體育社會學的研究力量。 隨著我國體育社會學研究水平的不斷提高，國際影響逐漸擴大，進人上世紀90年代后，國際體育社會學術會議中開始出現(xiàn)我國學者的身影，一些國家前來邀請我國學者講學。目前我國已有蘇連勇、熊斗寅、劉德佩和盧元鎮(zhèn)4位體育社會學者應邀到國外講學和在國際會議上作報告。
1.3組織聯(lián)系
1964年6月，在日內瓦正式成立了國際體育社會學委員會(icss)(1994年，更名為國際體育社會學學會( issa) )。目前，issa擁有團體會員和個人會員260多個，分布在世界48個國家中。在issa成立的40多年間，對規(guī)劃和推動體育社會學的進步和發(fā)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1989年，我國學者劉德佩在前蘇聯(lián)學者h.. и.巴諾馬廖夫的推薦下，成為issa組織的會員，也成為我國最早加人issa的學者。隨后，我國呂樹庭、李小英、金育強等人也陸續(xù)成為issa組織的會員。截止到2008年，我國已有10余位學者加人了issa組織。鑒于我國學者的學術成就和對國際體育社會學的杰出貢獻，1994年icss破例增補我國劉德佩為icss執(zhí)委會委員，2005年又批準沈陽師范大學體育科學學院為該組織的團體會員，成為我國在issa中的第一個團體會員。
1.4會議聯(lián)系
學術會議是學者們近距離交流和展示研究成果的舞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體育社會學也積極地參與國際學術交流活動。1984和1986年，我國學者出席了日本體育社會學學會的年會，結識了著名學者營原禮以及其他一些日本同行。1987年，我國學者分別與奧地利維也納大學和格拉茲大學的同行舉行了座談會，為后來的合作研究奠定了基礎。2001年起，issa舉辦的4屆世界體育社會學大學，都有我國學者積極參加的身影。第1屆世界體育社會學大會，我國就有8人參加(其中1人來自臺灣師范大學)。借助國際會議這個平臺，各國同行相互交流切磋，增加了解，增進了友誼。
1.5合作研究
由于文化制度、習俗、環(huán)境等方面的差異，研究者往往能更深刻更敏銳地發(fā)現(xiàn)自己不熟悉的國度和環(huán)境中的問題。國際體育社會學界認識到跨國合作研究是一種研究問題的捷徑。早在1987年，我國學者便與奧地利格拉茲大學體育科學院達成了合作研究協(xié)議。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我國體育社會學界分別同奧地利、日本、前蘇聯(lián)、美國、芬蘭等國家的同行完成跨國合作研究課題有12項之多。
2國際體育社會學界對中國體育社會學界的影響
2.1國際體育社會學界對中國體育社會學界的幫助與促進
2.1.1國外成果給予我國體育社會學的創(chuàng)建與發(fā)展許多啟迪
80年代初，體育社會學在國際上已有相當?shù)陌l(fā)展，但對于國人來說卻是比較陌生的，除少數(shù)學者在國外接觸過體育社會學外，國內大部分學者對體育社會學不了解。因此，學習和借鑒國外的研究成果，對于創(chuàng)建自己的體育社會學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我國林啟武、劉德佩、呂樹庭、黃漢升、金育強等許多學者為國外資料的引進發(fā)揮了作用。國外研究成果和資料不僅在學科創(chuàng)建初期帶來很多啟示，在我國體育社會學30年的發(fā)展進程中也同樣給予了諸多的啟迪和借鑒。引進的前蘇聯(lián)、日本、美國、加拿大等國家的體育社會學成果，對于我們了解國外的學科進展和經驗教訓，促進我國體育社會學的學科建設和科學研究方面都發(fā)揮了較大作用。
2.1.2國外學者為中國體育社會學培養(yǎng)了專業(yè)人才
跨越國界的交流可以更好地促進學術的發(fā)展，專業(yè)人才隊伍的培養(yǎng)也是如此。在我國體育社會學發(fā)展初期，黨和政府為提高體育社會學的學科建設和研究力量，從1984起陸續(xù)向日本、美國、前蘇聯(lián)、加拿大、英國、波蘭等國家派出學者進修體育社會學。到2008年底，我國已向國外派出10多位專門進修體育社會學專業(yè)的訪問學者和留學生。國際上一些著名的體育社會學家，像h．и．巴諾馬廖夫、影山健、近藤義忠、金崎良山、john loy、klau、hiaus heinemann等學者都對我國體育社會學的人才培養(yǎng)和學者成長做出過貢獻。
2.2國際體育社會學學會issa)為國內更好更快地了解學科動態(tài)提供了方便
國際體育社會學學會(issa )是體育社會學領域權威學術組織。到目前為止，國際體育社會學學會( issa)已吸收我國10余位學者為個人會員，沈陽師范大學為團體會員。這些學者架起了國內外體育社會學界更為廣泛的聯(lián)系和溝通渠道，使國內同仁更好更快地了解體育社會學在國際上的最新發(fā)展動態(tài)和學科進展。
2.3承辦和主持國際會議，為我國體育社會學進入國際先進行列奠定基礎
隨著我國體育社會學的發(fā)展壯大，上世紀90年代以來，國際體育社會學學會(issa)和其他學術組織多次交由我國體育社會學界承辦學術會議，體現(xiàn)出國際同行對我國體育社會學界的信任和支持。會議以嚴密的組織、周到的服務和良好的環(huán)境為國際同行提供了展示成果、交流切磋的舞臺，體現(xiàn)出我國體育社會學界的整體實力，大大引起了國際同行對我國體育社會學的關注和興趣。除承辦國際性的學術會議外，我國學者還在多個體育社會學的國際會議中擔任領導職務，組織、籌備和主持會議。通過舉辦和主持國際性的學術會議，大大提升了我國體育社會學界在國際學術界的地位，擴大了在國際同行中的影響，為我國體育社會學進人國際先進行列奠定了堅實基礎。
3中國體育社會學界對國際學術界的貢獻與作用
3.1豐富了國際學術界的理論成果
在30年的對外聯(lián)系過程中，我國體育社會學界向國際同行展示了研究成果。這些成果的理論和觀點不僅達到世界先進水平，而且很具針對性，對世界上一些與我國具有相同社會體制和背景的國家的體育社會學研究很具借鑒作用。其中關于體育社會流動和分層的論述、關于發(fā)展中國家體育經驗的論述、關于小城鎮(zhèn)體育的社會學研究、關于體育社會學研究對象的觀點、體育社會問題的研究、關于體育人口的觀點、關于體育價值觀念的表述、關于體育游戲對兒童社會化作用的探討、關于體育社會的理論、關于體育工作者的觀點等，已成為國際體育社會學大家庭中的共享資源。這些理論成果豐富了國際學術界的學術觀點和理論體系，為國際體育社會學的成果積淀和學術創(chuàng)新發(fā)揮了作用。
3.2力爭issa增設漢語為副工作語言，為世界使用漢語的學者提供了方便
《國際體育社會學評論》( irss)是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資助出版的學術季刊，是國際體育社會學學科領域最高權威性學術刊物。該刊物在用英文全文的同時，另外以德文、法文、俄文、日文、韓文、西班牙文和中文7種語言刊登論文的摘要。
1995年以前，irss是沒有用漢語發(fā)表的論文摘要。經過我國學者劉德佩長達4年的不懈努力，終于使國際體育社會學學會(issa)在1994年末將漢語增設為該組織的副工作語言。從1995年第1期開始irss開始出現(xiàn)用漢語發(fā)表的論文摘要。漢語成為國際體育社會學委員會(icss)的副工作語言，不僅有利于我國學者更好更快地了解到國際體育社會學的學術動態(tài)和最新進展，而且也為世界上華語地區(qū)使用漢語的體育社會學工作者帶來了便利。自issa增設漢語為副工作語言起，我國體育社會學學者一直義務承擔著《irss))中文摘要的翻譯和編輯任務。這項工作最初是由沈陽體育學院體育社會學教研室承擔，i9%年后移至解放軍體育學院體育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完成。截至到2008年，累計義務翻譯審校中譯文論文摘要25萬多字，編輯10多萬字，為issa的刊物出版做出大量工作。
《國際體育社會學年刊》( issa bulletin )是國際體育社會學學會的機關通訊刊物。該刊物對各國學者了解issa的工作進展、學科新聞等起到了重要作用。自1995年以來，我國沈陽體育學院體育社會學教研室和解放軍體育學院體育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的學者們還一直義務承擔著issa bulletin的專欄撰稿工作，為issa的通訊工作也發(fā)揮著自己的作用。
4中國體育社會學界在跨國合作研究中的作用
跨國合作研究是國際體育社會學界進行課題研究與相互合作的重要模式之一。自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我國曾與日本、奧地利、前蘇聯(lián)、美國等國家共同完成多項體育社會學研究課題。
4.1多次承辦學術會議，積極參與組織管理，為各國學者的交流提供了平臺和便利
作為國際體育社會學大家庭中的一員，我國體育社會學界在享受成果和便利的同時，也積極承擔國際義務。1997年，中國社會學學會體育社會學專業(yè)委員會主辦了“國際大眾體育學術研討會”。共有來自9個國家和地區(qū)的100多名學者參加，與會學者圍繞大眾體育的法制建設、大眾體育中存在的社會問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對推動國際大眾體育的發(fā)展起到推動作用。同年11月，中國體育科學學會體育社會科學分會在我國北京舉辦了“亞洲體育社會學學術研討會”。本次會議共有來自日本、韓國、美國、澳大利亞和國內以及香港特別行政區(qū)的80名學者參加。與會學者以“21世紀亞洲的社會發(fā)展與體育的關系”為主題進行了熱烈的討論，并就體育社會學界關心的問題交換了意見。會上展示了一批體育社會學領域的最新成果，反映了近年來亞洲體育社會學發(fā)展的水平。2006年5月，在我國沈陽師范大學體育科學學院召開了“2006國際體育社會學研討會”，來自國內外100余名專家、學者出席了研討會。學者們圍繞發(fā)展中國家的奧林匹克運動、體育構建和諧社會的作用、體育與民族文化等問題，展開了深人的交流與探討。
除承辦國際學術會議外，我國學者還多次在國際體育社會學學術會議中擔任技術領導工作，履行相應的國際義務與責任。
4.2促使issa下調會費，為發(fā)展中國家的學者爭取了權利
聯(lián)合國中規(guī)定，聯(lián)合國成員國需根據(jù)各自的發(fā)展水平和經濟實力承擔不同的義務。發(fā)達國家和發(fā)展中國家學者的經濟承受能力不一樣，在issa中須交納的會費也不應相同?？墒牵?998年之前，無論是發(fā)展中國家學者，還是發(fā)達國家學者，加人issa組織的會員每年都須交納100美元會費(個人會員)。
1998年，在issa執(zhí)委會擴大會議上，我國劉德佩提出會員的“義務與權利”提案。通過艱苦交涉，該提案終于被issa組織采納，并調整了會費標準。從此，個人會員會費的標準被分為三個等級，分別為100美元、40美元和20美元(發(fā)展中國家學者為20美元)。1998年issa會章的修改，結束了發(fā)展中國家學者受不公正待遇的境況，使先前一些因經濟條件不能人會的學者，從此不再因經濟原因而與issa無緣。我國學者的正義行為，減輕了發(fā)展中國家學者的經濟負擔，為他(她)們爭取了更多人會的機會。
5結語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體育社會學經過30年的艱苦創(chuàng)業(yè)，從不知體育社會學為何物，到出版自己的體育社會學專著;從引進借鑒國外的體育社會學資料，到向國外輸出自己的研究成果;從派人到國外學習體育社會學知識，到培養(yǎng)自己的博士研究生。這些都表明我國體育社會學在改革開放進程中取得了不菲的成績，也為國際體育社會學的發(fā)展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體育社會學理論體系研究
一門學科的建立、發(fā)展與成熟離不開對其理論體系的探討與爭辯，體育社會學自70年代在我國發(fā)端以來，一直有部分專家專注于該學科理論體系的探討，并取得了豐厚的研究成果。專家學者們就體育社會學理論基礎問題長期、深入的探討對該學科在我國的發(fā)展與成熟起到非常重要的鋪墊與推動作用。關于體育社會學的學科性質，早期的觀點認為體育社會學是交叉學科、邊緣學科，爾后部分社會學領域和體育學領域學者認為它是社會學下的一門應用社會學。近年來，有的觀點認為體育社會學是介于體育科學和社會學之間的一門綜合性學科，即它既具有社會學分支學科的屬性，又是體育科學的一門基礎學科，也有學者提出了體育社會學只有一個學科屬性，即社會學的分支學科的觀點。孰是孰非，還需學界的進一步討論與爭辯。關于體育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學界形成了較為一致的觀點，即體育社會現(xiàn)象是體育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并就什么是體育社會現(xiàn)象、構成體育社會現(xiàn)象的前提條件、什么樣的體育社會現(xiàn)象才有研究價值等問題進行了更深入的討論。
美國科學哲學家托馬斯•庫恩認為“范式(para-digm)”是在科學實踐活動中某些被公認的范例，包括概念、定律、理論、觀點、應用等在內的范例，范式可以用來揭示科學發(fā)展和科學革命的結構，為某一科學研究傳統(tǒng)的出現(xiàn)提供模型。［1］有人認為“范式”這一學術詞語已逐漸替代社會科學中的“方法論”。關于體育社會學的研究范式，學界大致持這一觀點，即實證與思辨研究是體育社會學研究的基本范式。如仇軍認為我國體育社會學的發(fā)展經歷了初始階段注重解釋主義(思辨)研究范式，發(fā)展階段具有實證主義研究范式色彩，現(xiàn)階段實證主義研究方法與解釋主義研究方法相互滲透和融合幾個階段。［2］吳貽剛等認為我國體育社會學研究范式較單一，主要以結構功能主義為主，雖然也有一些使用了沖突理論的范式，還有一些運用了后現(xiàn)代主義范式，但總招來結構功能主義者的激烈批判。［3］目前，體育社會學研究的理論與框架主要援引自社會學與其他相關學科，包括結構功能理論、角色規(guī)范理論、符號互動論、女性主義論、社會越軌理論、社會轉型理論、非政府組織理論、公共服務理論、社會排斥理論等。比如運用結構功能主義分析不同時代體育應完成的歷史任務和承擔的歷史責任，運用符號互動論分析體育群體中人與人之間的互動、人與組織之間的互動以及組織與組織間的互動，運用角色規(guī)范理論解釋體育游戲與運動競技對參與者的社會影響，運用社會越軌理論解釋競技體育異化問題，運用社會排斥理論探討體育中弱勢群體體育、體育權利與公平問題等等。其中，運用結構功能主義來解釋體育現(xiàn)象的研究居多，其他理論應用較少。
研究方法是衡量一個學科發(fā)展程度的重要標志。近年來，問卷調查法在體育社會學研究中應用越來越普遍，有學者就體育社會學中與問卷調查方法相關問題進行了研究，陳海燕對6種體育期刊1999－2003年間以調查研究為主要研究方法的論文進行分析后認為，多數(shù)研究者忽視了對研究方法的介紹，在抽樣調查中，抽樣方式介紹不明的占20．6%，在調查資料的處理、分析和表達方面，多數(shù)研究停留在以百分比的直觀解釋和說明上。［4］楊威的研究也表明，目前體育社會學研究中問卷調查方法的使用，在問卷統(tǒng)計處理和分析上，多采用百分比分類統(tǒng)計分析，注重對現(xiàn)狀的描述;但從整體發(fā)展來看，呈現(xiàn)出由常規(guī)統(tǒng)計、單變量統(tǒng)計分析向多元統(tǒng)計分析發(fā)展，由描述研究向解釋研究發(fā)展的趨勢。［5］斯迪虎認為體育社會學因果關系的本質存在于決定論與人的自由意志之中，數(shù)理統(tǒng)計是關于體育社會現(xiàn)象之間量的相關分析，任何具體的量都有質的規(guī)定性，如果不了解量背后的質的規(guī)定性以及數(shù)量關系背后的社會背景情況，就可能做出膚淺、錯誤的解釋。因此，體育社會學的數(shù)理統(tǒng)計中，即使兩個變量之間具有較高的相關系數(shù)，并且具有統(tǒng)計意義，也不能因此作出兩個變量間存在因果關系的結論，而應遵循數(shù)理統(tǒng)計與邏輯實證相結合的原則。［6］楊威的研究也贊成上述觀點，建議應注重信度與效度問題、抽樣方法問題(隨機不等于隨意)、統(tǒng)計分析問題(過于相信兩個變量間的統(tǒng)計結果分析，忽略體育社會現(xiàn)象間的復雜性)、結果的理論解釋問題(厚于資料收集與現(xiàn)狀描述，薄于理論分析與解釋)，并介紹了目前體育統(tǒng)計教材中鮮有論及的定類、定序變量回歸分析方法，有利于充實體育社會學研究方法，并有利于提高研究結果的可信度，從而提高研究成果質量。［7］除傳統(tǒng)的文獻調研法、問卷調查法、專家訪談法等外，一些學者逐步開始采用定量分析和計算機技術相結合、典型調查、個案研究、田野調查等方法來研究體育運動中的社會問題，使體育社會學中實證主義研究范式的運用向前邁出一步。
總體而言，關于體育社會學理論體系的研究取得了較大發(fā)展，但仍停留在借鑒與援引母學科與其他相關學科理論與方法階段。盡管近年來有學者介紹了西方國家體育社會學的研究理論、視角、范式和研究方法，如“從一元走向多元:西方社會學研究方法的流變”、“西方體育社會學研究范式的形成與發(fā)展”、“西方體育社會學新流派述評”等，但具體應用還不多見，并且在應用過程中還需對援引的理論與方法進行本土化的考量。
體育社會學應用研究體育社會學應用研究的主要內容
隨時間與政策變化而有所側重。20世紀80年代，體育社會學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體育運動的社會功能、體育改革、體育娛樂理論、體育與大眾傳播媒介等主題上。90年代，體育社會學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體育群體及其互動、體育與生活方式、體育人口、假球與黑哨等社會問題、社區(qū)體育、競技體育異化、體育產業(yè)、中國體育事業(yè)發(fā)展問題、全民健身理論和實踐、體育體制改革等主題上。近10年來，體育社會學研究主要集中在農民與農村體育、體育公共服務問題、北京奧運會、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yǎng)等主題上。
農民與農村體育隨著黨和政府對“三農問題”的日益關注以及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號召的提出，農民與農村問題逐漸進入學者們視野，農民與農村體育問題也一躍成為體育領域的研究熱點，與此相關的課題立項、成果發(fā)表數(shù)量劇升。以體育學人最為看重的國家哲學社會科學課題立項為例，2001年至2004年該基金沒有與“農民體育、農村體育”相關立項，但從2005年開始，與“農民體育、農村體育”相關的立項呈現(xiàn)出波浪式上升趨勢。這一研究熱點在整個社科基金中所占比例越來越高，特別是最近兩年，學者們對農村體育和農民體育傾注了更多熱情，社科立項也向“農民體育、農村體育”的相關研究作了較大傾斜(如圖3)。2001年至2011年10月，收錄于中國知網核心期刊以“農民、農村體育”為命題的文章共262篇，其中2001年至2005年47篇，2006年至2011年215篇。一些學者運用社會學的理論與方法就以下問題進行了廣泛的探討，對不同地域農民體質與體育鍛煉現(xiàn)狀的調查分析與對策探討;以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或和諧社會建設為語境的農民、農村體育發(fā)展問題的探討;農民、農村體育需求問題的探討;不同地域農村體育項目與文化的傳承、發(fā)展、出路、困境等，農村體育公共服務問題，農村體育發(fā)展對農村政治、經濟、文化、環(huán)境的影響等內容?？傮w來說，這些問題的探討豐富了體育社會學研究的主題，對農村體育的發(fā)展也頗有指導意義，但從理論上來看，采用問卷調查對現(xiàn)狀進行量的描述與分析偏多，通過實地調查與訪談結合量的分析闡釋現(xiàn)象背后的質的研究較少;研究對象不全面，研究方法較單一;宏觀研究偏多微觀研究較少;從實踐上來看，對指導農村體育發(fā)展又缺乏可操作性。
體育公共服務問題隨著我國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的轉型，公共服務問題受到政府、學術界和社會各界的高度重視，體育公共服務問題也隨之受到體育界的關注而成為近年來繼“農村體育”以后的又一研究熱點。2001年至2011年國家哲學社會科學一般項目，與“體育公共服務”相關的立項頗多，2001年0項、2002年1項、2003年5項、2004年2項、2005年0項、2007至2008年各一項、2009年2項、2010年6項、2011年7項。2001－2011年中國知網核心期刊與“體育公共服務”相關的論文共計74篇，其中2007－2011年6月70篇，占10年間總數(shù)的94.6%。這些研究成果主要就體育公共服務的內涵、現(xiàn)狀、困境、影響因素，體育公共政策供給主體、供給方式、供給模式、供給制度與制度創(chuàng)新，體育公共服務體系、運行與評價等內容進行研究。不少研究或采用了體育社會學的理論，或采用了體育社會學的研究方法，或從社會學的視角分析目前我國建立體育公共服務體系存在的問題。應該肯定這些研究成果為促進我國體育公共服務理論研究與實踐發(fā)展做了重要的鋪墊。但目前我國體育公共服務體系的研究在理論上尚未完全納入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務的理論框架，在實踐上尚未使得這一“體系”規(guī)范、有序的運行。［8］甚至可以說體育公共服務體系還未建立起來。因此，還需要體育社會學者們投入更多的時間與精力作進一步的研究。
北京奧運會研究2001年北京獲得2008年北京奧運會舉辦權，引起國人的振奮，舉國上下為之歡慶，體育界更是如此。此后關于北京奧運會的報道不絕于耳，同時，學界對北京奧運會的相關研究也越來越多，從內容上看，涉及奧運理念，奧運會場館、設備，運動隊的備戰(zhàn)，奧運會對城市與社會的影響等問題，從時間上看，奧運會前的研究成功主要涉及技術、條件等的準備性研究，奧運會后主要注重對奧運會各方面的分析總結和對我國體育事業(yè)發(fā)展方向的思考等問題。其中不乏從社會學的視角去研究與這一主題相關的問題，如“影響我國女性2008年奧運會成績的社會學因素分析”、“2008年奧運會與北京的流動人口問題”等等，這些研究對我國成功舉辦奧運會具有較大的借鑒意義。2008年北京奧運會結束后，這一研究熱點逐漸淡出多數(shù)學者們的視線。
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yǎng)與退役運動員保障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yǎng)一直備受學界關注，從90年代初討論的高校辦高水平運動隊到“體教結合”，再到以學校、家庭、社會多元化培養(yǎng)的討論不曾停止過。由于退役運動員不再安排就業(yè)，沒有退役后的保障，越來越多的人不愿意選擇從事體育運動訓練，特別是北京奧運會后，公眾的金牌意識逐漸淡化，競技體育后備人才的培養(yǎng)面臨更大困境，體育界不得不再思考這一問題。主要集中在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yǎng)現(xiàn)狀調查、問題總結、對策分析、模式探討上，也有關于美國、日本等國家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yǎng)的介紹與比較研究。其中也有部分采用社會學的理論與方法，或者視角來分析問題，如“美國學校培養(yǎng)競技體育人才的社會學歸因”、“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yǎng)中不同層次利益整合的機制”等。通過對相關文章的梳理不難發(fā)現(xiàn)，對該問題的研究大多數(shù)學者都傾向于宏觀層面或中觀層面，對微觀層面的研究極少，比如通過個案研究，深層次追蹤不同年齡段的運動員對從事運動訓練的看法，隨著社會變遷與政策變化，家長對子女從事運動訓練的態(tài)度變化，從微觀層面探尋因果關系。
有關國外體育社會學研究進展介紹與比較研究除了上述體育社會學研究的問題外，值得一提的是，近10年來有關國外體育社會學研究進展成果介紹與比較研究頗多，這可能與早期的學者們呼吁應加強國際交流與合作，加強體育社會學譯著與成果介紹相關。在著作方面，國內有關學者翻譯了部分國外著作，如盧元鎮(zhèn)主持了《美國體育社會學》的譯介、清華大學組織翻譯了美國學者JayJ•Coakley的《體育社會學:議題與爭議》、金季春主持翻譯了《體育科學指南》等等;［9］在論文方面，有的探討了西方體育社會學研究方法、研究范式、理論、視角等理論問題，［10］［11］［12］［13］［14］［15］［16］有的分析了近年來國際或西方體育社會學研究的熱點問題與發(fā)展趨勢，［17］［18］［19］有的對中西體育社會學研究內容與熱點進行了比較研究，［20］［21］還有的專門探討了中國體育社會學發(fā)展進程中的對外聯(lián)系。［22］這些成果使我國體育社會學研究者們了解了國外同行們的研究現(xiàn)狀、研究取向、研究方式、研究成果，為我國體育社會學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鑒與參考，同時也有專家指出在借鑒與參考的過程中應考慮本土化的問題。
近十年來我國體育社會學研究的特點
重宏觀研究輕微觀研究通過對近10年來相關研究成果的閱覽和梳理可以看出，我國體育社會學研究往往重宏觀研究輕微觀研究。不管是課題、畢業(yè)論文還是期刊論文，都熱衷于選擇大而難的課題，也傾向于選擇思辨性的課題而非實證性課題，似乎有功利性之嫌。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我國處于社會急劇變革時期，體制改革需要更多宏觀視野的研究予以支持;另一方面，我國現(xiàn)行體育學各級課題規(guī)劃和評審導向中，微觀研究課題得不到重視，難于立項。此外，體育學各級課題資助金額小，難以完成以長期田野調查、訪談、觀察等方法為手段的資料收集與分析論證的微觀研究也是原因之一。
濃厚的政策導向色彩從對近10年體育社會學應用研究幾個主題的逐年成果數(shù)量來看，具有明顯的政治色彩。國家提出“三農”問題、提倡新農村建設、倡導和諧社會建設，則以此為背景的和與此相關的論文相繼涌現(xiàn)，并成倍增長，爾后逐漸冷卻。關于“北京奧運會”論題的情況如此，關于“陽光體育運動”論題的情況亦如此。北京奧運會后主席提出“向體育強國邁進”的戰(zhàn)略方針，則以“體育強國”為題名的論文不久便見于各刊物，中國知網以“體育強國”為篇名檢索2001－2011年論文共計145篇，其中2009－2011年120篇，占10年來總篇數(shù)的82．8%。以上充分表明，我們的體育社會學研究緊跟政策，亦步亦趨，這雖體現(xiàn)了體育社會學研究的問題意識。但我們也必須認識到，體育社會學研究的任務應以社會學視角分析體育中的社會問題，揭示現(xiàn)象背后的規(guī)律，進而提出解決問題的策略與方法，以供政府部門決策參考;而不是在政府部門做出某一決策后，再一窩蜂地去解讀某一策略的內涵，討論對與錯、可行性等等問題。
【論文摘要】工程移民作為一個社會過程，一方面它表現(xiàn)為政府與移民的互動過程；另一方面它又內在地包含著兩個既緊密聯(lián)系，又相互區(qū)別的社會過程：舊的社會解組和新的社會整合的過程。而且這兩個方面是有機地耦合在一起的。運用社會學的理論和方法，進行工程移民問題的研究并指導工程移民工作的實踐，對于實現(xiàn)變移民為發(fā)展的目標具有重要的作用，同時在促進社會學學科的發(fā)展上也具有重要的意義。
工程移民是社會學亟待加強研究的一個重要領域。如何從社會學的角度，進一步加強對工程移民中的人口、家庭、就業(yè)、貧困、社區(qū)建設、社會變遷、社會運行、社會組織、社會保障與社會控制等問題的觀察、分析和研究，并應用社會學知識于工程移民過程，制定相應的社會政策和保障措施，顯然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項緊迫的任務。它對于豐富和發(fā)展社會學的理論與方法，促進社會學的學科建設也有重要的意義。
一、社會過程：對工程移民進行社會學分析
工程移民過程并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人口遷移，也不單純是一個自然環(huán)境的改變。從社會學的視角看，它更重要的是一種社會過程，是一種在外力的作用下，發(fā)生在移民身上的社會—文化—經濟以及心理變遷的過程。下面，我們試從這兩個方面對工程移民這一社會過程做一分析探討。
1、移民：政府與移民的互動過程。
一般來說，工程移民，特別是國家重點建設工程項目中的工程移民，首先是政府的行為。因此，其遷移的推動力主要來自政府，圍繞著遷移，移民與政府之間便不可避免地發(fā)生了面對面的互動。在這對互動關系中，政府的目標是順利實現(xiàn)遷移，而對于被遷的移民來說，他們面對的是一次巨大的經濟、社會、人生變遷和利益損失，利益保護本能則往往迫使他們拒絕遷移。而互動的必然結果則往往是遷移的實現(xiàn)。
工程移民這一社會過程作為政府與移民的互動過程，其互動的必然結果之所以往往是遷移的實現(xiàn)，這是因為在政府與移民的互動過程中，盡管在不同的社會發(fā)展階段會有不同的特點，但有兩點則是共同的：一是互動雙方力量的不平衡；二是互動結構的不對稱性。所謂互動雙方力量的不平衡，是指在政府與移民的互動過程中，政府為了順利實現(xiàn)遷移的目標，往往采取了他組織! 由外在力量有計劃、有步驟地將各部分聯(lián)系起來的組織行為" 的組織方式，并充分利用政府權威的強制性和責任性強化這種方式，以對移民進行以遷移為目標的總動員。而互動的另一方——移民，面對信息輸入和利益損失，基于利益保護的本能也形成了一套自我保護的機制并作用于它的互動對象，在共同利益驅使下形成移民自組織，在既成事實的情況下，最大限度地降低遷移的凈損失等。但移民的這種自我保護機制往往是孤立的、分散的，軟弱無力的，它根本無力與高度組織化的政府相抗衡"（綦淑娟，1996:38）。
2、工程移民：舊的社會解組和新的社會整合過程。
從社會學的視角分析，工程移民首先是人口的流動和遷移，同時又打破了舊的生產方式與生活方式，舍棄了舊的社區(qū)組織以至整個舊的家園，造成程度不同的社會解組與社會解體現(xiàn)象。
工程移民過程是舊的社會組織、經濟結構和文化樣式的破裂，也是新家園的重建。這種重建不是也不可能是原有生產方式和生產方式的簡單重復，而是社會結構的重構和發(fā)展，因此，移民的過程實際上同時也是新的社會整合的過程。在這新的社會整合過程中，移民的利益整合，包括國家與移民、移民地區(qū)與其相關的非移民地區(qū)以及移民地區(qū)內部不同的部門及個人之間的利益協(xié)調與重構則是關鍵。工程移民的社會整合，除了利益整合外，還包括社會的"狹義" 和文化的整合，如重建社會關系網絡，村落和行政組織、宗族、宗教信仰以及民族傳統(tǒng)、風俗習慣等。工程移民正是通過這一系列的社會整合，逐步融入當?shù)氐闹髁魃鐣Y構，實現(xiàn)由原居地到新的安置地的搬遷、適應和融合，在經濟、社會和文化的變遷中實現(xiàn)新的發(fā)展。
二、變移民為發(fā)展：社會學知識在工程移民中的一個實際應用
從理論上講，征用和重建，移民與發(fā)展是一個統(tǒng)一體的兩個組成部分，然而大量的事實表明，現(xiàn)實中的征用和搬遷并不會自發(fā)地引起重建和發(fā)展。移民由于工程建設而被遷出后，他們失去了部分或全部土地，或者失去了住所，或者土地和住所兩樣都失去。其后果是安置的結果與移民原有的生活水準大不相同。據(jù)一項對三峽移民的調查，在移民群體中，收入因遷移而受損失的現(xiàn)象極為普遍，許多移民家庭除了在住宅方面有了很大改觀外，其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都十分欠缺，三分之二的人反映遷移前的收入比現(xiàn)在少，而現(xiàn)在收入比遷移前多的僅占9.2%，外遷型移民收入減少者所占比例遠遠超過了后靠型移民；農村移民又比城鎮(zhèn)移民受損的范圍和程度更大更廣一些。而邁克爾?塞尼在對世界銀行工程移民進行大量研究和分析后認為，工程移民可能造成的貧困風險主要包括：喪失土地；無家可歸；失業(yè)；被排斥在社會發(fā)展進程之外；食物沒有保障；疾病和死亡的增加，失去了享受共同財富的途徑；社會組織結構的解體。因此，為了減少工程移民的貧困風險，降低搬遷所造成的影響，促進工程移民從失去土地向以土地為基礎的安置轉變，從失業(yè)向再就業(yè)工程轉變，從失去家園向重建家園轉變，從混亂向重建社會網絡轉變，從邊緣化到融于社會轉變，從被剝奪向恢復對公共財產的使用權轉變等，實現(xiàn)移民與當?shù)厝嗣袢跒橐惑w，我們就必須切實改變以往那種“重工程輕移民”、“重搬遷輕安置”、“重一次性經濟補償，輕可持續(xù)開發(fā)”的思想和做法，改變那種認為通過行政手段就可以解決移民問題或把工程移民僅僅視為工程的附屬問題，用工程方法來解決移民問題的認識，真正把工程移民問題納入整個開發(fā)計劃中，將工程移民視為發(fā)展問題，在強調對人力資源、自然資源和社會資源開發(fā)的前提下，在經濟發(fā)展和增強移民自我發(fā)展能力的基礎上安置移民，不僅要使移民能夠“搬得走”，更要使他們能夠“穩(wěn)得住，會致富”，即所謂的變移民為發(fā)展。
而在變移民為發(fā)展的過程中，社會學知識則可以也必須做出自己應有的貢獻。這種貢獻至少可以表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在工程移民準備階段，可以運用社會學的理論和方法，參與實地調查，真實地了解受工程項目影響的地區(qū)和新安置區(qū)的社會、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實際情況，移民和安置地居民的意愿，幫助政府及移民當局制定一個符合客觀實際，既能體現(xiàn)移民政策的要求，符合法律法規(guī)和移民利益，又易于操作和實施的移民規(guī)劃，以便指導相關組織及時有效地開展移民工作，從而使移民和發(fā)展做到更有計劃性和預見性。這種移民規(guī)劃必須充分體現(xiàn)以人為根本的原則，充分考慮到移民未來的重建和發(fā)展，它至少應當包括發(fā)展計劃與戰(zhàn)略；幫助移民重建社會組織；對財產進行估價和賠償；有關文化習俗和社會服務的條文；環(huán)境保護和自然資源管理措施；相關組織所應承擔的職責等內容，并在保持基本框架和基本原則穩(wěn)定性的同時，又具有足夠的靈活性，從而為項目規(guī)劃者進行工程移民這一社會行動提供指南。
其二，在工程移民的實施過程中，可以運用社會學的理論和方法，來指導社區(qū)和社會組織的重建工作。如提出一套重建社區(qū)組織與社區(qū)結構的方法，新移民與新安置區(qū)相互融合的途徑，重新建立新的社會網絡的實施步驟等，以促進移民與安置地居民的盡快融合。同時還可以通過社會學家和移民的共同參與，提高工程移民中的非成本—收益性因素，如增強移民對政策制定和執(zhí)行的公正感；保證移民應得的合法權益不被侵害，減少移民對政府的“綜合依賴癥”，更好地調動他們的主觀能動性，等等，而且，通過廣泛深入的參與，還可以多方面地吸收各種建議和意見，使隱藏的有關問題及早地暴露出來，從而降低搬遷的難度，提高移民的滿意度，增加長期穩(wěn)定的系數(shù)。而這些都是成功的移民與發(fā)展的至關重要的前提和條件。第三，在工程移民安置結束時，可以運用社會學的理論和方法，對工程移民的實際效果進行評估，以便進一步改進工作，最大限度地為移民的發(fā)展創(chuàng)造良好條件和寬松的社會環(huán)境，增強移民發(fā)展經濟的適應性，促進移民原有文化樣式與安置地文化的盡快融合，在最短的時間內，幫助移民恢復由于搬遷所帶來的經濟、文化、社會網絡、社會組織以及心理方面的損失，實現(xiàn)新的發(fā)展。
【參考文獻】
1、邁克爾?塞尼，1996，《移民與發(fā)展———世界銀行移民政策與經驗研究》水庫移民中心編譯，河海大學出版社。
論文關鍵詞:體育社會學;研究視角;研究對象
論文摘要:近年來，體育社會學研究日趨活躍，其研究對象與其他社會學科研究對象的交叉與重疊之處越來越多，這些學科各自獨特的研究視角是使它們獨立開來的標志。從體育社會學的方法論、原理體系等方面著手，運用文獻資料調研及比較、歸納等邏輯分析方法，對該學科的研究視角進行了闡釋，認為此學科是運用社會學的思維方式和基本原理來解釋體育領域中的社會現(xiàn)象，體育社會學所形成的一套比較系統(tǒng)的概念、命題、假設及理論框架對其學科研究視角具有規(guī)范作用。
隨著體育社會實踐活動內容的不斷豐富，體育社會學的應用研究越來越廣泛，該學科成為體育社會科學領域中常用的學科名稱，它的性質和作用得到了較充分的討論和界定。但是，何為體育社會學的研究視角，卻很少有人問津。從學科方法論上探討體育社會學與其相近學科之間的關系，遠沒有引起學術界足夠的重視。似乎只要對體育領域的社會現(xiàn)象進行研究就可以冠之為體育社會學研究視角。其實，研究視角不同于一般的分析角度?！把芯恳暯鞘强茖W共同體普遍認同的思維框架，是一種研究的范式，也是對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研究內容等的更高層次的概括和抽象，具有較長時期的穩(wěn)定性;分析角度則是研究者個體對研究對象具體屬性的選擇性研究，或者是對研究過程的不同方面的選擇性研究等，可以隨意轉換”。體育社會學是體育社會科學體系中的一門基礎學科，體育社會科學體系中的諸多基礎學科視角為我們認識體育現(xiàn)象的本質與規(guī)律，及促進現(xiàn)代體育的發(fā)展與繁榮都可以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對體育社會學研究視角的認識深刻地影響著體育社會學的學術規(guī)范。本文主要通過對體育社會學研究視角的探析，借以明了體育社會學的學術空間，同時也試圖揭示體育社會學在體育科學體系中的價值。
1、社會科學一些學科研究體育現(xiàn)象的視角
社會科學是科學文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社會科學研究肩負著兩個使命:一是，提供理解具體問題的新知識并提供解決意見;二是，為社會成員提供考察社會現(xiàn)象的主要形式。這兩個使命的有機結合將有效地推動社會科學向著專業(yè)化與獨立化的方向發(fā)展。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不僅受其研究使命的制約，而且還受到社會分工方式與水平、大學設定學科的需要等的影響。近代以來，社會科學的發(fā)展呈現(xiàn)出學科獨立和專業(yè)化分工的格局，從本質上說，是社會科學發(fā)展的必然過程。但是，社會科學在自身建制化的過程中，由于過度強調職業(yè)標準的獨特性、專業(yè)語言和理論體系的統(tǒng)一性以及研究調查的客觀性和定量化，在一定程度上的確造成了與公眾的隔膜。美國學者羅伯特·N·貝拉認為:“關心整體并不意味著把來自各個專業(yè)學科的事實加在一起。這類事實只有依據(jù)一種能包括各專業(yè)學科、又能形成一種整體概念的參考系統(tǒng)來加以闡述才會變得具有重要意義。這種概念不一定能簡單地從尋常所謂的跨學科研究中形成。因為社會作為一個整體，它所涉及的知識不只是來自鄰近學科的有用見識，而是完全超越學科界限的”。由于社會問題具有很強的綜合性與復雜性的特征，所以，任何一種社會問題的解決僅僅依靠單個學科的知識是遠遠不夠的，它必須建立在多學科、多視角的整合與分析的基礎之上。
體育社會問題的復雜性與綜合性同樣要求體育領域的社會科學研究必須在一定程度上削減它的學科邊界存在的張力，并在多學科或跨學科的領域對其做出一種積極的回應，因此，運用多種社會學科的基本理論、基本方法分析體育現(xiàn)象，并揭示體育社會現(xiàn)象的發(fā)生發(fā)展規(guī)律，是我們認識體育社會屬性的必需手段。體育社會科學是研究體育與人、體育與社會相互關系基本規(guī)律的學科群，主要相關學科有哲學、史學、文化學、倫理學、教育學、社會學、經濟學、法學、管理學等。用社會科學對體育這一社會現(xiàn)象進行研究，旨在從理論上做出闡釋，為體育社會文化的傳承和發(fā)展方向做出評判，為在實踐中進行體育決策、建立和完善我國體育方針、政策、法規(guī)和制度等方面發(fā)揮重要作用。學者們運用眾多社會學科在體育領域的大量研究形成了諸多社會科學的分支應用學科，如體育社會學、體育經濟學、體育管理學、體育法學、體育史學等。這些學科由于理論原理與分析框架的不同.在分析體育社會現(xiàn)象時，給我們提供了不同的學術視角。如體育社會學與體育史學就是研究內容相近，研究視角卻存在本質差異的學科。體育社會學是運用社會學的基本原理、基本方法來解釋體育領域中的社會現(xiàn)象，分析其原因，給出解決問題的思路，如體育群體的特征與互動形式、體育組織的結構與功能等。體育史學是根據(jù)體育發(fā)展的時序性，研究體育文化的產生和發(fā)展、進化與退化、分化與組合等現(xiàn)象，通過對體育發(fā)展與演進的過程研究，對體育的歷史進行系統(tǒng)的認識。體育史學以時間的概念為基礎，是對體育現(xiàn)象發(fā)展過程的歷時性縱向研究。體育社會學雖然也進行歷時性研究，但體育社會學研究的目的是在紛繁復雜的體育現(xiàn)象中尋找具有本質的、相對穩(wěn)定的、重復性的聯(lián)系或關系，從而對體育現(xiàn)象進行解釋與預測。
2、體育社會學研究的方法論
方法論是關于方法的基本性質、結構、類型以及合理性標準等內容的理論系統(tǒng)。體育社會學方法論是關于體育社會學研究方法的理論，是其學科研究視角形成的理論基礎，對體育社會學研究視角起著規(guī)范與指導作用。體育社會學方法論涉及相互聯(lián)系的3個層次，即哲學方法論、一般社會學方法論和體育社會學方法論。
在知識領域，理論既是關于研究對象的描述和解釋，又是關于研究對象的研究工具。也就是說，理論不僅是關于認識客體和客觀屬性及其運動規(guī)律的反映和表述，而且還是在已有的、被實踐證明是正確的知識基礎上向新的知識領域滲透的工具。從這個意義上說，理論就是方法。哲學作為理論的最高形式，無論是對于自然現(xiàn)象的研究，還是對社會現(xiàn)象的研究都具有指導作用。哲學理論既是表述社會現(xiàn)象的最高理論，也是認識社會現(xiàn)象的最一般方法。哲學的精髓是唯物辯證法，唯物辯證法是關于社會發(fā)展和社會認識的理論，它準確地反映了“在現(xiàn)實的歷史過程中繼承和否定的統(tǒng)一”和主客觀因素“在社會認識中的相互關系”。因此，唯物辯證法在體育社會學研究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具體地說，唯物辯證法是幫助社會學研究者確定研究方向，制定研究提綱，編制研究程序和選擇研究方法的最高原則系統(tǒng)。哲學方法論是體育社會學方法論的基礎，對體育社會學方法論具有指導作用。體育社會學與哲學的關系，是具體的社會科學與哲學科學的關系，是特殊與一般的關系。體育社會學的最基本的任務是研究體育活動中的各種社會現(xiàn)象，揭示存在于體育活動中的社會現(xiàn)象的本質、相互聯(lián)系及其發(fā)展規(guī)律。在對體育社會現(xiàn)象的研究過程中，無論在理論前提預設上和在基本世界觀和價值觀的導向上，都受到一定哲學世界觀的影響。
對于體育社會學研究者來說，僅僅具備正確的思維方式是不夠的，他還需要具有一般取向的社會學理論作為自己研究的出發(fā)點，一般社會學理論是體育社會學理論的方法論基礎。一般社會學理論給出了社會學基本概念和概念間的關系，提供了社會學理論的結構框架及結構變量的相關分析。體育社會學理論的架構是在進一步分析一般社會學理論給出的基本概念及其聯(lián)系基礎上得到的，體育社會學理論要給出研究者的是“具體變量”。體育社會學方法論包括作為研究的基本原理的理論假設和價值觀念，還包括研究者用來解釋資料、引出結論的標準或準則。體育社會學方法論指導著體育社會學研究者怎樣提出假說，怎樣選擇必要的證據(jù)來說明自己的理論觀點。具體地說，體育社會學的學科方法論必須涉及以下幾個方面:1)體育社會學研究中的理論與經驗的關系問題。在這方面，既要研究社會學理論向體育現(xiàn)實經驗的滲透，用社會學理論解釋體育現(xiàn)實經驗，又要說明體育現(xiàn)實經驗對社會學理論的支持。2)體育社會學理論的發(fā)現(xiàn)或形成問題。研究和論述體育社會學理論探索活動范圍內的合理性標準和準則，分析和確定評價與接受理論的準則。3)體育社會學理論的結構和功能問題。對體育社會學理論做出靜態(tài)和動態(tài)的結構分析，揭示體育社會學理論的解釋、預見等功能。4)體育社會學的發(fā)展問題。研究體育社會學理論的演變與更替過程的合理性標準和準則。
綜上所述，體育社會學研究者經過哲學方法論的指導、一般社會學理論的提示和體育社會學理論的概念分析，最終得到了關于體育社會現(xiàn)象的具體變量和理論框架。只有經過這樣一個理論思維過程，才有可能全面、完整、準確地把握體育社會現(xiàn)象中各要素的本質特征和要素間的本質聯(lián)系，才有可能提出各種具體的理論假設，從而保證體育社會學經驗研究的質量。
3、體育社會學研究體育現(xiàn)象的視角
體育作為一種社會文化現(xiàn)象，運用多維視角進行研究是必要的，但并未說明任何可能性，在說明一種研究視角時，人們最容易犯的錯誤就是把對象體系和理論體系相混淆?！把芯恳暯遣⒉皇且罁?jù)對象體系來劃分的，而是根據(jù)理論體系來劃分的，對象體系只是說明了某種研究視角的必要性，理論體系才能說明某種研究視角的可能性”。體育作為一種客觀存在的社會現(xiàn)象，只是為我們提供了對象世界，體育社會學的研究視角是否形成，主要得看體育社會學是否形成了一套比較系統(tǒng)的概念、命題、假設及理論原理以及一個比較完整的相關分析框架。從體育社會學的學科演進而言，早期的體育社會學研究多為社會學家的零散研究，如美國社會學者朱步林于1898年在《美國社會學雜志》上發(fā)表的“芝加哥的市立運動場”及1918年美國社會學者羅斯發(fā)表的“作為社會問題的成人娛樂”等。直到20世紀60年代以前，體育社會學的研究只限于體育與閑暇及體育與文化的關系的研究。20世紀60年代后，不論是競技體育還是大眾體育在國際社會都得到迅猛發(fā)展，體育這一社會現(xiàn)象引起學術界的廣泛關注，體育社會學的研究領域逐漸擴展到社會學研究的核心領地，如體育與政治、經濟等的關系、體育群體、體育組織、體育社會問題、體育社會化等諸多領域。原波蘭科學院體育科學委員會主席畢格紐·克拉夫契科與巴巴拉·克拉夫契科在“波蘭體育社會學”一文中對西方體育社會學的總結指出，20世紀60年代后，體育社會學才真正獨立起來，并在理論研究與經驗研究上都獲得了全面進展，西方體育社會學在60年代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會轉型與農村體育、城市體育、精英體育的社會學問題等領域;70年代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體育職業(yè)化問題、政府管理體育的職能、體育組織的社會學問題及體育在現(xiàn)代社會中的作用等領域。伴隨著體育社會學研究成果的不斷涌現(xiàn)，體育社會學的學科地位漸漸得以確立。體育社會學的發(fā)展與體育運動面臨的越來越多巫待解決的社會問題密不可分。因此，體育社會學領域的研究通常更重視應用性研究，探討解決實際問題的辦法。 x 綜上所述，體育社會學是從社會學研究中分化出來的，是社會學理論在體育領域的大量應用研究后，形成的一門社會學分支學科。在理論上則是運用社會學的思維方式和基本原理來解釋體育領域中的社會現(xiàn)象，分析其原因，給出解決問題的思路。在研究體育群體時，社會學為我們提供了研究體育情境中社會互動的基本概念與理論方法;在解釋體育游戲與運動競技對參與者的社會影響時，社會學為我們提供了角色規(guī)范理論，使我們對體育社會化的研究成為可能;在研究體育組織時，社會學的結構功能論為我們提供了功能分析框架。例如，職業(yè)體育組織的經濟行動、政治行動和社會行動是分別執(zhí)行職業(yè)體育組織的生存與發(fā)展、達到特定目標、行動整合與模式維持的功能，相對于職業(yè)體育組織的結構功能框架來說，職業(yè)體育組織行動的合理性，主要看它是否能維持職業(yè)體育組織的系統(tǒng)均衡，我們經?？梢钥吹?，一些職業(yè)體育組織舉辦販災義演活動、到社區(qū)與球迷搞聯(lián)歡活動，如果從經濟學的投人產出角度看，可能是不經濟的因而是不合理的活動，而從功能分析的角度看，卻有它的功能合理性。此外，在研究方法上，體育社會學也是直接援用社會學的研究方法，如社會調查中的問卷調查法、訪談法等，并對某些具體的體育社會問題，采取定量的分析。
4、當代杜會科學研究對象趨同與融合趨勢擴大了體育社會學的研究視角
目前，“在社會科學中流行的分類方式是按照學科來分，并且認為特定學科的獨立性是與特定的研究對象相聯(lián)系的，研究對象決定特定學科的屬性和研究方式”。但是，在具體的研究過程中人們發(fā)現(xiàn)，往往許多學科共同研究某一研究對象，或者說，研究某個對象是單一的學科無法勝任的，這樣，傳統(tǒng)的社會科學分類和組織方式發(fā)生了危機。在社會科學的研究中，經常需要考慮和解決的，不只是學科內的問題，還有學科之間的關系，而且，這種學科之間的關系也不只發(fā)生在社會科學內部，還要處理與自然科學、人文科學的關系，或者說，把在自然科學長期發(fā)展中所醞釀的科學精神以及人文主義傳統(tǒng)或人文科學在歷史中所孕育的人文精神，引人自己的研究中，借以拓展自己的思路，形成新的研究方法。這不僅是社會科學研究的組織和管理問題，也是一個創(chuàng)造學的問題，局限于單一的學科和角度，往往會妨礙社會科學的創(chuàng)新和發(fā)展。
從學科分化史來看，研究對象、方法、范疇、領域、內容、路線、主題等，在不同時期都曾單獨或組合成為學科分界的標志。經驗告訴我們，這些標志性的東西隨著時間的推移不斷發(fā)生變化。近半個世紀以來，社會科學各學科不斷交叉、滲透，以往以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為分科模式的科學，如政治學、經濟學、歷史學、社會學、人類學等，其研究對象逐漸趨同，研究領域逐漸重疊，研究方法互相借鑒。社會科學出現(xiàn)了不可忽視的融合趨向，學科分化與交叉已成為一種重要趨勢。先生曾對社會科學之間的關系做過精辟總結，“多科并存、緊密交叉、互相促進、共同發(fā)展”。
當代社會科學研究對象趨同與融合的趨勢表明，任何研究對象都不可能成為某些學科的世襲領地，體育社會學作為一種極具應用性的新興學科，在當代社會科學研究對象趨同與融合的背景下，研究視角變得更加廣闊，研究領域也不斷拓展。自1898年起美國學者朱布林和阿米里肯就開始從社會學視角研究體育現(xiàn)象。但直到20世紀70年代，體育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大多集中在大眾體育領域，20世紀70年代后期以來，體育社會學的研究對象與體育教育學、體育經濟學、體育管理學、體育心理學等學科的研究對象相互重合之處越來越多，體育社會學的視角涉及到體育教育、職業(yè)體育、運動訓練等諸多領域。如體育消費既是當前體育經濟學研究的重要課題，也是體育社會學關注的熱點，從體育社會學視角分析體育消費，并不僅僅是因為體育消費具有一些獨特的非經濟特征，更重要的，是因為體育社會學研究體育消費有自己的理論框架和分析工具—社會學中的互動理論、交換理論、沖突理論等，它們較之體育經濟學所運用的供給需求分析、消費積累分析、投人產出分析等理論是一些不同的理論模式。盡管它們分析的對象可能是同一社會現(xiàn)實，但體育經濟學側重的是供給與需求關系對體育消費的影響，體育社會學側重的則是家庭及社會群體等對人們體育消費的影響。以體育與暴力為例，心理學從本能論的角度認為，暴力攻擊性是與生俱來的、獨立的、本能的心理傾向;體育社會學則將體育運動看作消除社會暴力的安全閥，認為打擊對方的運動就是一種被壓抑的攻擊驅力的釋放或宣泄的替代過程。在這些領域形成的諸多體育社會學的研究成果，不但促進了體育社會科學的繁榮，也顯示了體育社會學的學科價值，體育社會學所獨具的綜合性研究視角，為人們更加深刻地理解體育社會現(xiàn)象起到了非常積極的作用。
5、結論
1.體育社會問題的復雜性與綜合性要求體育領域的社會科學研究必須在一定程度上削減它的學科邊界存在的張力，并在多學科或跨學科的領域對其做出一種積極的回應，體育社會學、體育經濟學等諸多社會學科由于理論原理與分析框架的不同，在分析體育社會現(xiàn)象時，給我們提供了不同的學術視角。
2.體育社會學方法論是關于體育社會學研究方法的理論，是體育社會學研究視角形成的理論基礎，對體育社會學研究視角起著規(guī)范與指導作用。體育社會學研究者經過哲學方法論的指導、一般社會學理論的提示和體育社會學理論的概念分析，最終得到了關于體育社會現(xiàn)象的具體變量和理論框架。
【關鍵詞】網絡動員 作用機制 自媒體
當前自媒體規(guī)模龐大發(fā)展速度極快，社會影響力日益劇增，輿論的聚合效應凸顯，其在輿論場的塑造中起著重要的作用。由于現(xiàn)階段國情所限，社會化的自媒體所承載的社會功能遠高于一般的溝通工具與信息途徑，它承載著包括內容傳播、法律審判、國際博弈、商業(yè)營銷等各種功能。在面對一些突發(fā)事件、敏感話題、民生等問題時，自媒體中各種言論會紛紛出現(xiàn)，正確的與錯誤的、主流的與非主流的、情緒化的與理論的觀點相互交織，使得統(tǒng)一認識的難度加大，輿論引導的難度加大。頻繁發(fā)生的網絡動員活動，正在對我國社會和媒介生態(tài)格局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成為近年來的網絡熱點和政府管理難點。
一、當前我國自媒體網絡動員研究中存在的一些問題
通過對相關期刊、文獻整理分析后發(fā)現(xiàn)目前學術界對網絡動員該課題有一定的研究，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幾個方面：
1、網絡動員的管理。這一方面典型的研究如南開大學行政管理專業(yè)的徐祖迎博士其畢業(yè)論文就是研究《網絡動員及其管理》，在這篇研究論文中，他分析了網絡動員如何成功發(fā)起以及網絡動員對傳播雙方的不同影響，論述了網絡動員中存在的一些問題如：評價的二元對立、侵犯公民權利、對公正審判的干擾等，在此基礎上提出：在尊重和保障民眾網絡表達權的基礎上，對民眾的網絡表達權進行合理的限制。
2、網絡動員機制研究。這一方面研究的文章不多，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研究是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的涂光晉教授2013年01月發(fā)表于《新聞界》的《基于新浪微博平臺的網絡動員機制研究》。這篇論文研究根據(jù)參與者卷入程度的不同,將微博動員分為線上動員和線下動員兩個層次,并試圖從社會心理和人際傳播兩個角度分析微博動員區(qū)別于以往網絡動員的新機制。
3、網絡動員的應用研究。這一方面的研究主要圍繞網絡動員的具體應用研究，這方面的研究成果如《網絡公益的共意動員》、《網絡動員中的國家與社會―以‘免費午餐’為例》等。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倪寧教授2012年9月發(fā)表于《國際新聞界》的論文《全球性網絡動員如何可能?――基于《KONY 2012》的案例考察》，通過分析網絡動員的資源優(yōu)勢與動員機制，提出全球性的網絡動員情感建構，可以從兩個層面：1、道義感的情感喚起；2、草根化的身份認同。該論文認為網絡動員是構建全球公共領域的有益嘗試。
通過對上述關于自媒體網絡動員的研究文獻整理分析后發(fā)現(xiàn)，目前我國對自媒體網絡動員有一定的研究，但從整體上看這些研究有些分散、零碎，綜合性的研究也一般基于行政管理或社會學的視角。對自媒體網絡動員的研究目前也存在著一些問題，這些問題主要表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一、自媒體網絡動員成因、類別等基本問題尚無具體統(tǒng)一的界定；二、對自媒體網絡動員的作用機制研究較零散，缺乏系統(tǒng)的理論闡述。如自媒體網絡動員的社會心理機制、人際傳播機制、資源動員機制的等研究都只存在于個別論文的零碎片段中，缺乏整合。三、對自媒體網絡動員的政府控制與調節(jié)缺乏有針對性和可操作性的具體對策。
二、當前我國自媒體網絡動員研究中的難點
1 海量的資料與數(shù)據(jù)的收集、整理與分析需要一定的技術能力
“自媒體網絡動員的作用機制及管理對策”這是一個較為復雜的選題，它會涉及到眾多的自媒體網絡動員事件。自媒體網絡動員事件參與的人物大多匿名、分散、去中心化，@些網絡動員事件的相關信息龐大，時常屬于億計，對如此巨大且分散的數(shù)據(jù)進行整理分析有著較大的難度，需要一定的技術手段與技術分析能力。
2 對自媒體網絡動員的作用機制研究需要多學科的知識儲備
自媒體網絡動員的作用機制的研究目前尚無整體論述，需要做出理論性的解釋框架。這些研究涉及社會學、傳播學、管理學、統(tǒng)計學等多學科理論知識，對研究者的基礎理論積累要求較高。本課題研究者學科理論背景為新聞傳播學，社會學、管理學、統(tǒng)計學等雖然有所接觸，但目前未有更深一步的研究，尚未形成系統(tǒng)化的理論積累。因此，如何把握與整合傳播學、社會學、管理學等多學科理論成為該選題涵待解決的問題。
3 基于大數(shù)據(jù)技術的自媒體網絡動員監(jiān)控、引導、管理體系是一個復雜、龐大的工程。自媒體網絡動員雖然存在著如成員相對匿名、波及范圍廣、隨熱點的轉移快速爆發(fā)和消退、去中心化、組織性差、難以控制等特點，但是現(xiàn)階段自媒體網絡動員的產生、擴散都是在網絡上進行的，大數(shù)據(jù)技術的發(fā)展已經能夠支撐對相關IP及數(shù)據(jù)的整理分析。如基于互聯(lián)網IP、cookies、網絡機器人等技術：在用戶層面可以明確的分析是誰、他的喜好、傳播了什么事件、傳播地點、傳播內容、傳播使用媒介；在內容層面，可以明確展現(xiàn)話題關鍵詞、內容熱點、話題討論的集中區(qū)域、內容轉載頻次；在自媒體網絡傳播媒介方面，可以明確呈現(xiàn)不同媒介的話題量、介入方式、擴散方式。對自媒體網絡動員的管理應該著手建立基于大數(shù)據(jù)的自媒體網絡動員監(jiān)控、引導、管理體系。網絡事件都有著特定的要素如時間、地點、人物、內容等，技術方面可以針對相關關鍵詞作監(jiān)控，如4月3日晚“朝陽區(qū)798藝術區(qū)的和頤酒店遭遇陌生男子襲擊”這一網絡動員事件，如果有將朝陽、襲擊等作為關鍵詞監(jiān)控，并設定一定的警戒級別，及時推送到相關管理部門，可以在網絡事件發(fā)起的初始階段及時涉入，增加應對主動性。同時也應該建立自媒體網絡動員管理的責任清單制度，及時處理與反饋。
立足自媒體網絡動員的作用機制建立基于大數(shù)據(jù)技術的網絡動員監(jiān)控、引導、管理體系是一個復雜、龐大的工程。除了對自媒體網絡動員的全景、作用機制、政府管理方式與經驗有全局的研究外，它還需要對大數(shù)據(jù)技術的應用有一定的研究。大數(shù)據(jù)技術的應用的研究要能夠導出一套衡量內容、傳播、事態(tài)的變量，變量的導出需要大量數(shù)據(jù)、資料、案例的整合分析，同時還需要一定的統(tǒng)計學相關的知識。從總體上來看這些研究工程量大且復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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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SSK；實驗室研究；社會建構論
20世紀70年代興起的科學知識社會學代替了默頓的科學社會學，并以其激進的社會建構論知識主張在學術界引起了很大的反響。盡管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目標是要揭示科學知識是社會地建構起來的，但研究進路卻是多元的，先后出現(xiàn)了以巴恩斯、布魯爾為代表的愛丁堡學派和以科林斯、平奇、特拉維斯為代表的巴斯學派的科學爭論研究；以拉都爾、伍爾加、謝廷娜為代表的實驗室研究；以馬爾凱和他的約克小組為代表的文本與話語分析研究。這些都是科學知識社會學的主要研究場點，但實驗室研究在這些研究場點中是較少受到批判的一種，且它與科學知識社會學社會建構論主張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是實現(xiàn)SSK目標的重要途徑。鑒于實驗室研究在科學知識社會學中的重要地位，本文擬就其研究的基本理論策略、研究方法、主要代表人物及研究進路進行敘述并作簡要評價。
一、從傳統(tǒng)知識觀到社會建構論
科學知識社會學把實驗室研究引人其研究范圍并作為重要研究場點是與整個科學知識的認識轉向有關的，它是傳統(tǒng)的知識觀和科學標準受到普遍的懷疑和挑戰(zhàn)的結果。傳統(tǒng)的知識觀認為，知識是對自然界的客觀描述，科學是由自然界決定的，人只是被動地反映自然；科學知識是被證明為真的命題，是客觀的、標準的、具有普遍有效性的，不帶有任何主觀性和直覺的成分，也與社會因素無關。而科學知識社會學則一反傳統(tǒng)的把科學知識看作“自然之鏡”的觀點，認為原先被認為是純粹的、客觀合理的科學知識實際上是社會建構的產物，科學更多的是社會建構性的，而不是描述性的。自然在知識的產生及確定其真理性的問題上是無發(fā)言權的，正如科林斯所說的：“在科學知識的建構中，自然世界只起很小的作用或不起作用。
1962年庫恩的《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開拓了對科學的社會學研究的新視野，其知識的社會學轉向的主要含義說明，知識不再是純粹真理的載體，而包含了許多社會的因素，對知識的研究必須置于一個廣闊的社會歷史背景之下。科學知識社會學承襲了庫恩的社會學研究傳統(tǒng)并對其進行激進的解讀，把實驗室研究提高到一個戰(zhàn)略地位，這是與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目標綱領分不開的?？茖W知識社會學的全部工作重心是說明科學知識的認識因素與社會因素的結合，說明在科學知識的形成過程中無不包含著社會方面的成分。為了揭示科學知識的社會構成，打開“既成科學”的黑箱，一些人繼承庫恩的相對主義認識論，選擇案例進行爭論研究，認為知識社會學應當公平同等地對待真理與謬誤、理性與非理性、成功與失敗，這些對立的兩方面都應當?shù)玫秸f明，從而認為科學知識是科學共同體談判和妥協(xié)的結果；一些人把文本與話語作為分析單元，更多地采用了符號學、修辭學、解釋學和文學批評的理論和方法；一些人則走進實驗室對科學家的日常生活實踐進行人類學方法研究，通過觀察科學家做了些什么、怎么做來揭示知識的制造過程。真正能夠更好地貫徹SSK社會建構論主張的正是后者，因為科學知識社會學“主要研究科學對象如何在實驗室中被生產出來，而不是事實如何被保存于關于自然的科學陳述過程中”。
二、知識的實驗室制造
實驗室研究是人類學方法(民族志方法)在科學社會學研究中的創(chuàng)造性運用。它最早起源于人們對化學、高等物理學、生物學、生物化學、神經心理學和野生生態(tài)學的觀察報告，與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社會建構論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20世紀80年代初，一度成為科學知識社會學社會建構論的主要研究進路并成為科學知識社會學的著名亞綱領。
20世紀60年代，美國社會學家斯華茨在加州大學實驗室、加拿大人類學家安德森在費米實驗室，最早將人類學的田野調查方法運用于“實驗室研究”，但他們的工作沒有重視實驗室的常規(guī)實踐，沒有對科學家的日常生活及交談進行分析。80年代實驗室研究迅猛增長，形成了一個強大的人類學領域。其中，拉都爾和伍爾加、謝廷娜的研究成果最為顯著。他們用人類學的民族志方法研究知識哲學和知識社會學的問題，把實驗室看作原始部落，對之直接觀察和描述，獲得豐富的資料，包括筆錄、實室論文分析、實驗室成員的手稿、通信、談話、備忘錄和其它由實驗室科學家們提供的資料。
從1975年10月到1977年8月，拉都爾以陌生人的身份去薩爾克研究所參與觀察，并根據(jù)調查的資料寫成著名的《實驗室生活》。在此書中，他描述了實驗室內部的分工及操作的流程，描述了科學知識是怎樣在實驗室內被建構出來的，科學家應該怎樣說明這些建構。他把個制造現(xiàn)代文明的新“部落”看成是“文學銘”系統(tǒng)。認為“人類活動是一種銘文的活動，
類歷史應當看作是一套碑銘整體”。文學銘寫暗示了科學實踐主要是一種文學的和解釋的勸服活動，科學事實是以書面陳述的形式被建構、傳播和評價的。拉都爾和伍爾加認為科學家所研究的不是事實本身，而是由技術人員在實驗中得出的經驗陳述?？茖W家就是要勸說論文的讀者相信，他的陳述應當被接受為事實。
如何才能使陳述被接受為事實，這就需要進行爭論，其“成功與否要取決于該爭論場中的人數(shù)、觀點和立場、作者的個性和他所屬的機構，以及論文本身的風格等”。這就是說，自然事實是科學家根據(jù)實驗制造出來的數(shù)據(jù)進行爭論的結果，實在是爭論解決的結果而不是其原因，即事實是科學家進行實驗和磋商的結果。
拉都爾和伍爾加非常重視環(huán)境在科學實踐中的重要作用。他們認為，環(huán)境不是像過去被認為的那樣與科學實踐是不相干的，環(huán)境不但影響對科學事實的建構，而且整個科學就是由環(huán)境制作而成的。環(huán)境與科學實踐是不可分的、一體的。環(huán)境決定著科學家的地位、生活、工作、行為及實驗室的儀器、設備、實驗對象、材料來源，從而決定著所生產出的產品，并且環(huán)境是不確定的，可變的，有很大的權宜性。
對實驗室場點進行研究的另一位著名代表人物是謝廷娜。她于1976年10月至1977年10月對伯克利加利福尼亞大學研究中心進行了為期一年的田野調查。她通過日常觀察、訪談、收集實驗室備忘錄、論文手稿和相關出版物，積累了豐富的材料。謝廷娜與拉都爾和伍爾加一樣，主張對實驗室知識生產實踐進行研究。在建構主義論題上，她認為，“它把現(xiàn)實的總體看成是裝配而成的，現(xiàn)實的齊一性是異質的，現(xiàn)實的光滑外表包裹著一種內在結構。對建構主義者來說，不存在最初的、未加掩飾的事實”。但她更強調科學的復雜性，認為科學是一個復雜的系統(tǒng)，科學家也處于不同的環(huán)境之中，因而實驗室知識的生產也具有不確定性。
在《知識的制造》這本書中，謝廷娜表述了她的經驗的建構主義認識論思想。她把實驗室比作是生產知識的工廠，認為知識是在實驗室中人為地生產出來的。實驗室里的一切都人工化了。實驗儀器、工具是早已制造好的，實驗對象也是經過精心挑選或人工培育出來的，因而產品(知識)也就無涉于自然，完全是人工制造出來的。她還認為知識的生產過程是決策負荷的，科學實踐中包含著選擇機制。它貫穿于整個知識生產過程和結果之中。
實驗室研究從發(fā)生學視角對科學知識的生產進行分析，著重從內部探討了科學知識形成的實踐過程，實現(xiàn)了科學知識社會學從宏觀到微觀的視角轉換。在這種轉換中，科學家的主體主動性得以突顯，而不是被動地受環(huán)境的約束，直觀地描述客觀外在世界。他們認為實驗室研究場點的開辟為打開科學“黑箱”找到了一把新的鑰匙。實驗室研究的最顯著的特點是研究者能直接觀察到科學家日常實踐的微觀互動過程，探究科學知識是如何在特定的時間、空間內被具體地生產出來的。從而揭示了科學家的研究活動不僅“介入”了自然界，而且也深深地“介入”了社會世界，科學知識本身是一種文化存在而不是被“發(fā)現(xiàn)”的自然給定。
三、評價
科學知識社會學實驗室研究是社會建構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其進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現(xiàn)實意義。一方面，在批判傳統(tǒng)的科學觀方面具有重要的意義；另一方面，盡管它在所有的研究場點中是較少受到批判的，但它與其它研究場點一樣，面臨著自身無法克服的問題和困難。
通過研究，可以發(fā)現(xiàn)其優(yōu)點和不足，以便為我們找到科學的方法論提供新的思維視角。社會學家通過對實驗室的研究發(fā)現(xiàn)科學知識的生產是受到社會各利益團體制約的，如政府、工商界、出版界、科學基金組織、慈善機構等。這一點，對批判傳統(tǒng)的、與社會因素無關、價值無涉、情感中立的科學觀，打破對科學的盲目崇拜和科學霸權，有著積極的意義并取得了顯著的成果。知識的形成是一個歷史過程，其中必定包含著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思想等各種因素。如果知識的研究忽視了這些社會的組成部分，就會導致對虛妄的研究。傳統(tǒng)的知識觀把知識看作是自然的給定，這是一種祛魅的世界觀。它排斥了自由、價值，崇尚物質主義、決定論、還原論及虛無主義。這種知識理性的無限擴張及對科學方法的無限信仰，導致了主體對自身歷史存在的“自我遺忘”。也就是說，它失去了主體的性質。實際上，知識本身就是社會的一個性質。這就是建構論者所主張的，也是其得以迅速發(fā)展的原因。
社會學家通過對實驗室的考查發(fā)現(xiàn)，實驗室“實在”是社會建構的，即實驗所需要的一切都是社會建構的。這一視角的切人非常新穎，但問題是這種建構的成分有多大，實驗者可以根據(jù)需要挑選儀器、對象、原料，這是一個建構過程，但被挑選出來的一切又是否是被建構的呢?即使所有的“實在”的建構性都比較強，那么，必定無疑，實驗產品——知識，也是建構的，這樣知識的確證無誤的程度就要大打折扣了。
因為沒有了客觀性，所有的知識都是社會建構出來的，也就不存在普遍有效的評判知識的標準，知識也就不存在了。從另一個方面講，每個實驗室都有自己的建構體制，即使它們所使用的儀器、對象、材料，物理環(huán)境及人力資源都是一樣的，得出的結論也是完全不相同的。按照庫恩的“范式”的不可通約性，所有的知識就不具有可比性了，那么知識不就成了誰說了都算、“怎么都行”了嗎?可見建構主義者在這一點上走得太遠了。
主題詞社會建構建構主義
一
建構主義研究目前日趨龐雜，其特點表現(xiàn)在以下三方面。
1.建構主義研究來源于眾多思想和方法的影響。就建構主義研究的興起而言，它實際上是后現(xiàn)代主義社會理論、知識社會學和哲學思潮匯流的結果。后現(xiàn)代主義的產生體現(xiàn)了人類對啟蒙運動以來的現(xiàn)代化工程（包括科學技術工程）的負面效應，如環(huán)境污染、文化侵略等的深刻反省和反思?；谶@種反思，后現(xiàn)代主義社會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利奧塔、?？?、波德里拉、保曼、哈維等人認為西方主要工業(yè)化國家已進入后現(xiàn)代社會時期，在后現(xiàn)代社會，知識成為社會斗爭的焦點，科學成為政治的工具，其客觀性和權威性將會受到懷疑；在社會科學研究方面，他們提倡對社會進行微觀研究、多元化理論視角、話語分析和本土方法考察。知識社會學有著悠久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培根、康德、馬克思、曼海姆等人那里。知識社會學關心的主題是揭示特定的知識和信念實體怎樣受到社會和文化背景的影響。只不過，知識社會學長期以來將信念分成數(shù)學和自然科學與包括諸如、道德哲學體系等在內的所有社會科學，認為前者是質樸的，不為任何利益考慮所玷污，而社會科學等學問則是意識形態(tài)的、受主觀思想和利益影響的，因而常常將數(shù)學和自然科學置于知識學的考察之外。既然在后現(xiàn)代主義那里科學的客觀性已受到懷疑，而傳統(tǒng)知識社會學又置科學技術知識于不顧，那么，建構主義來考察科學和技術的社會建構也就成為理所當然了。
當然，建構主義研究也從哲學中的反實證主義流派、新及現(xiàn)象學、人種學的研究方法獲得了啟示。具體說來這些觀點是：（1）科學理論的證據(jù)非決定性，即在原則上總有幾個可供選擇利用的理論與有關的證據(jù)一致；（2）觀察滲透著理論，即理論的附屬成份包含著各種形式的測量理論，有關的觀察結果是由用來檢驗的理論范式決定的，觀察在某一理論中得出，在與之競爭的和繼承的范式中其含義不同。更為具體地說，約定主義的哲學本體論和相對主義認識論肯定是直接促進了建構主義的研究。特別是庫恩、漢森、奎因、迪昂以及更早一些的波蘭細菌學家、科學史學家和科學哲學家弗雷克的研究和探索表明，科學事實、科學評價標準和科學理論范式都是相對的，不可通約的或非中性的，這樣用單純的理性邏輯就不足以說明科學認知的真實情況。于是，從庫恩等人思想中獲得靈感的建構主義學者們，大膽地對默頓科學社會學、傳統(tǒng)知識社會學等進行了批判和挖掘。其涉及問題范圍之廣，觀點、命題之深，聲勢之大，以致許多人認為科學社會學已進入“后庫恩時代”。后來，出于對技術決定論（強調技術發(fā)展是自主的，它影響著社會變遷，但不受社會影響）的不滿，技術社會學也被卷入到了建構主義研究中。
2.建構主義學者在地理分布上較為廣泛。建構主義作為一個思想流派，由于其主要觀點、方法來源不同，很難像科學學（代表人物是英國的貝爾納）、傳統(tǒng)科學社會學（代表人物是默頓）追塑到某個國或某個代表人物，其成員分散在歐美不同國家。在英國，主要是愛丁堡學派，其成員是埃奇、布魯爾、巴恩斯、夏平、柯林斯等人，他們從批判傳統(tǒng)知識社會學，特別是曼海姆思想出發(fā)，并從庫恩思想得到啟發(fā)，對科學知識的實質進行研究。在法國，拉圖爾、卡隆等人接受加芬克爾、?？碌谋就练椒▽茖W實驗室進行人類學的考察。在美國，謝廷娜（一位建構主義女學者）、陳誠、瑞斯蒂等也進行著與拉圖爾類似的工作。另外，英國的馬爾凱、伍爾加，美國的平齊、休斯，荷蘭的比克，德國的魏因加特等大批學者都在從事不同的建構主義研究。當然，建構主義既然以一個思想學派出現(xiàn)，也存在諸多合作和交流，如拉圖爾與伍爾加合作考察科學家之間的交流，共同發(fā)表《實驗室生活》一書，謝廷娜和馬爾凱一起主編《觀察到的科學》一書等等。
3.建構主義研究方法多樣化。盡管建構主義是建立在知識是社會地建構成的這一總觀點之上的，但其方法卻是經驗的。這樣，建構主義研究方法便呈現(xiàn)出多樣化的特點。建構主義對科學的社會分析，主要采取的方法是：實驗室研究，由拉圖爾、伍爾加發(fā)起，像人類學家考察原始部落一樣。保持一種不介入的客觀觀察立場，根據(jù)觀察日記進行研究；爭論研究，即柯林斯的相對主義經驗綱領，從微觀角度分析科學知識如何達成一致；話語分析（或稱修辭學方法），由馬爾凱等人發(fā)展而來，把科學活動參與者的“日常話語”作為主題，分析科學解釋是如何隨社會背景的變化而變化。在對技術的社會研究中，建構主義采取的方法主要是：社會建構方法，這是平齊和比克把相對主義經驗綱領引入技術社會學的方法，研究技術人工制品如何在社會、文化方面得到解釋；系統(tǒng)方法，休斯在技術史研究中使用的方法，把技術看作一個系統(tǒng)（如電力系統(tǒng)），進行經濟、政治、社會的分析；操作子網絡方法，它與拉圖爾、卡隆、勞等人的研究工作相關，他們把技術、經濟、社會、政治和文化看作整體的“異質操作子”網絡，分析技術在其中的作用。另外，愛丁堡學派早期的科學知識社會學的強綱領以及隨后的弱綱領也都是建構主義者曾采用的方法。
正是建構主義這種經驗研究方法的多樣化特點，導致了其研究成果缺乏統(tǒng)一的理論凝聚。目前建構主義的各種觀點和學術成果，散見于有關學者的案例考察和各種論文集里。拉圖爾和伍爾加的《實驗室生活》是對索爾克研究所格列明實驗室考察的結果，拉圖爾的《行動中的科學》也不過是對這種考察的進一步概括，至于前面提到的《觀察到的科學》以及平齊和比克主編的《技術系統(tǒng)和社會建構》等則均為集納諸多建構主義學者及相關學者經驗研究成果的論文集。因此，建構主義的學術觀點具有相當?shù)姆稚⑿浴?/p>
二
建構主義研究就其建構對象而言也呈現(xiàn)出某種復雜性。在建構主義的視野中，似乎借助行為者的互動而形成的制度（包括知識、方法、學科、習俗和規(guī)則），科學家基于數(shù)據(jù)和觀察構造的理論和敘述，實驗室中由于物質參與而產生的人工制品，思想和表象的客體都是建構成的。但是，從這種復雜性中仍可窺見出建構主義存在著強與弱的分野。
1.弱建構主義。弱建構主義強調的是知識產生的社會背景或社會原因，主要著重于宏觀社會學的把握，但并不否認其客觀性或邏輯性的原因。
這類建構主義觀點最早見于貝格爾和魯克曼的知識社會學論述中。在1996年出版的《現(xiàn)實的社會建構》一書中，他們提出現(xiàn)實是社會地建構成的，知識社會學關心的主題是社會建構過程。這里的現(xiàn)實是指主觀現(xiàn)實（即人們關于世界的信念），而不是客觀現(xiàn)實。所謂現(xiàn)實的社會建構就是這種主觀現(xiàn)實作為人工的產物雖然獨立于我們的意志，但都是在社會情景中發(fā)展、傳輸和保持的。[1]就是說，要建構其中某種主觀現(xiàn)實X僅需知道以下事情即可：（1）X的知識，這種知識即便在X不存在時，也能產生某種行為能力；（2）X的合理性常識；（3）傳播X知識的手段。只要具備這些條件，X的知識便可在社會共同體“固定”或普遍存在下來。在貝格爾和魯克曼的建構意義上，社會中有許多東西如習俗、規(guī)則、方法甚至情感、性角色、權力、科學等等都可看作是社會建構的。
當愛丁堡學派沖破傳統(tǒng)知識社會學對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明顯區(qū)分后，巴恩斯、布魯爾、柯林斯等采取了與貝格爾和魯克曼相類似的方法來考察自然科學知識，即用社會背景來解釋科學知識內容。巴恩斯在論及庫恩對科學知識結果解釋的批評時說：“他所描述的科學中基本理論的變遷，不再是對增長的關于實在知識的簡單響應，而是用關于推理的評價的背景負荷才能表達的?！盵2]也即是說，既然自然科學并非以純結果的方式變化，那么考察自然科學知識的產生及其維持便一定要求助于社會背景。巴恩斯引進了“利益”概念，布魯爾認為除了一些社會原則外，還包括精神的、人類學的、生物學的、認知的和感覺經驗等因素?？铝炙垢岢隽艘粋€“非科學”的標準清單：“基于從前合作對合作者實驗能力和忠誠的信任、實驗者的個性和智力、管理大實驗室的聲譽、科學家是否在工業(yè)界或學術界工作過、過去的失敗經歷、內部資料、科學成果的風格和表現(xiàn)、實驗心理方法、民族性”等等。[3]
盡管愛丁堡學派的工作是建構主義的，但并沒有使用“社會建構”這一比喻。首先使用“社會建構”一詞進行建構主義科學知識社會學研究的是孟德爾遜和達勒。他們的論文被收集在1977年由孟德爾遜、魏因加特和懷特利主編的《科學社會學年鑒》第一卷，取名為“科學知識的社會生產”。孟德爾遜和達勒認為，現(xiàn)代科學的建制、認知和知識主張并不能通過科學史論得到適當?shù)恼f明，它們作為人工的產物必有其社會因果關系，因而是社會建構成的。
孟德爾遜等用“社會建構”批評科學史論的不適當性在今天看來雖然已無必要，但卻激起了對科學話語、文本的建構主義研究。以往的科學史論者的研究，通常都以科學家的論著或談話錄、回憶錄為依據(jù)的。而馬爾凱則認為科學家的話語實際上變化很大，其內容和真實性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談論者面對面的互動，因而通過分析、比較科學家就某項研究正式發(fā)表的論文與直接訪問科學家關于該研究的談話記錄，可以真實地說明科學家工作的實際情形，了解科學建構的社會特性。馬爾凱和吉爾伯特通過對一個生物化學小組的34名有建樹的研究者的訪問，把科學家話語分成經驗性的和偶然性的兩種情況。結果發(fā)現(xiàn)，科學家在解釋正確信念時，通常依據(jù)的是經驗性話語，而在說明錯誤信念時，通常依據(jù)的是偶然性話語，即把科學家犯錯誤的原因歸于各種個人的和社會的偶然因素。[4]
邁耶斯在《寫作生物學：科學知識社會建構的文本》一書中試圖表明，社會的考慮（主要是考慮讀者的鑒賞和興趣）怎樣“構成”科學主張、討論和論文或專著的寫作。他說：“在很大程度上，我的研究基點是假定科學是在論文或見解修改和爭論反語重釋的聲言和協(xié)商的社會過程中建構的。對于這一基點，讀者將會感到驚異。”[5]這里，邁耶斯似乎指明，科學文本的社會建構是說它在公開發(fā)表之前就經過討論、協(xié)商、改變和削弱等，科學文本不僅源于客體素材，而且也經歷了科學家和評論者的審視。
可以看到，弱建構主義在探討科學知識的社會原因時，往往給科學的客觀性、理性和邏輯因素留有適當?shù)挠嗟亍２剪敔柕膹娋V領中的公平性、對稱性原則實際上要求對科學的真理和謬誤、真實信念和錯誤信念、理性和非理性、成功和失敗都做出說明，馬爾凱在歸納經驗性話語時則說明了實驗數(shù)據(jù)是在邏輯和時間優(yōu)先情況下給出的。另外，愛丁堡學派并沒有回答在什么時機，讓社會背景因素怎樣進入知識客體中。這就是有些強建構主義學者為什么并不把弱建構主義納入建構主義研究的原因。
.強建構主義。強建構主義是在微觀層次上對科學知識所做的經驗研究，認為科學知識或技術人工制品能夠顯示出其建構完全是社會性的。這類學者主要是謝廷娜、拉圖爾、伍爾加、平齊、比克等人。
謝廷娜將其工作貼上“建構主義”的標簽，而非“社會建構主義”。其原因是她想避免將其研究同“社會背景”之類的東西聯(lián)系在一起，以示同愛丁堡學派的工作相區(qū)別。謝廷娜認為微觀科學知識社會學研究有兩個方面，其一是科學爭論研究，說明知識的一致性是如何達成的；其二是選擇科學工作的真實地點如實驗室作為研究對象，說明科學知識是怎樣建構的。她研究的是后一方面，稱其研究成果為建構主義綱領。她歸納了科學建構的社會特征，即科學研究工作并不指向“現(xiàn)實”，而是指向陳述的操作，這種操作不僅使科學家進入大量面對面的協(xié)商和互動，還包括更廣泛的、超越處所的關系，與經紀人、工業(yè)界代表、出版商、地方管理者等發(fā)生聯(lián)系。[6]
與謝廷娜一樣，拉圖爾也想避免將其建構主義研究同“社會背景”相提并論。他和伍爾加的《實驗室生活》（1979年首版）的副標題是“科學事實的社會建構”，當1986年再版時把其中的“社會”一詞刪去了。但不管怎樣，該書的主題仍然指明：科學事實是一種建構的產物，是各種利益集團間協(xié)商的產物。通過對索爾克研究所格列明實驗室的人類學考察，拉圖爾及其合作者伍爾加用整整一章專門論述了TRF（促甲狀腺釋放因子）的建構過程。[7]
在對《實驗室生活》一書的合作之后，拉圖爾與伍爾加的研究綱領開始分道揚鑣了。拉圖爾轉向了操作子網絡，把其中的科學家當作“資源積累者”進行了“馬基雅維利”式的描述。[8]由于這一綱領不再具有明顯的建構主義風格，這里不加論及，與此不同，伍爾加卻對表象進行了建構主義的研究。
概括地說，客體（自然世界）與表現(xiàn)（科學知識）之間的關系包含兩種圖式：
（1）表象客體或者科學知識自然世界
（2）表象客體或者科學知識自然世界
第一種圖式認為客體獨立于表象，自然知識似乎與自然世界沒有多少關系；第二種圖式表明表象是客體的組成部分和要素，在自然知識與自然世界之間沒有誰是第一性的、誰是本質的區(qū)別。伍爾加認為，前者是過去的科學社會學（包括愛丁堡學派）堅持的“認識論上的相對主義和本體論上的實在主義”圖式，后者才是科學知識社會學研究應遵循的模式。[9]對此，他提出兩條證據(jù)。首先，沒有表象，客體就是無用的，我們無法獨立于客體。其次是對同一客體的解釋存在著某種“柔性”，即科學陳述的多樣性，這導致人們去懷疑任何“假定”的客觀事物的存在。在這里，伍爾加是想說明表象構成或建構了客體，即世界是被建構著的。
到80年代中期，科學知識社會學已經成功地披上建構主義的桂冠，大量的研究成果和著作的標題或導言紛紛以“……的社會建構”而呈現(xiàn)于世。就是對技術進行社會研究的人們也未能逃脫這股潮流。因而，比克、休斯和平齊在《技術系統(tǒng)的社會建構》一書中希望提倡一種新的建構主義研究綱領。
誠如前面所言，《技術系統(tǒng)的社會建構》并不代表一種一貫的研究綱領。這里將集中考察平齊和比克的論文《事實與人工制品的社會建構：或者科學社會學與技術社會學怎樣得到互惠》。在該文中，他們提出了與布魯爾幾乎相近的“建構主義強綱領”：“在這一綱領里，所有知識和所有知識假設都將被看作是社會建構的產物，就是說，關于知識假設的起源、接受和拒絕的全部解釋都可以從社會世界領域尋找得到，而無需借助自然世界?！盵10]不過，他們卻又借用了柯林斯的經驗相對主義的一些概念，并稱之為“技術的社會建構方法”：“這一方法的關鍵概念是‘解釋柔性’、‘終止機制’的‘相關社會群體’。其核心信條之一是技術人工制品對社會學分析是公開的，這不僅表現(xiàn)在技術的使用上，而且特別關及其設計和工藝‘內容’”。[11]平齊和比克用這種方法說明了自行車的歷史，表明了自行車是試錯的產物，新的嘗試所以失敗是因為它們沒有解決這個或那個社會群體提出的問題。因而每種技術產品都是“決定滲透”的結果，而非單向模式發(fā)展的邏輯程序。
總之，強建構主義雖然都標謗自己是完全的建構主義，但最終都是以對微觀社會學問題的關注來解釋宏觀社會學的構架。這一點從謝廷娜、伍爾加、平齊和比克的觀點可以明顯看出。特別是謝廷娜以實驗室活動為基礎來展示科學知識和建構與社會存在著的廣泛聯(lián)系，試圖消除科學知識發(fā)展的內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之分，把科學知識發(fā)展的認識和社會因素結合起來。這可能既是目前大多數(shù)科學社會學家和“理想”，又說明強建構主義與弱建構主義不無兩致的“模糊性”。
三
簡單地說，建構主義尖銳地批判了個人主義的、觀念論的、實證論的和樸素實在論的科學或技術說明。他們對科學技術事業(yè)的因果解釋的社會資源的展示和說明，擴大了社會學研究的視野。但是，建構主義作為一種研究傾向或理論框架，又存在很多缺陷。
1.夸大社會偶然性因素。建構主義研究實際上是把科學技術的本體論相對化，以及把社會因素理性化。弱建構主義者，特別是愛丁堡學派的強綱領一方面想使它成為社會學乃至全部社會科學研究的典范，成為理性和科學的體現(xiàn)，同時在另一方面卻又否認科學知識與一般知識的區(qū)別，使科學等同于其他文化科學。強建構主義者則是在強調科學或技術的社會建構的同時，把客觀的自然因素放置一邊。謝廷娜、拉圖爾等人提倡用參與式觀察對科學家的廣泛訪問來理解科學，但對自然界在科學活動中的地位的認識，卻僅僅停留在關于自然界的人工或語言建構之上。而平齊、比克的研究則表明，技術社會學應著重于社會因素怎樣建構人工制品，而對技術的工藝內容可以置之不顧。建構主義這種對科學技術產生所做的過份的“社會學簡化”不可避免地否定或抹殺了科學技術的本體論方面的因素，忽視了科學技術的物質基礎，從而把科學技術看成完全由各種社會偶然性因素組成的東西。
應該說，在當代有關現(xiàn)代性和后現(xiàn)代性的文化爭論中，建構主義有著強烈的后現(xiàn)代主義傾向。后現(xiàn)代主義者以對真理、客觀性、因果性、合理和進步等的懷疑和批判為特征。鑒于強建構主義堅決地解構了科學合理性觀念本身，那么強建構主義實際上就成了通往后現(xiàn)代主義一邊的橋梁。但對于弱建構主義，有的學者認為它致力于對科學的宏觀因果解釋，因而應被劃分到現(xiàn)代主義一邊?？墒牵绻紤]到并不是所有后現(xiàn)代主義都強調對現(xiàn)代科學的解構，特別是進入90年代后還出現(xiàn)了繼承現(xiàn)代主義但又超越現(xiàn)代主義的“建構性后現(xiàn)代哲學”，[12]則恐怕弱建構主義也逃脫不了與后現(xiàn)代主義的干系。更何況弱建構主義也有著割裂科學與理性之嫌。
2.對于科學技術的解釋范圍較為狹窄。強建構主義研究過份強調實驗室、人工制品在理論上的重要性。如拉圖爾對實驗室的人類學考察，雖然有助于我們理解科學家的行為，但這種微觀研究與科學的組織、結構、共同體等宏觀研究并未得到應有的重視。平齊、比克在進行技術社會學研究時對相關社會的社會群體的關鍵作用給予了充分關注，但對技術發(fā)展有著強烈影響的經濟制度、政府政策等宏觀條件均未被列入技術的社會建構研究的議事日程。至于弱建構主義對科學的社會研究雖然貌似新鮮，其實在默頓的大部分科學社會學研究中都已論述過。早在1945年，默頓就描述了知識社會學的研究程序，說明了可以作為社會學分析的精神產品應包括信仰、意識形態(tài)、宗教道德及實證科學，還分析了精神產品的存在基礎，如群體結構、權力結構、競爭、沖突和利益等。
3.忽視科學技術后果及其評價。建構主義的理論和方法適合于解釋科學知識的起源和技術創(chuàng)新的動力，以致對于科技產品對人的自我意識、社區(qū)組織、日常生活、權力分布有何特別意義的問題很少給予關注。在許多建構主義者那里，關于科技成果的研究進入“死結”的觀念已經根深蒂固，以致把科學技術選擇的社會后果幾乎完全置之腦后。
與此相關，建構主義還貶低對科學技術的道德評價。愛丁堡學派的強綱領和柯林斯的經驗相對主義綱領在對待科學發(fā)現(xiàn)、科學理論是否真理等方面采取了中立的態(tài)度，即認為科學本身無所謂惡，是價值中立的。平齊、比克將柯林斯的綱領外推用于技術的社會研究時，對技術成果的最終善惡又采取了不可知論的態(tài)度，因而不去探討有關技術的地位、技術選擇的正誤這樣的問題。不管怎么說，建構主義開創(chuàng)的對科學技術研究的新方向，對于人們從內部理解科學技術及其在人類社會中的地位有著莫大的啟示。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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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文章對教育社會學的學科性質及研究對象的幾種不同的認識做了分析，認為教育社會學必須著眼于當代人類科學文化廣闊的有機整體，克服狹隘思維模式，按大教育社會學、系統(tǒng)教育社會學的理念，全方位、多角度地去建構和發(fā)展自身學科體系。
教育社會學究竟是一門什么性質的學科？關于教育社會學的學科性質，爭論主要在于:它屬于社會學的一門分支學科，還是屬于教育學的一門分支學科。教育社會學是研討教育與社會的基本關系的一門學科。有些學者根據(jù)教育學的觀點研究教育社會學;有些學者則利用社會學的理論和方法從事這方面的研究。在西方這兩大派別進行了相當長時間的辯論。
我們認為，這種關于教育社會學學科性質的爭論是歷史地造成的，具有人為的因素。分歧的產生在于所強調的側重面不同。把教育社會學作為教育學科的一門分支學科，或作為社會學的一門分支學科都是允許的，不能用一個來否定另一個。教育社會學是教育學、學前教育的專業(yè)基礎課程。本課程主要是運用社會學的原理與方法，研究教育現(xiàn)象和教育問題的社會學層面，探討教育與社會協(xié)調發(fā)展的條件及機制的一門社會科學，是社會學與教育學的中介學科。本課程的目的在于，使學生系統(tǒng)掌握教育社會學的基本知識、原理和方法，初步形成對教育現(xiàn)象或教育問題進行社會學研究與分析的能力，提高學生對教育適應社會的認識水平和實踐的能力，培養(yǎng)學生批判性思維能力，能用整體的、有機聯(lián)系的、辯證的與發(fā)展的觀點，科學地發(fā)現(xiàn)、分析和解釋各種教育現(xiàn)象，并培養(yǎng)進一步深入研究的學習興趣和學術水平。
這樣一門學科究竟應該有怎樣的學科意識以及又如何從社會學的角度來審視學前教育中一些教育現(xiàn)象？
1、對教育社會學學科性質的認識
1.1 教育社會學是教育學的分支學科。美國的赫爾巴特主義者蘇則羅（Henry Suzzalo）認為教育社會學是對教育的基礎和實際加以系統(tǒng)的研究，闡明教育在社會中的重要意義，特別是將現(xiàn)代社會學的思想應用于教育問題的一門學科。
1.2 教育社會學是社會學的分支學科。史密斯、韋伯等認為教育社會學是社會學的一門分支學科，而非教育學的分支學科。
1.3 教育社會學是教育學與社會學的中介學科。教育社會學的這種學科性質由上述兩種學科性質推導而來。
因此，教育社會學必須著眼于當代人類科學文化廣闊的有機整體，克服狹隘思維模式，按大教育社會學、系統(tǒng)教育社會學的理念，全方位、多角度地去建構和發(fā)展自身學科體系，與相關學科建立起動態(tài)積極的開放式學科對話和交流機制。
2、對教育社會學研究對象的認識
2.1 從認識論的角度講，教育社會學以教育社會現(xiàn)象為其研究對象。教育社會現(xiàn)象具體包括兩方面的內涵：一是指與教育有關的社會現(xiàn)象。二是指有社會學因素的教育現(xiàn)象。
2.2 從目的論角度講，教育社會學的研究對象是教育與社會互動的機制及協(xié)調發(fā)展的規(guī)律。
我們可以肯定地說，教育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必然隨著社會的發(fā)展及人類的進步走向精細化、學科化； 也必然隨著社會的發(fā)展使現(xiàn)今未被充分重視的或重視不夠的社科領域開始在教育社會學中出現(xiàn)。
3、教育社會學對學前教育的啟示
3.1 從社會學的角度，把學前教育看作一種社會現(xiàn)象、一種社會過程、一種社會制度來研究。
3.2 運用社會學的觀點與方法對學前教育過程中出現(xiàn)的問題進行分析，有利于深化對學前教育與社會協(xié)調發(fā)展的規(guī)律的認識。
新世紀以來我國教育社會學發(fā)展日漸趨向于成熟，理論的深入和對實踐的關注并進。因為學前教育學是揭示學前教育規(guī)律的一門學科，它以教育學、心理學為基本理論基礎，是師范院校學前教育專業(yè)學生的必修課，在學前教育專業(yè)課程體系中具有奠基作用。開設本課程的目的在于使學生掌握學前教育的基本原理，了解學前教育與社會及兒童發(fā)展的關系，明確學前教育的任務、內容，熟悉學前教育的基本組織與指導方法，了解學前教育與家庭及小學的銜接與合作，使學生樹立正確的教育觀、兒童觀，培養(yǎng)學生熱愛兒童、熱愛學前教育工作的專業(yè)思想。
展望未來，我們相信教育社會學研究必將同時承擔起學術使命、道德使命和社會使命，在融合百家之說的基礎上立足于本土，在積極推進理論研究與實證研究的同時，使教育社會學的研究深深扎根于中國社會和教育實踐的沃土之中。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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