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fā)布時間：2023-07-21 17:13:02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yōu)槟x了8篇的中醫(yī)治病的基本原理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fā)，請盡情閱讀。
明代醫(yī)家吳有性(字又可)所著《溫疫論》，是祖國醫(yī)學文獻中一部專論急性傳染病的不朽名著，其對溫疫的病因、病位、病邪傳變和治療法則及具體方法等，均提出了不少獨特的見解，特色鮮明，富有創(chuàng)新，對今天防治疫病仍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和借鑒作用。本文僅就吳又可治疫的特色作一研討。
吳氏治疫，著力于祛邪，強調“客邪貴乎早逐”、“邪不去則病不廖”，這是貫穿于《溫疫論》全書的基本觀點。這里很值得深思的，吳氏在祛邪治則的運用上，十分重視放邪出路的方法。如他在本書《標本》篇中說：“諸竅乃人身之戶牖也。邪自竅而入，未有不由竅而出。經(jīng)曰：未入于腑者，可汗而已，已入于腑者，可下而已。麻征君復增汗、吐、下三法，總是導邪從門戶而出，可為治之大綱，舍此皆治標云爾。"這里他不僅深刻揭示了放邪出路治法的基本原理，還強調其在消除致病因子(病原)上的重要地位。如對溫疫初起邪伏膜原之證，吳氏創(chuàng)制達原飲，旨在宣透盤踞于膜原之邪，使之盡快得以潰散，“不潰則不能傳，不傳邪不得出，邪不出則疾不瘳?！?《辨明傷寒時疫》)由是觀之，達原飲的作用，主要是為放邪出路創(chuàng)造條件。更值得一提的是，吳氏治疫很推重攻下之法，主張“急證急攻”，“勿拘于下不厭遲之說”，并明確指出攻下法“本為逐邪而設，非專為結糞而設”(《注意逐邪勿拘結糞》)，告誡醫(yī)者“凡下不以數(shù)計，有是證則投是藥”(《因證數(shù)攻》)，切勿中道生疑，不敢再用，以致留邪生變。如治“朱海疇者，年四十五歲，患疫得下證，四肢不舉，身臥如塑，目閉口張，舌上苔刺，問其所苦不能答，因問其子，兩三日所服何藥，云進承氣湯三劑，每劑投大黃兩許不效，更無他策，惟待日而己，但不忍坐視，更祈一診。余診得脈尚有神，下證悉具，藥淺病深也。先投大黃一兩五錢，目有時而小動，再投舌刺無芒，口漸開能言。三劑舌苔少去，神思稍爽。四日服柴胡清燥湯，五日復生芒刺，煩熱又加，再下之。七日又投承氣養(yǎng)榮湯，熱少退。八日仍用大承氣湯，肢體自能少動。計半月，共服大黃十二兩而愈。又數(shù)日，始進糜粥，調理兩月平復?！?《因證數(shù)攻》)按：清代醫(yī)家徐靈胎嘗云：“凡述醫(yī)案，必擇大癥及疑難癥，人所不能治者數(shù)則，以立法度，以啟心思，為后學之津梁。”觀此案，乃疫病之重癥患者，吳氏細心診察，于至危至險癥情中作出“下證悉具”的明確診斷，果斷地采取一而再，再而三的攻下之法，終使病情獲得轉機，患者轉危為安，真可謂挽狂瀾于既倒，拯危癥于頃刻。這種有邪必逐，除寇務盡的學術觀點，若非久經(jīng)臨床、熟諳治疫的大家，斷難有此卓識，的確令人嘆為觀止，其為后學之津梁，自不待言。在上述學術思想主導下，吳氏在祛邪法的應用上，不贊成用黃連一類苦寒藥物，認為其藥性“守而不走”，嘗謂：“若以黃連解毒湯、黃連瀉心湯，純乎寒涼，專務清熱，既無汗、吐、下之能，焉能使邪從竅而出，是妄其本，徒治其標，何異于小兒捕影?！迸c此相反，他對大黃之類攻下藥物則推崇備至，認為其藥性“走而不守”，如說：“得大承氣一行，所謂一竅通，諸竅皆通，大關通而百關盡通也。向之所郁于腸胃之邪，由此而下，腸胃既舒，在膜原設有所傳不盡之余邪，方能到胃，乘勢而下也。譬若河道阻塞，前舟既行，余舟連尾而下矣。至是邪結并去，脹滿頓除，皆借大黃之力?！?《妄投破氣藥論》)逼真的記述，形象的比喻，如繪地說明了下法的作用，主要是在于開通人身竅道，使邪氣有徑可泄。下法如是，汗法、吐法，莫不皆然。吳氏此等見解，堪稱匠心獨運，別開生面。我們姑且不論其觀點是否有失偏頗，但無疑給現(xiàn)代臨床治療急性傳染病的處方用藥，提供了不少有益的思路，啟發(fā)良多，值得再三玩味，未可草率讀過。
吳又可治疫重視放邪出路是有其深遠學術淵源的?！秲冉?jīng)》在討論熱病等治療法則時就有明確的論述，如《素問?熱論篇》說：“其未滿三日者，可汗而已；其滿三日者，可泄而已?！薄端貑?陰陽應象大論篇》又說：“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盡管汗、吐、下三法有異，但祛邪外出則一，實乃放邪出路的具體體現(xiàn)?！秱摗防^承和發(fā)展了《內經(jīng)》旨意，在治療外感熱病中廣泛應用汗、吐、下諸法以祛除邪氣，如麻黃湯之開腠發(fā)汗，桂枝湯之解肌散邪，瓜蒂散之涌吐，承氣湯之攻下，五苓散之滲利等，為后世應用祛邪法特別是放邪出路樹立了典范。金元時期，劉完素制防風通圣散治療溫熱病，即是一首放邪出路的典型方劑，方中防風、連翹、麻黃、薄荷、荊芥解表發(fā)汗，使邪從肌腠而出；大黃、芒硝通腑瀉下，俾邪從谷道而泄；茯苓、滑石甘淡滲利，以冀邪從小便而解，可謂是三管齊下，大開竅道，給邪以出路；尤其是張子和，治病十分重視攻邪，嘗云：“邪氣加諸于身，速攻之可也，速去之可也。”(《汗吐下三法該盡治法詮》)其“攻之”、“去之”之法，他概括為汗、吐、下三法，其意亦無非是開竅道，放邪出路。顯然，吳又可是繼承了前人的經(jīng)驗，并作了很大的發(fā)揮和創(chuàng)新。對此，清代醫(yī)家周學海在《讀醫(yī)隨筆?藥須使邪有出路》總結說：“凡治病，總宜使邪有出路，宜下出者，不泄之不得下也；宜外出者，不散之不得外也。”言簡意賅，切中肯綮。
筆者認為，放邪出路的治法是中醫(yī)的一大特色，它與西醫(yī)針對病原的療法，其清除致病因子的目的雖然相同，但運用方法和作用機理顯有區(qū)別。誠然，現(xiàn)代研究已證實不少中醫(yī)祛邪方藥有良好的殺滅或抑制病原體的作用，這在溝通中西醫(yī)理論上固然能說明一些問題，但畢竟是問題的一部分，而非全部，甚至還不是問題的實質。如果局限在能否直接殺滅和抑制細菌、病毒等角度來探討中醫(yī)祛邪法的作用機理，也許很多問題找不到正確答案，難以作出令人置信的解釋。因此對中醫(yī)祛邪法特別是放邪出路治法的研究，必須遵循中醫(yī)傳統(tǒng)理論，設計和建立符合中醫(yī)自身特點的實驗體系和方法，不能牽強附會的照搬西醫(yī)那一套，這樣才有可能揭示和闡明其實質。譬如中醫(yī)對濕病的治療，很重視通利小便，謂“治濕不利小便，非其治也?！奔词钦f濕邪當由小便而去除，這就給我們研究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和假說：“濕”與小便變化究竟有何關系?假設有關系，我們不妨將患者治療前、中、后小便的變化作一番對比研究，分析其成分是否有所改變?到底有無“濕”的成分排泄出來?或許這種未知的成分還難以被目前檢驗的條件所發(fā)現(xiàn)，需要我們作新的探索。倘若在這些方面研究有所突破，必將為中醫(yī)“放邪出路”理論和治法提供客觀依據(jù)。這樣做，不僅有利于中醫(yī)特色的發(fā)揚，更有可能為現(xiàn)代治療感染性疾患另辟富有中國特色的蹊徑，研究出具有我國自主創(chuàng)新的新技術、新方法，從而進一步提高療效和減少毒副作用。這是一項極富意義的課題。
[摘要] 扶正祛邪治法源于《內經(jīng)》，擴充于《傷寒論》。吳鞠通在繼承前人理論的基礎上，著書《溫病條辨》，開創(chuàng)三焦辨證理論。在分別使用解表、散結、攻下等祛邪法治療溫病的同時，強調中病即止、增液保陰、勿妄下熱、久病扶正等觀點，并運用于遣方用藥的攻補相輔。通過實踐的方法對祛邪扶正治法進行了驗證，強調了正氣和邪氣在疾病發(fā)展過程中的轉變，揭示了處理“補虛、留邪”，“祛邪、傷正”兩組矛盾的辨證思路，倡導了邪正并重、邪正合治的中醫(yī)治療思想。
[關鍵詞] 溫病條辨；扶正祛邪；中醫(yī)理論
[中圖分類號] R254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7210（2011）11（c）-119-03
The application on the method of reinforcing the healthy qi and eliminating the pathogenic qi in Systematized Identification of Warn Diseases
CHAI Xiaoshu
Guangdong Provincial Hospital of TCM, Guangdong Province, Guangzhou 510120, China
[Abstract] The method of reinforcing the healthy qi and eliminating the pathogenic qi originates in Internal Classic, and is developed in Treatise on Cold Damage Diseases. Wu Jutong wrote The Systematized Identification of Warn Diseases based on the present theories, and developed the "San Jiao" diagnostic method. During the using of the methods of reinforcing the healthy qi such as releasing the exterior, dispersing stagnation and purgation, in order to stress the importance of proper treatment of determining the course of treatment based on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reserving yin by increasing body fluid, cautious usage of purgation and reinforcing the healthy qi to prolonged disease. The tonification and purgation in combination of using medicine was applied in formulation. The method of reinforcing the healthy qi and eliminating the pathogenic qi was validated through the clinical usage in order to stress the healthy qi and pathogenic qi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disease, and reveal the diagnostic logic of solving the dilemma of "reinforcing deficiency while releasing pathogenic qi" and "dispersing pathogenic qi while damaging healthy qi", and propos the TCM treatment logic of valuing and treating both healthy qi and pathogenic qi.
[Key words] Systematized Identification of Warn Diseases; Reinforcing the healthy qi and eliminating the pathogenic qi; TCM theory
《溫病條辨》[1]是由清代著名醫(yī)家吳瑭著于嘉慶三年的一部溫病學代表著作。該書創(chuàng)立三焦辨證綱領，由上及下、由淺入深地討論了溫病學理論，并對各種常見溫病提出了具體的診斷和治療方藥。對于溫病的治療，吳瑭提出溫病過程中一方面要祛除病邪，另一方面要注意顧護正氣，強調邪正并重、邪正合治思想的重要性。在運用溫病在三焦祛邪如解表、催吐、攻下等方法時，多處條文提出同時扶正的觀點，筆者認為這一點是該著作的精華所在，也正符合了中醫(yī)的整體觀念，在臨床上體現(xiàn)在治病著眼于人，病去人留的治療目的?，F(xiàn)針對本書中邪正并治之處作出以下分析。
1 上焦感溫，解表扶正[2]
《溫病條辨》闡述了以三焦為綱的辨證論治體系，臨床中根據(jù)溫病的發(fā)病部位及侵入途徑，提出“凡溫病者，始于上焦，在手太陰”，對于急慢性外感熱病，使用清熱、祛濕、理氣、化瘀、攻下等祛邪之法，可獲速效，但邪熱退后，難免傷正，或正虛復感，加重病情。尤其對于慢性外感熱病，單純祛邪，收效甚微。因此在《溫病條辨》中，強調解表祛邪的同時，扶正不可忽視。
1.1 源于《內經(jīng)》，法同《傷寒》
扶正理論源于《黃帝內經(jīng)》[3]，《內經(jīng)》提出“邪之所湊，其氣必虛，陰虛者陽必湊之”，“正氣存內，邪不可干”的正虛邪侵發(fā)病基本原理，疾病的發(fā)生可因正氣不足引發(fā)邪氣侵犯機體，也可因為邪氣對機體正氣侵害損傷后所致。在此基礎上，《傷寒論》[4]則充分認識到扶正的重要性，并滲透在臨床的治法上，尤其對于正氣不足，復感外邪，或受外邪侵襲之后，因失治、誤治而致正氣受損，正氣既虛，不能鼓邪外出者，強調解表攻邪的同時施以扶正。在《內經(jīng)》扶正思想的指導及《傷寒論》扶正解表的啟示下，吳瑭在《溫病條辨》中強調溫病發(fā)病的關鍵是正氣虛損，在原病篇第二條引用《陰陽應象大論》的“喜怒不節(jié)，寒暑過度，生乃不固”，第三條引用《金匱真言論》的“故藏于精者，春不病溫”及第十七條引述《刺法論》的“正氣存內，邪不可干”均提示了正氣虛損是溫病的主要病因，并在此基礎上確立了“瀉其熱而出其汗，實其陰以補其不足”為治療上焦溫病的原則，同時吳瑭自注，“若留得一分正氣，便有一分生理，”便點出了扶助正氣的重要性。此外，原病篇第九條《評熱病論》全文對邪正交爭的論述及第十八條《玉版論要》的“病溫虛甚死”指出，外感溫病，邪正交爭，若正氣勝邪，病向愈，若正不勝邪，預后不良，從而闡明了治療溫病須在祛邪的同時勿忘扶正。
1.2 解表祛邪，中病即止
《溫病條辨》中提出“治上焦如羽，非輕不舉”，其含義在于上焦溫病部位最高病偏于表，治宜選用輕清升浮之品，否則藥重則過病所或損傷正氣。吳瑭在使用汗法治療溫病侵犯上焦時，處處顧護正氣，以祛邪而不傷正，如在第二十五條指出“手太陰暑溫……重傷其表，暑必傷氣，最令表虛……”其中強調發(fā)汗只可“微得汗，不可再服”；第二十六條指出“手太陰暑溫……白虎加人參湯主之”，其中白虎湯之中已有甘草、粳米養(yǎng)胃育陰，而在汗多散大為陽氣發(fā)泄太甚時，須加人參為君，以補肺中元氣。吳瑭在使用吐法治療上焦溫病時，同樣在使用祛邪的同時提示猛藥輕取，中病即止，虛者補氣，如上焦篇第十三條及十四條使用吐劑梔子豉湯及瓜蒂散治“邪在上焦膈中”及“痰涎壅塞胸中”時，提出“得吐，止后服”及“虛者加參蘆”。上焦篇第五條銀翹散的使用別說明“余證悉減者，減其制”，及上焦篇第四條中“冬不藏精，春必病溫”、“病溫虛甚死”等經(jīng)典節(jié)語，充分體現(xiàn)了吳瑭治上焦解表祛邪的同時，勿犯中焦中病即止的辨證論治思想。
2 中焦?jié)駵?，暢中扶正[5]
中焦指脾胃而言，是人體氣機升降之樞紐，溫病自上焦順傳至中焦，邪從濕化，郁阻脾胃，氣機升降不利，故治法上吳瑭提出“治中焦如衡，非平不安”，即以平衡中焦樞紐氣機升降為治療的基本原則，治法則予以辛開苦降，辛溫藥物可化濕解郁，苦降藥物可清脾胃熱，苦辛并用，與脾胃升降相合，以取化解中焦?jié)駸?，通暢脾胃中焦氣機之意。然而濕溫邪入中焦，易煎灼津液，化燥傷陰，加之辛、苦之劑散氣傷陰，故吳瑭強調中焦溫病應注重顧護陰津，益氣扶正。
2.1 辛開苦降，開結暢中
陽明溫病熱結中焦，吳瑭書中多處使用辛開苦降法以開結消痞，通暢中焦。中焦篇第三十八條曰：“脈洪滑……渴欲涼飲，飲不解渴，得水則嘔，按之胸下痛，小便短，大便閉者，陽明暑溫，水結在胸也，小陷胸湯加枳實主之?！币驕夭∫巡辉谏辖?，熱邪下行與痰濕互結于中焦，故治以辛開苦降之小陷胸湯，方中苦寒之黃連清熱解毒，辛寒之瓜蔞化痰行氣，辛溫之半夏降逆止嘔，辛苦之枳實引水下行，四藥合用以達苦辛通降、化痰清熱之目的。半夏瀉心湯作為辛開苦降方藥的代表，多次出現(xiàn)在吳瑭治療中焦溫病篇。如中焦篇第三十九條：“陽明暑溫……濁痰凝聚，心下痞者，半夏瀉心湯去人參、干姜、大棗、甘草，加枳實、杏仁主之?！笔顪匦霸谛南?，方以半夏瀉心湯辛開苦降，清熱化痰消痞。中焦篇第六十四條曰：“陽明濕溫……嘔甚而痞者，半夏瀉心湯去人參干姜大棗甘草加枳實生姜主之?！睗駵匦南缕Y，由于邪熱內陷中焦，濕熱交阻，胃失和降，故以半夏瀉心湯加減宣發(fā)胃氣，行氣消痞。另有中焦篇七十七條瘧病胃陽損傷而胃陰不足治以人參瀉心湯、第七十四條瘧邪結于心下氣分致痞的瀉心湯、第五十四條濕溫邪陷神識如蒙人參瀉心湯加白芍、第五十七條濕熱氣壅為噦證以新制橘皮竹茹湯、第七十九條太陰脾瘧熱聚心胸證以黃連白芍湯等，均以辛開苦降、調暢脾胃中焦之氣機為祛邪要點。
2.2 溫病燥化，增液保陰
中焦溫病涉及足太陰脾經(jīng)、足陽明胃經(jīng)、手陽明大腸經(jīng)，脾喜燥惡濕，胃喜潤惡燥，故中焦脾胃為氣機升降及水液代謝的樞紐，溫病傷及中焦多由于熱邪蘊結于陽明胃經(jīng)及太陰脾經(jīng)而發(fā)病，易燥化傷陰，因此吳瑭在《溫病條辨》中使用辛開苦降法的同時，針對溫病燥化致陰虛腑實證創(chuàng)立增液湯，提出顧護陰液以寓瀉于補，中焦篇第十一條曰：“陽明溫病……不可行承氣者，增液湯主之。服增液湯已，周十二時觀之，若大便不下者，合調胃承氣湯微和之”，此法又被稱為“承氣養(yǎng)榮湯”，以補藥之體，作瀉藥之用，同時攻邪與防虛，因此在治療“體虛之溫病”與“前醫(yī)誤傷津液、不大便、半虛半實之證”均可使用此方救，療效尤佳。吳瑭在治療邪熱熾實證及陰虛腑實之證時，考慮到溫熱本傷陰或下后汗出陰液受傷，故首推增液湯及益胃湯以增液保陰，可見其顧護正氣的細心。此外，吳瑭在用下法以祛溫熱之邪的同時又提出幾大禁忌，如第十六條中“陽明溫病……止可與增液，不可與承氣”、第十四條中“禁連下”等。而第十五條中“護胃承氣湯微和之”及第十七條中的“正虛不能運藥……新加黃龍湯主之”均是由增液湯加減而來，防止損傷正氣，從中也可看出他對顧護中焦陰液的重視。
3 下焦溫病，滋陰扶正[6]
溫病日久，深入下焦，此時吳瑭提出：“中焦病不治，即傳下焦，肝與腎也。”因肝藏血，腎藏精，精血同源，故溫邪侵入下焦，必傷及肝腎，耗損精血，虛風內動，因此吳瑭提出“治下焦如權，非重不沉”的原則，正是指治療下焦溫病，須多用重鎮(zhèn)藥物以潛陽滋陰填精，取其沉降之性以使其直達病所。
3.1 滋陰潛陽，勿妄下熱
溫病為火熱之邪，多傷及津液，溫熱病重久延不解，或失治誤治，由上中焦傳到下焦，可導致肝腎陰液耗損欲竭，壯火復熾，導致肝腎陰液耗傷的下焦溫病，是溫病發(fā)展過程中的重篤階段。在此階段中，吳瑭認為治法當以育陰潛陽為法，如下焦篇第九條至第十六條中分別詳細論述了一甲復脈湯、二甲復脈湯、三甲復脈湯、黃連阿膠湯、青蒿鱉甲湯、大小定風珠等方劑，方中多用龜板、鱉甲、牡蠣等甘咸重鎮(zhèn)之品，沉潛下焦，同時配合雞子黃等血肉有情之品滋陰補精，諸藥合用，共達滋陰潛陽之目的。同時，吳瑭強調溫邪久羈陽明，多見虛熱，指出不可輕易通下泄熱，“若再下其熱，是竭其津而速之死也”，其中扶正之意不言而喻。
3.2 久病傷正，扶正為本
下焦溫病久羈，氣血陰陽必傷，吳瑭在《溫病條辨》中警示后人久病要扶正為本。中焦篇第八十二條“中焦瘧……氣虛留邪，補中益氣湯主之”提出久病留邪如以氣虛所致，須予益氣扶正法。下焦篇第六十一、六十二條，分別論述了“少陰三瘧”和“厥陰三瘧”，提出久瘧之氣血兩虛者用扶陽湯，陰陽俱損者用減味烏梅圓法。下焦篇第六十三條至七十二條文分別對久痢導致的各種虛損進行了辨證論治，如“老年久痢……雙補湯主之”、“久痢小便不通……加減理陰煎主之”、“久痢傷腎……三神丸主之”、“久痢傷陰……人參烏梅湯主之”、“久痢陰陽兩傷……參茸湯主之”等，以及下焦篇第七十六、七十七條對噤口痢的治療采用“加味參苓白術散”和“肉蓯蓉湯”以補脾益腎。吳瑭對于溫病日久，侵及下焦進行了詳盡的辨證論治，從其方藥的使用不難看出對于下焦溫病以扶正為主，祛邪為輔的辨證思想。
綜上所述，扶正祛邪是中醫(yī)學的基本特點之一，源自《內經(jīng)》和《傷寒論》?！稖夭l辨》以三焦為經(jīng)辨證論治，提出三焦分論各種祛邪之法均是為邪去正復而用，祛邪須與扶正合治方顯其效，其遣方用藥處處滲透著祛邪不傷正、邪正合治的思想，而吳瑭的“留人治病法”值得當前臨床醫(yī)務者深入學習及探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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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yī)學是一門生命學科, 歷史以來為人類健康作出了突出貢獻。西方醫(yī)學即西醫(yī)學,是最近三四百年來建立在解剖學、生物學及現(xiàn)代科學技術基礎上、發(fā)展起來的一門重視人體解剖的現(xiàn)代醫(yī)學科學理論體系。西方醫(yī)學主要采用科學實驗方法,從宏觀到微觀,直至目前的分子基因層次水平,發(fā)展極為迅速,超過其它任何一門醫(yī)學科學,一度成為世界醫(yī)學舞臺的主角。西方醫(yī)學從19世紀初開始,對中國醫(yī)學發(fā)生了很大影響。醫(yī)學與人文學科具有天然聯(lián)系,因為醫(yī)學的對象是人,文化關注的對象也是人,這是從文化角度來討論醫(yī)學的基礎。當前,人類對科學的迷狂狀態(tài),使得人文精神受到擠壓,醫(yī)學人文學科的研究相對薄弱。昝加祿,昝旺[1]提出,現(xiàn)代社會背景下的醫(yī)學教育,重科學技術輕文化內涵、重實用功利輕人本情懷的現(xiàn)象,缺乏文化的理性與自覺,尤其缺乏從文化層面去認識醫(yī)學的高度。因此,本文就西方醫(yī)學文化為研究對象,幫助人們重視認真其其各方面特點。
2 西方醫(yī)學文化的歷史哲學淵源和診療特點
醫(yī)學現(xiàn)象十分復雜, 醫(yī)學文化涉及的內容非常豐富。西方醫(yī)學文化作為西方文化的組成部分,其最為原始的兩個源頭來自兩希文化:即古希臘文化和希伯來文化。
古希臘人曾將古埃及的許多藥物和治療方法引入歐洲,并發(fā)展了自己獨特的醫(yī)學文化。當時重要的醫(yī)學文化成就包括較高的解剖學技術和生理知識如證明腦是思維器官、人的一切感覺都是通過腦神經(jīng)傳遞、血液循環(huán)理論等。古希臘醫(yī)學之父希波克拉底的醫(yī)案和著名的醫(yī)學理論,也說明了希臘醫(yī)學文化的重要成果。希臘醫(yī)學在希波克拉底以后,在亞歷山大達到頂峰,且不久即開始滲入羅馬。羅馬對健康和疾病的態(tài)度與希臘頗為相似,解剖學進一步得到發(fā)展。古羅馬醫(yī)學的高峰時期,在“神圣的醫(yī)生”蓋倫時代。
從西方醫(yī)學文化的另一個歷史淵源看,西方醫(yī)學文化也是對希伯來醫(yī)學文化的繼承和發(fā)展。希伯來醫(yī)學文化的最大特點是宗教與醫(yī)學的密切結合。鑒于當時希伯來民族的知識水平, 希伯來醫(yī)學文化中包含著濃厚的宗教因素。馬月蘭[2]指出,西方醫(yī)學文化是古代希伯來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古代希伯來醫(yī)學主要是僧侶醫(yī)學, 經(jīng)驗醫(yī)學作為補充而存在,《圣經(jīng)》就是猶太教滲透到希伯來醫(yī)學文化中的例證。其中,僧侶醫(yī)學文化意識有這樣的基本觀念:只有信上帝, 精神和肉體才能得到醫(yī)治和拯救。從醫(yī)學的角度來看,在律法書的613 條誡命中, 與疾病有關的達213條,其中許多猶太教戒律和飲食禁忌對人體有益,可養(yǎng)生保健。沐濤,季惠提出,當時醫(yī)學主要采用大自然提供的藥物療法,這很類似于我國的中醫(yī)療法[3]?？梢?希伯來醫(yī)學文化是在僧侶醫(yī)學和經(jīng)驗醫(yī)學的基礎上發(fā)展起來的,其中蘊含的醫(yī)療理念對之后乃至現(xiàn)代西方醫(yī)療保健仍有重要影響。
從西方醫(yī)學哲學思想上看,西方人認為,天下萬物都可以無限分割的, 這是西方自然科學分析法的哲學基礎。余謀昌[4]指出,西醫(yī)立足于笛卡兒哲學,依據(jù)機械論思維,認為“人體是機器,疾病是機器失靈,醫(yī)生的任務是修理失靈的機器”。它按照還原論的方法把人體視作機器,從而將其分割成各種各樣的部件。西方醫(yī)學研究問題,偏重于結構還原、解剖分析和實驗比較。西醫(yī)一般是把事物分解成若干部分,抽象出最簡單的因素來,然后再以部分的性質去說明復雜事物。
笛卡爾奠定理論基礎的分析方法,其著眼點在局部或要素,遵循的是單項因果決定論,雖然這是幾百年來在特定范圍內行之有效、人們最熟悉的思維方法。西方人進而認為,生命現(xiàn)象最終可以還原為物理過程與化學過程, 于是在醫(yī)學生理學中逐漸派生出生物物理學與生物化學等分支學科[5]。19世紀初,細胞學說被提了出來。到19世紀中葉,德國病理學家菲爾肖倡導細胞病理學,將疾病研究深入到細胞層次。他學說的基本原理包括:細胞來自細胞;機體是細胞的總和;疾病可用細胞病理來說明。在這些醫(yī)學思想引導下,西方醫(yī)學研究非常重視微觀實驗數(shù)據(jù),并一直將人體細化到細胞分子和基因水平。1953年,沃森和克里克確定了DNA 雙螺旋結構,這一發(fā)現(xiàn)被譽之為20世紀生物學最偉大的發(fā)現(xiàn), 是分子生物學誕生的標志, 這是一項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貢獻, 也是還原論、分析法有效性的一項明證。
西方醫(yī)學在診療中的思維模式是分析性思維。人體疾病的發(fā)生部位,通過各種現(xiàn)代儀器對身體相應部位進行檢查和體液化驗來作出準確的判斷,作為診斷結果和治療依據(jù)。西方醫(yī)學在臨床治療中也已直接消除眼見的和實在的人體確定部位病變?yōu)槟繕?并采用有嚴格標準的藥物進行化學治療,或同時給予物理方法治療,以排除這個部位器官的故障。因此,西藥往往由單一或有限的幾種人造化合物組成,藥物的有效成份一清二楚,藥量準確無誤,并以生化、生理和病理的準確實驗數(shù)據(jù)為依據(jù)。從西方醫(yī)學診療技術水平看,由于采用各種高技術的診斷設備,西方醫(yī)學對于器質性病變的觀察和定性更加快捷,病位確定更加準確。西方醫(yī)學所開發(fā)出來急病救護技術和設備也常常能起到極好的臨床療效。長期以來西方醫(yī)學實踐證明,在還原論與分析法的指引下,西方醫(yī)學文化獲得了顯著的豐富和發(fā)展,在診療中也取得了重要成果。
但是,隨著現(xiàn)代科學技術進一步發(fā)展,人們對人類的身體和人的種種生理與心理的結構、功能和運行機制,進而對人類的疾病和健康問題有了更加全面的認識。西方醫(yī)學界逐步意識到,現(xiàn)實生活中的人是一個生命有機整體,離開生命整體的任何器官只能是一種物體。 同時,社會中的人和生物性的人在醫(yī)學文化中都應該得到關注。雖然沒有任何人體生命現(xiàn)象與細胞和生物大分子無關,但也沒有任何人體生命現(xiàn)象不和社會相關。因此,西方醫(yī)學文化需要超越笛卡爾的觀念,需要一個新的醫(yī)學文化,它依據(jù)人是生命有機整體和社會有機體的觀點,把人的疾病的生物學研究與人的整體及相關的社會、環(huán)境、心理因素聯(lián)系起來。也就是說,在醫(yī)學研究中,我們應該看到,人既是生物性存在,又是社會性存在,只有全面深刻把握人在自然界和社會生活中的身心狀態(tài),醫(yī)學才能真正做到養(yǎng)生保健和有效治療。
3 西方醫(yī)學文化缺陷及發(fā)展方向
西方醫(yī)學在把人越分越細的過程中, 人逐步被分解成器官、細胞、分子,而整體的人不見了。為了查清病因及確切致病原理,西方醫(yī)學病理學研究一貫盡量排除切斷不可控因素因素,盡量將病因與機體發(fā)病現(xiàn)象放置在在一個單純可控的孤立環(huán)境條件下,通過單因單果的直線思維模式,研究病理過程。但是,這種研究方法與實際存在的人與環(huán)境之間的多因多果關聯(lián)網(wǎng)絡遠遠不符。1980年,德國東方史研究所滿晰駁說:學者們應該覺醒,要認識西方醫(yī)學的基本危機, 西方醫(yī)學已經(jīng)進入方法學的死胡同?？镎{元[6]指出,原論與分析法的片面性、西醫(yī)發(fā)病學說的邏輯基礎線性因果論、臨床上的對抗療法等方面,也提示了西方醫(yī)學的局限性,需要在今后注意在醫(yī)學哲學和臨床診療中增加整體論與綜合法的嘗試。
現(xiàn)代西方科學哲學界已開始領悟到,用還原論分析法研究人體,有著明顯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因此, 必須注意吸收其他醫(yī)學模式優(yōu)勢,對西方醫(yī)學文化進行整合,在未來醫(yī)學研究中爭取走整體論與綜合法的道路。當前世界衛(wèi)生組織(WHO)給人體健康定義為:“健康包括軀體健康、心理健康、社會適應良好、道德健康?！边@個定義就認知了人體健康的網(wǎng)絡支持系統(tǒng),而不是一個單因單果的問題。北美現(xiàn)代醫(yī)學教育的開拓者威廉?奧斯勒也認為,“人們過分強調科學,容易忽視醫(yī)學的人性關懷與憐憫?，F(xiàn)代醫(yī)學異常發(fā)展有可能毀了自身”[7]。可見,對于醫(yī)學研究與實踐,醫(yī)學科學和醫(yī)學人文都必不可少。西方醫(yī)學文化,在繼承西方古代醫(yī)學界的經(jīng)驗與智慧之后,在實驗科學研究長足發(fā)展之后,需要在人文研究方面逐步加強,避免在治療上只看到病看不到人,或是只治病不治人,只治局部不治全身。今天西方醫(yī)學模式的由生物醫(yī)學模式向生物-心理-社會醫(yī)學模式的轉變,也是其進一步完善發(fā)展的重要表現(xiàn)。
耗散結構理論創(chuàng)始人普利高津在《從存在到演化》[8]一文中說:人類新醫(yī)學將從東西方文化雙向接軌與融合中誕生,就是一種對新的自然哲學與自然觀的說明與試探。西方醫(yī)學文化和中國醫(yī)學文化趨向接軌的信號,也可能是西方醫(yī)學文化未來發(fā)展趨向。而且,我們還會發(fā)現(xiàn),醫(yī)學信念也是醫(yī)學文化發(fā)展中應該重視的一個方面。對于醫(yī)學由其文化特征帶來的文化功能,比如說療效,法裔德籍自然科學家阿達爾貝特?馮?沙米索(Adalbert von Chamisso,1781-1838)早有闡述:“對于需要醫(yī)學的人來說,醫(yī)學幾乎是一種神奇的魔術,而它的效力總有一部分來自對它的信念?！边@段話明確表達一個觀點:部分醫(yī)療效果來自于人們對醫(yī)學的信念。這里的“信念”,就是典型的文化因素[9]。因此,西方醫(yī)學文化在建立醫(yī)學信念方面也應有所舉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