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fā)布時間：2023-03-23 15:14:48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yōu)槟x了8篇的女性文學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fā)，請盡情閱讀。
在中國現當代小說家中，最早蜚聲中外的林語堂先生的《京華煙云》是一部中國女性的小百科。姚木蘭就是林語堂精心打造的一個中國式奇女子，在她的身上最大化地體現了中國女性的秀外慧中之美。姚木蘭外表美麗端莊，比外表更美麗的是寬闊的心胸。戰(zhàn)爭來臨，木蘭失去了女兒和好友曼娘，立夫被捕，兒子加入戰(zhàn)爭洪流，丈夫出軌，這一系列磨難使她心力交瘁，但她依然沒有放棄，她一邊思考，一邊進步，以積極樂觀的態(tài)度從容面對。經過這一番打擊和苦痛掙扎，木蘭對自由的理解已不僅僅停留在膚淺的生活瑣碎上，她的思想得到升華，她開始重新審視生命，從而使心靈漸漸得到解放。木蘭是儒道結合的典范，面對生活的跌宕起伏，她始終以一種“寵辱不驚，看庭前花開花落；去留無意，望天空云卷云舒”的高姿態(tài)享受生活，接受挑戰(zhàn)的同時，能夠深刻認識生命的真諦，以博大的胸襟容納萬千打擊，并在關鍵時刻做出正確選擇，加入逃難的人群，還在途中主動幫產婦接生，收養(yǎng)了3個孩子。為了讓“中國人的血統一定要傳下去”，她貢獻著自己的綿薄之力。戰(zhàn)爭帶給她無限傷痛，她卻加入戰(zhàn)爭，去實現自己的價值，木蘭從人身到心靈實現了徹底的自由，這一切在于她能思考，有寬廣的胸懷。她的美麗不只是漂亮臉蛋，更是比臉蛋還美麗的內心。木蘭的母親信仰儒家文化，擁有東方傳統女性該有的一切美德。而木蘭也決沒有因為父親的鼓勵脫胎換骨，變成一個摩登的現代小姐，她“去其糟粕，取其精華”，采取兼容并蓄的做法，不僅思想開放，在母親的教導下更是知書達理、賢良淑德，勤儉持家，謙謙有禮，儼然是一個時髦活潑、超凡脫俗的大家閨秀模樣。她不僅會做女紅，她繡的鞋連曼娘都比不上，而且還會做一手好菜，曾老太太只喜歡木蘭熬的花生粥，入口即化。母親給了木蘭傳統婦德的生活智慧，使她在嫁入曾家的生活順風順水，她游刃有余的扮演著各種角色，是丈夫心愛的妻子，公婆的孝順兒媳，曾府的管家少奶奶，曾府上上下下沒有一個不喜歡她。木蘭雖然敬仰父親，但也孝順母親，她聽從母親的諄諄教導，使她在追求自由的同時收放有度，適可而止。但母親那種“世俗的智慧”對木蘭又何嘗不是一種束縛？母親那傳統保守的“正派思想”束縛了木蘭個性的發(fā)展，在她追求自己所想的道路上畏手畏腳，委曲求全。木蘭在與蓀亞結婚前就與立夫心心相印，情投意合，然而她卻甘愿遵從父母之命無怨無悔的嫁給蓀亞，并安心踏實的和蓀亞過起了屬于他們的小日子，做起了曾家人見人愛的三少奶奶。當木蘭知道妹妹莫愁也喜歡著立夫，并且要嫁給立夫的時候，她對妹妹沒有一絲一毫的嫉妒之情，而是大方的送上真摯祝福，并且在日常生活中經常給妹妹指點迷津。木蘭面對生活中的不如意，寧愿相信命運的安排，也不愿爭強好斗。尤其面對身邊的親人，她更是給予寬容諒解和支持，木蘭顧全大局，有成人之美的君子風度，所以她一個人的犧牲成全了妹妹的愛情，也照顧了立夫，保護了蓀亞對她的一片癡心，還回報了父母的養(yǎng)育之情。木蘭寬容無私，端莊大方，完美的大家閨秀光芒在她身上閃耀。但很明顯木蘭的苛求完美限制了她自由意識的發(fā)展，毀了她追求自由的理想。她內心的矛盾成了她掙脫封建牢籠的羈絆，因此注定她要顧此失彼，瞻前顧后。“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東方“以善為美”的傳統觀念使作者在塑造木蘭形象時，賦予她善解人意、顧全大局的優(yōu)良品格。所以她理所當然的把母親教給她的世俗智慧學得樣樣精通，對公公排斥西洋文化報以理解的態(tài)度，心甘情愿的撮合自己心愛的男人和妹妹結婚等等，木蘭的選擇被東方讀者看來是和諧統一，也只有這樣才被大家認同。
二、溫婉自強
對于女性來說，女性的本質就是集女兒、妻子、母性角色三位于一體，而其中的母性是女性最原始、最自然的屬性。“原始的、神話的、永恒的、基本的母性貫穿著女性命運的始終，也正是女性的母性，使女性的鏈條綿延，女性也形成了‘代’的延續(xù)。”女性使人類延續(xù)，這是女性的偉大之處。在文本中，王琦瑤的母性在女兒、妻子角色淡化的背景下顯得更為突出。在《長恨歌》中，王安憶借外婆之口闡述了她對母性的認識，外婆的“生兒育女”的觀點是對王琦瑤做“金絲雀”的人生選擇做出反思。因此，在文本的第二部中，作者讓王琦瑤生下了女兒微微，成為一個真正完整的女人。王琦瑤的未婚先育，是為當時的社會習俗所輕視、遭周圍人非議的?？得鬟d在探望王琦瑤母女時，王琦瑤的母親罵自己的女兒“：給你臉你不要臉。所以才說自作自賤，這‘賤’都是自己‘作’出來的。”母女間這次激烈的爭吵實際上是王琦瑤正面反傳統禮俗的一次對抗。母親離去留下的紅紙包，里面“裝了二百塊錢，還有一個金鎖片”。這代表母親承認了這個外孫女的存在，這次爭吵王琦瑤的勝利，有力的對抗了世俗觀念對單身女人的界定，包含著精神自主的內蘊。王琦瑤的母性意識不僅體現在生養(yǎng)了女兒，也體現在曾經在她生活中出現過的男性身上。母性讓她變的堅強勇敢，雖然那些男人獲得滿足后離開了王琦瑤，但她對他們很寬容沒有恨，這是母性力量讓她變得如此勇敢堅強。王琦瑤也因此獲得了重生。王安憶處處寫男女的情愛，但態(tài)度始終都是溫和的。她本著生活的本來面目著寫，沒有偏激的直斥男性一無是處來寫女性的偉大。王安憶在《長恨歌》中塑造的女主人公王琦瑤雖然在女性觀念上還有種種不足，但最為可貴的是女性意識的覺醒，女人首先是“人”，其次才是“女人”，男女是平等的，他們應該自然平等的對待生活中的一切，女人和男人一樣應該努力去實現自己的價值。在愛情、婚姻與家庭中，女性和男性是平等的，可以一樣去付出、去索取。王琦瑤在情愛方面作為一個女人是明朗而突出的，她為愛辛苦奔走說明了這一點。雖然沒有做一個好的妻子或母親，但仍是最純粹的女人。王琦瑤的一生給我們這樣的啟示：摒棄傳統女性文化中的軟弱性、惰性因素，女性只有打破自我的枷鎖才能真正自由。
三、隱忍堅韌
小說《傾城之戀》的女主人公白流蘇離婚后寄居娘家，她帶回的所有積蓄被其兄嫂耗盡后，遭到了兄嫂的冷眼和排擠。正在其心力交瘁之時，她邂逅了同父異母的妹妹的相親對象———歸國華僑富商范柳原。在白流蘇和范柳原的這場愛情當中，二人小心謹慎的周旋著。然而在一種偶然的大變動下，白柳二人最終步入了婚姻的殿堂。這似乎是《傳奇》中唯一一部結局還算完美的小說，正如張愛玲自己所言：“到處是傳奇，可不見得有那么圓滿的收場。”但恰恰是白流蘇的小心翼翼、收放自如，最終成就了她一直所追求的安穩(wěn)和幸福。莫言小說《豐乳肥臀》中的上官魯氏是承載苦難的圣母，莫言在小說中明確指出：女人們沒有人格自由和把握命運的主動權，更是丈夫的附庸。上官魯氏在這樣的時代里卻嫁給了一個一無是處沒有生育能力的男人，這是她的第一不幸。她為了討好婆婆和丈夫，還得到處尋找優(yōu)秀的男人借種，這可能是她的無奈之舉，也可能是她主動反抗，無論是什么都說明其人生的不幸。她備受各種輿論和自身罪惡感的折磨，最終在上帝那里才找到了靈魂的歸宿。上官魯氏還是個活脫脫的生活在我們身邊的偉大慈母，當生活的重擔和生存的急迫同時加在她身上，她選擇頑強的生活。在戰(zhàn)爭的年代，饑餓的年代里，她默默地為了子女奔波付出，并給他們撐起了一片藍天，讓他們茁壯成長。她堅信“：有生就有死，死容易，活難，越難越要活，越不怕死越要掙扎的活。”在她的眼里，每個生命都是一樣的，無論她是土匪的女兒還是的兒子，只要交給她，她都會把他們撫養(yǎng)成人。在抗戰(zhàn)的日子里，為了孩子們的生命，她寧可走回硝煙彌漫的東北鄉(xiāng)，在解放時期里，她可以不顧一切闖入牢房救她的孩子們，在十年貧困時期中，她甘心把胃當做糧食口袋，只為能讓孩子們吃上飯……母親以她的善良和寬厚以及對死亡的無所畏懼生存下來，她懷著對上帝的感恩開始了自己的救贖之路。每個人一生下來就是有罪的，人世間充滿了磨難，但母親用無私的愛來回報殘酷的現實。母親是愛和生命的化身，也是一位偉大而真實的母親。她含辛茹苦的撫育了一個又一個生命，并視孩子為生命。我們能深刻的感受到人是宇宙中最珍貴的物種，生命的傳承和沿襲是人類存在的源泉。宇宙中的一切事物因為有了生命的存在才有存在的價值和意義。母親對生命懷著一種崇敬之情，以平凡的身份推動生命的發(fā)展。她用愛和生命去化解一切苦難，譜寫了一首生命的贊歌。
四、委婉含蓄的女性抒寫
在男權話語空間中，女性只是一個被欣賞者或被描繪對象，僅有的幾位女性作家很少有不依附于男性思維創(chuàng)作的。當代的女性作家們做出了反駁，她們開始重拾對女性自身欲望的言說。以后最先恢復性別意識的文學審視的女作家是張潔。而對性別意識，特別是女性的性意識作為文學的關注點，出現在20世紀80年代后期。王安憶的“三戀”將性意識作為一個核心話題，被提上文學的議事日程。性意識不再只停留在精神層面，身體在這里又重新找到立足之地。私人化寫作所表達的女性母題是類似的，從性出發(fā)來觀照女性自我和他者，所擁有的是更為隱秘的張力。林白與陳染的相似處在于一種絕對的女性意識表達和對女性身體的高度關注。身體是性意識的一種委婉語，一種文學性的表達。身體一詞的含義是指女性的“性”，特指“性”，不會有人將寫女性的面孔和表情也歸于“身體”的范圍。男女性別的迥異，更深刻的是意識領域的不同，新時代女性的自覺與覺醒從性別意識甚至到性意識開始，利用身體的突圍為女性彼時的缺場到此時的出場重振旗鼓。林白在作品《說吧，房間》中率真地創(chuàng)作，沒有缺失女性的天性，對在性與愛中女性獨特的自我體驗進行剖析。如冰心所說：縱然所寫的是臆話，是瘋言，是無理由的，然而充滿了“真”。小說中對丈夫男性軀體入侵的不滿、出軌的輕視；對女友荒唐性生活的厭惡到同情，淋漓盡致的描繪了一個女性自我成長的歷程。對男性如同動物般可笑的的排斥，更加認可女性的美麗，她們的性也是相對潔凈、高級的審美發(fā)現。林白曾寫下一段耐人尋味的話：“一個人的戰(zhàn)爭，意味著一個巴掌自己拍自己，一面墻自己擋住自己，一朵花自己毀滅自己，一個人的戰(zhàn)爭意味著一個女人嫁給自己。”所以林白對于女性的描寫不僅打破了性的禁忌，同時以一種反叛的姿態(tài)拒絕歷史對女性真實生命的異化與掩埋。小說中沒有歇斯底里，沒有呼天搶地，完全是女性內心中的一種真實的訴說，女性是真正的主角，有自己的價值觀與尊嚴，包括對最基本“性”的追求。陳染是中國文壇最先進入身體寫作的女性作家之一。她以詩意化的筆觸表達年輕女性對自己的性及身體的感受，這種表達突破了女性自身身體的道德忌諱，將張潔等人所開拓的當代文學的女性立場從純粹的精神層面置換到物質層面?！读硪恢欢涞那脫袈暋分械闹心旯褘D黛二與拗拗有相似的個性，她最喜歡冥想，喜歡禁忌的事物，毫無顧忌地與鄰里一個單身男子幽會，追求感官上的滿足。陳染為代表的一代女性作家意識進一步自覺，她們注重從女性立場、女性視角出發(fā)，表現女性與社會、女性與他人、女性自身以及女性與自然諸方面的關系。
五、結語
1.高職學生專業(yè)選擇現狀
調查結果表明，隨著高等教育規(guī)模的擴大，女性參與高等教育的比例不斷增大，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高等教育中性別的縱向隔離程度。但是男女學生選擇的專業(yè)領域仍然存在較大的差異，性別隔離現象仍然比較明顯：女性更多地集中在教育、藝術、語言等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男性則集中在自然科學、工程技術等領域。如在機電一體化專業(yè)中，女生僅占5%，而在創(chuàng)意服務專業(yè)中，男生僅占15.7%。
2.高職學生選擇目前專業(yè)的原因分析
調查數據中，想學一技之長有更好出路的學生占45%，按照個人興趣來選擇專業(yè)的學生占22.5%，聽取父母和老師的建議選擇專業(yè)的學生占7.5%，也有學生隨便填報專業(yè)，占樣本總數的15%。由此看來，大部分學生選擇專業(yè)是出于自身的發(fā)展和興趣愛好。但是可能因為社會影響，女生選擇專業(yè)時可能考慮能學習一技之長的“女性主導”專業(yè)，男生可能順應社會意識流而選擇“男性主導”專業(yè)。
3.高職學生專業(yè)選擇的影響因素分析
（1）家庭方面（表1）在變量家庭所在地中，城市的學生選擇專業(yè)時更注重個人興趣，而農村的學生希望學習一技之長為畢業(yè)后有謀生本領，但兩者性別差異都顯著，男生傾向于選擇理工科，而女生傾向于師范等文科專業(yè)。父母的教育期望變量存在性別顯著差異。農村家庭特別是經濟狀況不好的家庭對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態(tài)度很不一致,子女專業(yè)選擇的性別差異也很明顯，對兒子的教育期望明顯高于女兒。這可能和我國傳統的家庭模式帶有濃厚的“父權色彩”有關。家庭年總收入水平和父母受教育程度方面，經濟條件和父母受教育水平都不錯的家庭，子女在專業(yè)選擇方面已經不存在明顯差異。獨生子女變量上，專業(yè)選擇存在顯著性別差異?？赡芨改傅囊庠笇ψ优x擇專業(yè)起著重要作用。（2）學校方面（表2）高職女生中有68%會優(yōu)先選擇學校的重點學科，高職男生中有60.7%會優(yōu)先選擇學校重點學科。從結果來看，學校的專業(yè)優(yōu)勢性對專業(yè)選擇的性別差異影響不大?？赡苁且驗閷W生在報考學校時并沒有太關注學校的專業(yè)優(yōu)勢性，而是關注學校的整體評價。在高考制度方面存在性別的顯著性差異。在報考志愿時，有32.8%的女生和21.7%的男生遇到過學校限制性別而不能報考相關專業(yè)，這些專業(yè)主要集中于軍事，航天等特殊專業(yè)。（3）社會方面在應對大學生就業(yè)壓力的抗壓能力方面，男生抗風險能力越強、成功信心越高。從男生的專業(yè)選擇傾向看,男生對“男性應該承擔起家庭的經濟重任”這種體現性別特征越贊同，成功信心越高，探索性更強，他們在面臨男性主導專業(yè)與女性主導專業(yè)，以及女性主導專業(yè)和中性專業(yè)的兩兩選擇時，他們越可能選擇男性主導專業(yè)和中性專業(yè)。從女生的專業(yè)選擇傾向看，女生對“我喜歡從事雖然掙不多錢但失業(yè)風險低的工作”這種判斷越贊同,在面臨男性主導專業(yè)與女性主導專業(yè)和中性專業(yè)的選擇時,她們越可能選擇女性主導專業(yè)和中性專業(yè)。在企業(yè)性別差異制度方面存在顯著差異。女生更愿意去男女都有機會公平競爭的企業(yè)工作，所以求職時女生可能會關注企業(yè)的同一職位的性別比例?？傊?，高職學生選擇什么樣的專業(yè)，對他們今后的職業(yè)生活發(fā)展有很大的影響。如果女生繼續(xù)傾向于選擇女性主導的人文社會科學類專業(yè)，就可能加大專業(yè)間的性別失衡比例，甚至進一步影響她們的經濟水平和社會地位。因此，解決高職教育中的性別公平問題，應該更多關注學生專業(yè)選擇上的性別差異問題，使有能力的女性也有相同的機會去選擇學習自然科學和工程技術類專業(yè)。
二、基于女性主義視角提出相關建議
高等教育領域中存在的性別差異現狀，一定程度上折射了整個社會的性別差異現象。女性在社會上的地位可以準確地考量一個社會進步的程度，而女性主義理論就是在社會性別差異的基礎上倡導全人類的男女平等。所以，在女性主義理論的基礎上，對教育領域的性別不平等問題提出相關建議，是合乎情理的。
1.政府要堅持教育的性別公平性，制定保障女性教育的相關政策
第一，在就業(yè)政策方面，“禁止因妊娠和分娩歧視”，“招聘公告中不能出現男性優(yōu)于女性的內容”，“在所有招聘的職稱后應該注明男女均可”。［3］雖然我國已試圖利用相關法律政策為女性創(chuàng)造獲得就業(yè)崗位的同等機會，但是實際操作中仍然出現“野火燒不盡”之勢或者政府部門對違反相關法令的處置規(guī)定并不明朗。因此，一方面，政府必須制定專門的反性別歧視法，確立性別歧視屬于違法行為,明晰可操作性的法律細則。如果用人單位觸犯，女性就有法可依；另一方面，學習西方發(fā)達國家確立性別歧視懲罰和賠償細則。比如“未做到男女同工同酬的單位要承擔法律責任”，“因招聘和工作中遭受性別歧視的雇員,可以向用人單位索賠3個月工資的最高額”。另外，政府還可以通過宏觀調控的手段，將聘用和培養(yǎng)女性勞動者的比例作為評價企業(yè)社會責任的指標之一。第二，應將性別社會化觀點納入教育政策之中，要合理分配教育資源，促進男女共同努力改變傳統的“性別代言”，消除性別歧視和不平等的基礎。一方面，可以對現行的教育政策進行修訂，例如，修改帶有性別差異的教師退休制度，以消除其對女性工作晉升和專業(yè)發(fā)展的影響；減少教育收費以避免貧困家庭的“舍女保男”。另一方面，政府應制定一些導向性或激勵性的特別扶持政策，和學校一起鼓勵女性走出“被單位拒之門外”的畏懼，大膽從事與自己專業(yè)或興趣相符的工作。這樣不僅提高女性的就業(yè)機會，而且也能鼓勵有能力的女性選擇自己擅長的專業(yè)。
2.家庭要改變“重男輕女”傳統觀念，樹立男女平等的教育觀
家庭是影響學生專業(yè)選擇的一個重要因素。誠然，對于現實社會中處于劣勢地位的女性來說，接受公平的教育是擺脫這種不平等的最好方式。但是，父母往往根據自身的生活經驗和對勞動力市場中職業(yè)的性別偏見，去指導子女的專業(yè)選擇，帶有一定的主觀和從眾色彩。在一些農村或偏遠地區(qū)，由于經濟條件有限、信息傳遞慢和個人視野的狹窄，家長對職業(yè)認識大多來源于媒體信息，更容易受社會刻板印象的束縛，陷入對子女職業(yè)指導的誤區(qū)。如果家庭無經濟能力供養(yǎng)孩子上學，那么女生輟學就是首要選擇。因為家長們認為，女生勤快乖巧，能夠幫助父母干活、照顧弟妹，并且受近幾年“讀書無用論”影響，他們堅持認為女孩“讀書無用論”，將女性的角色局限于“家庭主婦”的社會地位。然而，家庭經濟好的父母偏好于為子女選擇專業(yè)，也是一種不當之舉。總之，受中國“重男輕女”傳統觀念、男強女弱的性別偏見和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庭模式的熏陶，子女將社會性別刻板印象內化為指導和衡量自身行為的準則。因而，在專業(yè)選擇時，男女呈現顯著性差異。為改變這一現狀，家庭要改變傳統觀念，樹立男女平等的新理念。第一，改變傳統的性別教育觀念，樹立性別平等的教育觀。當家庭對男孩的教育期望普遍高于女孩時,可能對女孩獲得相同的教育機會和社會資源會更加不利。家長要擺脫傳統的父權制文化束縛，改變“重男輕女”的觀念，公平看待子女的社會地位，這樣才可以推進教育領域中的性別公平化。同時，父母要認識到職業(yè)性別隔離已經無法適應現代社會的多元化和競爭性，尊重孩子的職業(yè)興趣，幫助子女建立自己的專業(yè)選擇范圍。第二，父母應營造民主平等的家庭氛圍，幫助孩子增強自身平等意識。什么樣的家庭必然教育出什么樣的子女。家庭氛圍對子女的個性成長起著潛移默化的作用，特別是民主和諧的家庭環(huán)境能讓孩子的個性得到全面發(fā)展，培養(yǎng)子女的獨立性和創(chuàng)新性。而且，民主型家長在專業(yè)選擇時更愿意幫助孩子分析選擇專業(yè)的原因和興趣，輔以參考意見，而非主觀斷決，違背子女意愿。
3.學校教學要注重性別教育均衡發(fā)展，保障女性身心健康發(fā)展
其一，在課程設置上，學校通過教材將知識、社會規(guī)范和價值觀傳授給學生，在學生性別社會化過程中起著引導作用。所以，通過修訂教材，可以逐漸取消課程的性別偏見和性別刻板印象。比如小學教材中的插圖農民一定是“伯伯”，警察一定是“叔叔”。［4］在高等教育中鼓勵男生選擇工程、航天等具有挑戰(zhàn)性的課程，而鼓勵女生選擇語言、文秘等缺乏探索性的課程。事實上，女性也具有向探索和挑戰(zhàn)性職業(yè)方向發(fā)展的能力。因此，對于中小學教材的隱性性別歧視內容進行更改，勢在必行。教材內容要摒除強調男性英雄角色和女性家庭角色的刻板印象設置，融入新的社會性別理念，提升女性的職業(yè)地位和人格優(yōu)勢，讓女性從小生長在性別平等的環(huán)境，能夠選取與自己專業(yè)符合的職業(yè)，不為就業(yè)的性別歧視而苦惱。其二，在教師發(fā)展方面，任何教育階段，教師對學生性別的觀念和行為塑造都是潛移默化的。如果老師對女生的鼓勵多集中在聽話、整潔；而對男生的表揚集中在大膽、創(chuàng)造性強。那么無形中就教導男女孩具有符合所謂性別規(guī)范的舉止。［4］所以，學校教學要注重對教師獲取性別知識進行專業(yè)的培訓。在教學過程中，教師能將價值觀和行為準則置于社會性別束縛之外，引導學生根據自身興趣從事各種工作，并能在以后工作中運用新的社會性別觀念處理問題。
4.女性應該擺脫社會賦予自身的“枷鎖”，增強積極競爭的意識
關鍵詞：明清時期；女性文學；地域性；自強意識；交流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3）03-0011-02
封建社會千百年來，傳統的男尊女卑的觀念深入人心。受這種觀念的影響，女性文學的發(fā)展之路也堪稱坎坷崎嶇，這種情況至明末有很大的改善。明末清初是特殊的時期，政治、經濟、文化都發(fā)生了變化，正是這諸多因素的影響，女性開始在多方面的展現自己的才能，女性作為創(chuàng)作群體開始出現在歷史的舞臺，并在文壇上產生了較大規(guī)模的影響。本文試從創(chuàng)作全體分布的地域性、自覺創(chuàng)作及自強意識與不同文人的交流分析明清時期女性文學創(chuàng)作的特征。
一、女性文學創(chuàng)作群體分布的地域性及其原因
胡文楷先生的《歷代婦女著作考》收錄記載的歷代女作家最為全面豐富，據其記載，中國古代女作家約4000余人，該書收錄的明清女作家就達3885人，其中南方多達3405人，占中國歷代女性作家的絕大部分。這其中，南方地區(qū)多達3405人，北方僅340人。其中江蘇、浙江兩省又占80%。由這組數字不難看出，明清女性文學之繁榮，同樣是中國文學史上珍貴的文化遺產。
據《歷代婦女著作考》估算，明清兩代的女性文人主要分布在吳中（江蘇省南部）、杭州、安徽桐城地區(qū)。之所以在江南地區(qū)發(fā)展繁榮，原因如下：
明清時期，南方的經濟文化不斷發(fā)展，這位女性文人創(chuàng)作群體的出現奠定了物質基礎。另外，明代中期在手工業(yè)和商業(yè)中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經濟的發(fā)展突破了封建經濟的結構，產生了商品經濟。商品經濟的迅速發(fā)展對當時社會的經濟領域的影響其實遠小于其對思想文化領域的影響。商品經濟的發(fā)展直接推動了明末的解放思潮，出現了各色各樣的文化社團，各種活動。這些活動拓寬了久居深閨的閨閣女子的生活空間和交際范圍。
商品經濟的發(fā)展和刺激下，相應的，社會對于人的要求有一定的提高。這其中包括女性，社會對于女性的要求不再局限于繁衍后代，相夫教子，需要女子具備一定的才能。傳統對于女子道德操守的要求開始變動，出現了與傳統觀念相背的觀念，希望女子也成為于家庭于社會有用之女。所以女性教育受到高度的重視，這位詩詞創(chuàng)作活動奠定了教育基礎。
社會大環(huán)境對于女子的創(chuàng)作是有利的。明代文人間的交往活動達到鼎盛，這種社會文化對于生活范圍狹小的女性來說影響是巨大的。女性作家開始走向公眾空間，與男性文人的唱和、女性作家之間自發(fā)的群體唱和等情況隨處可見。毛奇齡、袁枚等名士直接招收女弟子，鼓勵她們創(chuàng)作，也推動了女性文學的發(fā)展。
二、女性自覺創(chuàng)作及自強意識萌發(fā)的影響
因為以上因素的作用，封建社會走到末端前，女性文人終于大規(guī)模的登上了歷史的舞臺。相較之前的女性文人，明清時期的女性文人創(chuàng)作環(huán)境顯得較為寬松。歷史上的女作家人數本就少，不少為青樓女子和妃嬪，她們的創(chuàng)作某種程度不是為了表達自己的看法，是為了取悅某些特定的對象。班昭的《女誡》就如此，明清之前，創(chuàng)作的作品屬于女性自己的很少。宋朝時，也出現了一些在創(chuàng)作中表現女性真實的情感體驗的文人，如李清照、朱淑真，但是是非常罕見的。到明清兩朝，在社會因素的影響及女性自身的覺悟，這種情況才有所改善。這種現象主要表現在一下兩個方面：
對文學創(chuàng)作表現大的興趣，創(chuàng)作的熱情倍增，明清時期女性文學的發(fā)展呈現家族化的特征，如蘇州的葉氏家族，因為地域與親緣關系，女性已經開始文學聚會，有的或已經結社，交流創(chuàng)作心得。聚會或結社的女性文人，往往有共同的語言，性情相投，出身相似。這樣的方式有助于她們創(chuàng)作熱情的激發(fā)，她們切磋、交流心得，在其中取得進步，還有一個好處是，不再是一個人面對社會大眾的輿論，而是以群體的形式，某種程度上增加了她們的勇氣。
女性為自己和其他女性文人的作品結集、刻印。明清之前，幾乎所有的女性作品都是男性編選、刻印，因此才得以保存。明清時期，很多女性文人的作品仍然是男性編選、刻印的。這樣的缺點是流傳下來的作品數量少，以男性文人眼光挑選的作品且不能反映女性最真實的心境。明清時期的女性不能滿足這樣的現狀，開始用自己的價值標準編選女性作品。明代的著名女性文人沈宜修便是這其中之一，輯當時女子才甚者十八人之作為集，名《伊人思》?！兑寥怂肌放c傳統男性的編選方式有很大差異，強調作品的時代性，書中所選的文人均為明代中后期人，編排上以原有刻集得18人未有刻集幸見藏本得9人，傳聞偶及得6人，附乩仙2人為順序。男性喜歡按照女性的身份地位、生活年代、文辭優(yōu)劣等幾種體例編排女性作品，沈宜修的編排與之很不一樣，體現了女性編者細致務實的完全迥異于男性編者的采選風格。
明清女性在經濟文化等因素的影響下，或自覺或不自覺地產生了自強意識，但是沉重的封建禮教的壓迫下，這樣的自強意識并不能改變整個社會大環(huán)境，傳統的道德觀念依舊是主導。這種現狀直至近代才有改變，不過相較于其他地域的女性，江南地區(qū)更快的接受了西方先進的意識。如，近代女性追求自立的一個重要內容便是放足。吳地女子接受“放足”意識較快，認識到此舉不僅開創(chuàng)新風尚，而且是女子走向社會、自強自立的前提。1900年上海婦女首先成立 “放足會”。1901年，蘇州、無錫等地也先后成立放足會，一時周圍鄉(xiāng)鎮(zhèn)放足漸成風氣。
三、與名妓文人及男性文人的交流
名妓文化在明末清初是一個特別的存在，名妓與傳統女性本無交集，但在特定的社會因素作用下，明末清初時，名妓文化與普通女性文化開始融合。清初，名妓的家國觀念對普通女性產生較大影響，部分傳統女性文人也接受名妓，二者相互影響，產生一種新型的文化。這種新型文化相較于傳統女性文化顯得更為積極，有些名妓如柳如是、董小宛，由名妓身份轉變?yōu)榱既松矸荩矠榇蠹医邮堋?/p>
傳統女性對于名妓也采取積極的態(tài)度。明末清初著名女性文人黃媛介就在這兩種文化中起了重要的作用。黃媛介于柳如是關系十分之密切，“時時往來虞山，與柳夫人為文字交”，兩人因為文學成為朋友，并經常往來?！版陆楹罂陀谟萆搅蛉嗽茦侵小?。黃媛介曾居住于柳如是的住所。“絳云樓新成，吾家河東君邀皆令至止。硯匣筆床，清琴柔翰，挹西山之翠微，坐東山之畫障。丹鉛粉繪，篇什流傳中吳閨閣，侈為盛事?！苯{云樓建成后，柳如是邀請黃媛介做客，兩人筆墨相伴，創(chuàng)作詩畫，在當時吳中閨閣中傳為盛事。黃媛介當時生活狀況較為困頓，柳如是還曾以金錢資助她，是一對惺惺相惜的好友。
至清代，女性文人對于創(chuàng)作求知的要求越來越高，除接受傳統的教育外，女私塾也普遍了些，社會大眾對于女子求學重要性的認可度也越來越高。女性文學的發(fā)展，除了與女性自身的努力文化環(huán)境等因素外，與男性文人的倡導與幫助也有很大的幫助。這樣的角色，起初是女性的父親、丈夫或者其他親人，當然也有些文人，自覺承擔起女性的教育工作，代表人物是廣收女弟子的性靈派創(chuàng)始人袁枚。這些本就有一定影響力的文人某種程度上擴大了女性文學的影響力，提供了作家的知名度。如著名學者魚樾曾為流落江南的女子劉清韻的詩和戲曲寫序，十分推崇，并請吳季英為她刊印《小蓬萊仙觀傳奇》，這是由于此，劉清韻的戲曲才流傳下來。由此可以看出男性文人名士的幫助對于女性文人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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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女性易裝 社會性別制度 木蘭 婁逞
封建禮教講究男女有別，男主外，女主內，要求廣大女性謹守傳統女德，不能越禮。如《禮記?內則》中說：“男不言內，女不言外?！薄皟妊圆怀?，外言不入?！盵1]“男子居外，女子居內，深宮固門，閽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盵2]但在實際的社會生活中，女性有時不得不走出家門，進入屬于男性的公共領域，這必然與傳統社會性別分工產生一定的沖突。為了化解由此帶來的矛盾，這時就會出現女子易裝現象，女性打扮如同男性，以男性的面目出現。
這樣易裝后的女性在社會性別上暫時取得了“他”的身份，暫時擁有了進入公共領域、參與社會活動的合法權利。如最早進入文學作品的易裝女性木蘭，她易裝從軍征戰(zhàn)，展示了女性的勇武精神。其事跡見于南北朝時期的北朝樂府民歌《木蘭詩》。與此相映的是，在南朝南齊時也出現了女子易裝行為，如果說木蘭其人其事有一定想象成分在內的話，婁逞則是一位歷史上真實存在的女性?！赌鲜贰酚涊d：“東陽女子婁逞變服詐為丈夫，粗知圍棋，解文義，遍游公卿，仕至揚州議曹從事。事發(fā)，明帝驅令還東。逞始作婦人服而去，嘆曰：‘如此伎，還為老嫗，豈不惜哉?！巳搜?。陰而欲為陽，事不果故泄，敬則、遙光、顯達、慧景之應也?！盵3]婁逞的所作所為表明了女性不輸于男性的政治才華。
由木蘭和婁逞事可知，這時女子要進入公共領域必須易裝?？梢姡藭r“男主外，女主內”的社會性別分工相當嚴格。在這里，必須解決的一個問題是：雖然“男尊女卑”的社會性別規(guī)范形成于先秦時期，但是，那時男女兩性之間的社會性別分工并不如后世明顯，因此，雖然政治等領域完全將女性拒之門外，但還是有一些社會活動允許女性參與。如女性從軍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當時列國頻繁征戰(zhàn)，有時連女子也被編入軍中，不能幸免，這是男性出于戰(zhàn)略需要而對女性的奴役?！渡叹龝?兵守》說：“三軍：壯男為一軍；壯女為一軍；男女之老弱者為一軍。此之謂三軍也?！薄皦雅?，使盛食，負壘，陳而待令，客至而作土以為險阻及耕格阱，發(fā)梁撤屋，給徙徙之，不洽而之，使客無得以助攻備?！盵4]《史記?田單列傳》中亦記載：“田單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插，與士卒分功，妻妾編于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盵5]這時女子并無易裝和換回女裝的問題。但是，這卻成為后世文學中女子易裝從軍的肇端。
至秦漢之際，女性依舊允許進入軍隊，在《史記?項羽本紀》中項羽與劉邦交戰(zhàn)時，“漢王夜出女子滎陽東門被甲二千人，楚兵四面擊之。”[6]女子被甲，當與男丁無異，且平時應訓練有素，方能迷惑楚軍。但漢代以后，隨著封建禮教的嚴苛和社會性別分工的嚴格，情況發(fā)生了明顯的改變，女子從軍被認為不祥，影響士氣?！稘h書?李廣蘇建傳》載李陵與匈奴作戰(zhàn)不勝，“陵曰：‘吾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軍中豈有女子乎？’”后來“陵搜得，皆劍斬之?！盵7]結果再戰(zhàn)，大勝。但在特殊情況下，女子依然會出現在軍隊中，《三國志?武帝紀》載，呂布與曹操交戰(zhàn)，“時太祖兵少，設伏，縱奇兵擊，大破之?！迸嶙⒁段簳吩唬骸坝谑潜猿鋈←?，在者不能千人，屯營不固。太祖乃令婦人守陴，悉兵拒之?！盵8]
此后，女子從軍甚為少見。對此，呂思勉先生說：“后世女子罕從征戰(zhàn)，偶有其事，人遂詫為異聞；若返之于古，則初無足異也?！盵9]所以，后世再沒有出現女性大量從軍的事情，社會性別分工的嚴格使女性完全失去了參與社會活動的機會，女性必須改裝為“他”才能具有進入公共領域的資格。因此，南北朝時的木蘭和婁逞不得不靠易裝來取得男性身份?！赌咎m詩》的結尾說，“雄兔腳撲朔，雌兔眼迷離。雙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10]表面上是在為女性的才華張目，但是“辨雄雌”的標準是“雄”，女性是靠掩蓋自身的生理性別換來行動上的自由。
女性依靠易裝進入公共領域并不符合封建禮教的常態(tài)，女性易裝行為在客觀上打破了社會性別分工制度，是向男尊女卑、男主女從的社會性別規(guī)范發(fā)出了挑戰(zhàn)。因此，男權意識需要對其重新進行加工和改造，以期能使這種行為納入傳統道德的合理表述中。所以，在男權意識的觀照下，木蘭和婁逞一個受到贊揚，一個受到貶斥，她們的形象在后世的易裝故事書寫中變得意味深長。尤其是木蘭形象，在后世的改造中已經遠離了最初的文本意義。
在探究其中原因時，她們易裝的目的不能不引起關注，木蘭和婁逞都是主動要求易裝，但是木蘭易裝的原因是可汗征兵時，父親年老，且“阿爺無大兒，木蘭無長兄”，是一種不得已的選擇，征戰(zhàn)歸來后的木蘭盡管戰(zhàn)功顯赫，卻依然愿意著其舊時裳。相比之下，以男權意識衡量，婁逞的易裝動機就顯得十分可疑，是無故而詐為男子。婁逞不甘自身才華被埋沒的易裝要求，實際上包含了朦朧的女性自我意識的覺醒。這種女性自我意識危害到了傳統社會性別制度的穩(wěn)定，危害到了男權的利益，所以，她就被視為“人妖”，遭到了男權意識的責難。
因此，在對女性易裝故事貌似客觀的敘述中，包含著男權意識對其的改造，包含著在違背傳統道德的故事中極力以傳統道德要求的矛盾。男權意識對待木蘭和婁逞的態(tài)度基本上成為后世易裝女性的兩極待遇。
自木蘭和婁逞后，唐代成為女性易裝較活躍的朝代，尤其是在唐前期，女性易裝幾乎成為一種社會風氣[11]，這時小說中也出現了女性易裝的故事。如李公佐的《謝小娥傳》，其在后世影響極大。至五代，王蜀出現黃崇嘏易裝事，后與婁逞同被收入《太平廣記》卷三六七“妖怪九”之“人妖”中，而在民間傳說中幾乎家喻戶曉的祝英臺事，最早的文獻記載見于宋代張津的《四明圖經》。此后，宋金元時期很少再見女性易裝事跡，這與理學的興起有密切的關系。文學作品中演繹的多是前代易裝女性的故事。女性易裝事跡重新出現是在明初，與前代不同的是，這時女性易裝的目的已經是為保持貞節(jié)，沾染了明代特有的社會文化氛圍。
不管女性出于何種原因而易裝，這種行為都屬于非常態(tài)的做法。因此，歷史上關于女性易裝故事的記載并不多，由于女性易裝是對傳統女性性別角色的反叛，男性文人大多也不會主動創(chuàng)作與虛構這類人物形象。他們對理想女性的表達自有其常規(guī)方式，這只不過是一種不得已的選擇。所以，至明代，進入小說作家視野的易裝女性很少，多部筆記小說中反復記載的都是同一個易裝女性的故事。但是從作品數量不少而易裝女性很少的矛盾中，也可以窺見明代真實的兩性文化原貌。
而在明末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說中，女性易裝成了女性成就美好姻緣的手段，具有絕世才華的女性，同時也具有“三從四德”的傳統女德，甘心伏于男性之下。即使對女性才華持頌揚態(tài)度的蒲松齡，在《聊齋志異》中給女扮男裝的才女顏氏安排的結局依舊是換回女裝，閉門雌伏。
從古代文學作品中對女性易裝現象的記述，可以看出，扮成男裝的女性具有不亞于男性的才華，這無疑對“男尊女卑”的傳統社會性別制度構成了嚴峻挑戰(zhàn)，但是經過改造，這些女性最終的結局只能是換回女裝，相夫教子。而對于不愿換回女裝的女性，則給予嚴厲的批判，稱之為“妖”。
女扮男裝實際上表明了傳統社會性別制度的不合理，但是在男權意識占主導的封建社會中，是絕不允許女性萌發(fā)自我意識的。對女性易裝的評價標準是以男性的眼光來衡量的，并以此對她們做出符合男性利益的評價。封建禮教要求女性遵守女性性別規(guī)范，不能進入公共領域，參與社會活動，但在現實的生活中又不斷出現女性易裝，走進公共領域的現象。男性作家在記載這些現象時，不得不對“她們”加以改造，使之成為男性對理想女性的一種另類表達途徑，這是禮教的矛盾和尷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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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女性本位 張愛玲 王安憶 相似 差異
前言
張愛玲與王安憶是兩位非常有個性的女作家。兩人在各自所處的時代文壇上大放異彩，在中國女性文學史乃至中國文學史上占有不可或缺的文學地位?！叭毡九c謝野晶子夫人這樣說過：‘實在說：婦人描寫婦人自己的心理，最能夠使人有感動的地方，因為這是婦人描寫自身的心理緣故。所以婦人若能在男人的短處方面努力，比較容易收到效果’?！边@恐怕就是這兩位出色的女作家成功的法寶了。近年來，把兩人的作品放在一起比較的研究越來越多，尤其在王安憶的《長恨歌》問世以后。不過，王安憶本人卻不認為自己和張愛玲有相似之處，甚至不承認張愛玲對她有多大影響。但這并不妨礙我們對兩個人的比較研究，因為作品在面世以后往往會超越作者的本來意圖生出連作者也渾然不覺的言外之意。
一、女性意識視角下張愛玲與王安憶的創(chuàng)作相似之處
兩人在作品創(chuàng)作中是有著契合點的，尤其在對上海這座大都市以及上海女性的描寫刻畫方面。張愛玲《傳奇》中的故事大都發(fā)生在上海，僅有幾篇發(fā)生在香港，不過也是上海人在香港，“芯子”仍然是上海的。王安憶都市題材的小說也無一例外把上海作為書寫大環(huán)境，塑造出了一個個具有鮮明特點的女性人物形象，如富萍、妹頭、王琦瑤等等。因此，評論界普遍認為，王安憶是傳承了張愛玲的衣缽的。著名學者王德威更是認為她是張愛玲之后海派小說的傳人，這不是沒有道理的。
（一）瑣碎人生
張、王兩人都寫上海，但卻不是寫上海這座大都市的喧囂和繁華，而是去關注平凡人物的平凡故事，即小人物的“瑣碎人生”。另外，在關注普通人物時，他們更多著眼于人物日常生活的刻畫，而忽視整個大時代背景下政局的動蕩，社會的混亂以及戰(zhàn)爭的頻發(fā)，僅以人物自身的家族與人際關系為寫作環(huán)境。
相對于人生的飛揚，張愛玲更喜歡人生的安穩(wěn)與樸素。張愛玲卻認為“人生的所謂‘生趣’全在那些不相干的事”，“人生安穩(wěn)的一面則有著永恒的意味”。她說：“我甚至只寫一些男女之間的小事情……我以為人在戀愛的時候，是比在戰(zhàn)爭或革命的時候更樸素，也更放恣的。”因此，她常津津樂道于室內家具的擺設、人物的發(fā)式、服裝的質地面料等微不足道卻對人物的刻畫極有幫助的細節(jié)。這其中不無作者的人生觀。她寫《傾城之戀》白流蘇與范柳原兩個精刮之人相互算計最終卻修成正果的情愛故事，小到蚊香的青煙，白柳兩人婚后的一餐牦湯，但卻對大到影響眾人生死的戰(zhàn)爭不著重墨，戰(zhàn)爭只是讓香港淪陷，成全了他們姻緣的外在契機罷了。張愛玲的小說往往忽視宏大的場景，而從小處著眼，關注一些男女之間的小事情。在這些凡人凡事中，她努力實現“傳奇”與“平凡”的辯證統一，通過“傳奇”來表現“平凡”。
和張愛玲一樣，王安憶也將目光集中在更穩(wěn)定更真實的日常生活場景上。在談到小說的創(chuàng)作中，她說：“我想是從冗長的日復一日的生計中提煉出的精華，于是這家常才可成為審美對象。”她孜孜不倦地從冗長的日復一日的生計中提煉出美的內涵，營造出具有小市民氣息的氛圍。在她筆下，女性人物多是些“弄堂的女兒”。這是因為她認為“里弄是這個城市的象征和中流砥柱…….是這個城市的規(guī)則和傳統的承繼者”。在《長恨歌》和《妹頭》中，這樣的細節(jié)描寫很多很多：悠長狹窄的弄堂，盤旋于城市上空的白鴿，彌漫于弄堂的油煙，燈光柔和咖啡飄香的咖啡廳等。只有通過細節(jié)的描繪，日常生活的敘寫，女性的心路歷程才能更好地展現。因為女性的心思細膩，對細節(jié)的注意要比男性多得多，女性意識也常在小處體現。
（二）女性意識的覺醒
作為以女性為主要寫作對象的女作家，無論她們承認與否，讀者都能毫不費力地看出她們是帶著女性意識來創(chuàng)作的。
張愛玲筆下的女性命運那么悲慘，在漫長的封建社會中，“天道陽尊陰卑，人事男尊女卑”，女性常常處于社會的邊緣地位。封建宗法道德以及有著中心話語權的男性的自私，虛偽，陰險，不負責任，把女性一步步推上了不歸之路，使女性在男權的支配下“本能的發(fā)展出一套求生的策略，女性夷然的活下去”。
張愛玲不僅描寫了女性悲劇命運，她的深刻之處在于探究了女性悲劇的內在原因，即女性生生世世因襲的生來就是男性附庸的“原罪意識”。她在散文《談女人》中說：“女人之所以被征服，成為父系宗法社會的奴隸，是因為體力比不上男子。但是男子的體力也比不上豺狼虎豹，何以在物競天擇的過程中不曾為禽獸所屈服呢？可見得單怪別人是不行的。”這就說明了女性的被奴役是與她們自身的軟弱以及對金錢、的渴求是分不開的。葛薇龍原本是一個多么純真的女學生，卻因為內心對喬琪無法抑制的讓自己墮落到“自愿”賣身求錢讓喬琪揮霍的地步。
對上海和上海女性有著深厚情感的王安憶在四十年之后從張愛玲手中接下了女性關懷傳統的接力棒。她對女性心理的刻畫多少有點張愛玲的影子。她寫王琦瑤這個昔日的上海小姐，在五六十年代風韻猶存時精刮算計和幾個男子發(fā)生情愛關系，這儼然又是白流蘇的翻版。到八九十年代和女兒的男同學發(fā)生畸戀時，王安憶把王琦瑤那種想要逃脫時光束縛以及想要抓住老克臘的心理刻畫得入木三分。她真是得到了張愛玲海派傳統的精髓。小說《米尼》中的米尼在偶然的機會下與阿康相識并相愛，阿康偷竊被捕后，她竟靠偷竊養(yǎng)活著他們的孩子，后來又在阿康的引誘下墮落成了一個。欲望的大網把她層層包裹起來，掙扎無望。人類最大的悲劇往往是由自身的招致的。王安憶寫這些女性的不幸，意在于教后來的女性引以為鑒，敢于反抗，拋棄舊習，追求新的幸福生活。
二、女性意識視角下張愛玲與王安憶的創(chuàng)作不同之處
雖然兩人在小說創(chuàng)作上有那么多的相似之處，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兩者之間的差異。張愛玲的人生觀是虛無的，王安憶的作品中更多的是種寫實主義的手法。
（一）現實與虛無
兩人的人世觀還有著虛無與現實之分。張愛玲常說：“有一天，我們的文明，不論是升華還是浮華，都要成為過去。”她對人生對社會有著太多的無奈與無從把握，這種無奈與無從把握構成了她人生觀中蒼涼的虛無之感。滿眼的繁華又能怎樣呢，只不過是一季匆匆的幻象，什么都將成為過去。這種虛無之感折射到她的作品中便是意象化的手法和“參差對照”的審美原則的應用。夏志清評價她的小說“意象豐富，在中國現代小說家中可以說是首屈一指的”。在《傳奇》中出現了大量的“月亮”和“鏡子”意象，這些“月亮”和“鏡子”的出現不是偶然的，而是作者有意為之，或者說是意有所指。這種無所依歸的虛無之感使她急切地想抓住一切現實的世俗的東西。這在音樂方面最有體現，她常采用“參差對照”的手法，摒棄斬釘截鐵的古典寫法。這種“不要徹底”的原則，也緣于虛無之感，人生那么虛無，何苦還要把它寫得那么徹底呢？
對于張愛玲寫作“不要徹底”的原則王安憶則有自己的看法。當問到張愛玲的世界觀人生觀與她自己的異處時，她說：“我和她有許多不一樣，事實上我和她世界觀不一樣。張愛玲是非常虛無的……我不一樣，我還是往前走，即使前面是虛無我也要走過去看一看?！边@一下就點出了她的不同之處，即她是尊崇現實主義的。即使人生是虛無縹緲的，她也能用直觀寫實的筆觸把人生梳理清楚再展現在讀者面前。她很少運用意象手法，但卻能從現實的存在中探析人物特定的心態(tài)，向著人性的深處開拓。她不認為張愛玲是這一時期最優(yōu)秀的作家，對魯迅先生卻推崇至極。她說：“我更敬重現實主義的魯迅，因他是從現實的步驟上結結實實地走來?！边@可以看作是王安憶自身的創(chuàng)作追求了?！都o實與虛構》中作者雖天馬行空地虛構了自己母系家族的歷史，但是單數章節(jié)仍然一步一印地描寫了這個上海女作家的生活場景?？梢?，王安憶是能“以寫實精神，經營最虛無的人生情境”的。
（二）感性與理性
張愛玲出生于上海，雖然在香港呆過，后又定居美國，但她從來都把自己看作是一個土生土長的上海人，而王安憶卻始終把自己看作是遷居到上海的外來人。這一點的差別就使她們對上海及上海女人有著深度不同的情感。在這方面，王安憶比張愛玲能更理性客觀地觀察上海和上海女人。對于上海這個城市，王安憶有她獨特的理解和發(fā)現。而張愛玲則陷入了自己的上海情結，往往“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張愛玲沒有跳出時代的圈子和自己的感性體驗，她的作品融入了大量自己的感性體驗，雖然能對女性悲劇進行描摹，發(fā)出聲聲唏噓，但是卻不能與她們同悲喜，她是個人生戲劇的鑒賞者。張愛玲的童年生活是不幸的，生在上海長在上海又在上海的她深深地體會到這個城市人與人之間的泠漠、仇視和隔閡。沒落的貴族家族出身，讓她身上又多了層蒼涼之感?！巴晔渑c家庭，又和家庭一起失落于時代”的特殊情緒，在她的作品中多有體現。
和張愛玲不同，王安憶創(chuàng)作中更注重以理性的精神審視并創(chuàng)造人物，她對女性的書寫更多的是一種雕刻。她說“我敢肯定，一部長篇必須是一部哲學，長篇從總體上講，應該是理性的，不能靠感性去完成一部長篇小說。”理性地審視社會，審視女性命運，成為王安憶創(chuàng)作的基點，也構成了她與張愛玲注重感性體驗的迥異之處。王安憶也會從生活中得到許多感性體驗，但由于她的外來人身份促使她在塑造分析人物時常常在自己感性體驗的基礎上進行理性概括歸納，使之有哲學的意味。她的小說作品中常常有一種超越于故事之上的理性哲學精神和人文關懷?！痘纳街畱佟分袑矍榈乃廾磉_，愛情導致悲劇很正常，并不一定與社會有關，更重要的是由他們性格決定。較之于張愛玲的貴族氣，王安憶作品表現的是市民氣。這種市民氣使她不再像個貴族一樣傲視眾人，而是與眾人同在，尋找平凡女性生活的本質。
三、女性意識視角下張愛玲與王安憶的文學價值
張愛玲與王安憶從女性的婚戀生活出發(fā)，對女性的生存狀態(tài)和感情層面表達了深刻的女性關懷。陳芳明在《亂世文章與亂世佳人》中指出：“當許多作家在關心整個民族命運時，張愛玲選擇了對個人命運的探索。當其他作家都轟轟烈烈在凸現國家意識時，張愛玲揭示了什么是女性意識?！彼鎸嵉南崎_了黑夜里女性生活的殘酷畫面，把冷酷無情的筆觸深入到女性的內心之中，在探討女性悲劇命運的過程中，將批判的鋒芒指向女性本體內部，體察女性自身的人格缺陷，以警示處于麻木狀態(tài)中的女性，并使她們突破自我，尋求一條自我救贖之路。張愛玲的作品是研究女性文學特質的豐富寶藏。
女性文本技巧，在于“攻擊、修訂、解構和重建從男人文學中繼承下來的那些女性形象，尤其是那種天使和妖婦的兩極典型形象?！蓖醢矐浀淖髌方鈽嫼椭亟四行晕膶W中典型的天使和妖婦形象，塑造了一些既有些小奸小滑又有著生命韌性的女性，贊揚了他們蓬勃的生命力，以熱切親近的目光傾心關注女性思想和精神的成熟，對女性主義文學傳統進行了傳承與拓新。在她的筆下，新的女性時代正在開始，女性對自己的審視有了更清醒的認識。王安憶是位多產而且風格多變的作家，每次文學思潮都能站在時代的風口浪尖上。但是變化中有著恒定的一面，即對女性命運永遠的關注與思考。
結論
張愛玲與王安憶都擺脫了“五四”以來的宏大敘事視角，而從個人立場來剖析女性心獄世界，為處在欲望中掙扎墮落的女性找到了見到光明的機會。張愛玲以自己的體驗出發(fā)，描摹在三四十年代十里洋場的上海平凡女性的悲劇生活，她又以女性自身缺陷出發(fā)，批判了女性的軟弱和被欲望所困。王安憶從自己的體驗中得到感悟，以直觀寫實的筆觸敘述女性日常生活場景。她更以全方位多層次的角度分析女性心理，對女性既有批判又有賞識，肯定她們頑強的生命力和對美好生活的渴求，對張愛玲的海派女性主義文學是一種拓新。異中求同，在上海和上海女性這兩方面，兩人的創(chuàng)作有著共同的契合點，都對她們的瑣碎人生和細膩心理進行探究。她們是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的兩顆明珠，作品中寄予了深刻的女性關懷，一直為后人所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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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女大學生；生命美育； 少數民族；女性文學
當前社會普遍存在著女性生存危機，面對戀愛、婚姻、家庭和事業(yè)等諸多問題時，長期處于邊緣地帶的女性常被社會潮流和傳媒文化所左右和驅使，陷入迷茫。高校，作為知識女性從學校向社會過渡的關鍵場域，必須承擔起正確引導的職責。但由于高校生命教育、女性教育等的缺失，當女大學生脫離象牙塔走向社會面對一系列問題時，極易處于認知的困境中。如何彌補這些缺失，解決這些問題，每個教育工作者都在思考。而少數民族地區(qū)的女大學生由于性別和民族身份的特性，她們往往處于邊緣的邊緣，面對更加嚴重的生存危機。如何能夠較好的解決這一問題，彌補教育缺失帶來的遺憾？每個教育工作者都在思考。下面的論述將呈現在以云南本土女大學生為分析研究對象，利用云南當代少數民族女性文學實施生命美育的思考。希望這些思考對其他少數民族地區(qū)的女大學生生命美育構建有所啟發(fā)。
在針對云南本土女大學生的教育實踐中，不難發(fā)現，利用云南當代少數民族女性文學作品更易幫助本土女大學生建立起完善的人格；樹立正確的愛情觀、婚姻觀和事業(yè)觀；更易引導學生正確看待生命現象，去了解生命的意義和價值，去認識到生命的偉大與崇高、脆弱與無助。究其原因主要可總結為三點：
首先，上世紀80年代大量涌現的云南少數民族女性文學作品具有形象性、生動性、思辨性以及廣泛的社會生活特色，能夠提供豐富的感性切入材料，利于女大學生由感性體悟升華到理性思辨。
云南少數民族女性文學自上世紀80年代涌現浪潮，創(chuàng)作隊伍不斷壯大，創(chuàng)作類型不斷豐富，創(chuàng)作影響不斷在業(yè)界擴大，已涌現不少代表之作。比如景宜（白族）《誰有美麗的紅指甲》獲得“第二屆少數民族文學優(yōu)秀中篇小說一等獎”，董秀英（哈尼族）《最后的微笑》獲“第二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chuàng)作二等獎”，白山（回族）《血線――滇緬公路紀實》獲“第五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chuàng)作獎作品集獎”，黃玲《李喬評傳》獲“第四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研究一等獎”，袁智中《最后一封情書》獲“第五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chuàng)作新人新作獎”。這些優(yōu)秀的作品體現了女性的感性表現方式，情感強烈、感受細膩、視聽靈敏、思維具象，是女性解放自身和建構自我的體現。
其次，由于民族身份認同和女性身份認同的影響，云南本土女大學生更容易從云南當代少數民族女性文學作品中自主吸取所需養(yǎng)料，通過獨立思考，漸漸走向健全的審美的人。比如云南本土女大學生在閱讀體驗納西族女作家和曉梅的作品《女人是蜜》時，會了解納有文化“情死”，以全新的角度思考“情死”，思考女性生命的本質，思考女性在愛情中所付出的代價。
在體驗感悟具體作品的過程中云南本土女大學生會培養(yǎng)建立起敏銳的審美能力，良好的審美趣味，健康的人生態(tài)度，完善的心理結構，豐富的個性魅力，擁有自由的超越精神，熾熱的理想追求。當她們在閱讀黃雁（哈尼族）《胯門》時，會對哈尼族傳統婚俗“鉆胯門”有新的審視和切入，喚起她們對女性生命本質的思考，這是傳統文化對哈尼族婦女生命的沉重壓抑。女大學生們往往在閱讀體悟之后，會不由自主的思考如何在現有的可貴的條件下實現自己的人生追求，展現自己的個性魅力，保有自己的自由精神。
最后，關注和研究云南女性文學及少數民族女性文學的學者也越來越多，研究成果涵蓋文學史的梳理，如黃玲的學術論文《云南少數民族女性文學創(chuàng)作與發(fā)展》和專著《高原女性的精神詠嘆――云南當代女性文學綜論》；也有針對個別創(chuàng)作者的研究，如李松的碩士論文《云南女性文學視野中的景宜作品研究》。研究中既有對其現代意識、民族意識和女性意識的肯定，也有對其主題、表述和思想中存在的局限性的分析，如張直心的學術論文《云南少數民族女性文學論略》。這些研究，可為高校展開結合云南少數民族女性文學的相關的生命審美教育教學活動提供理論指導，也可引導本土女大學生獨立思考“生與死”這一生命本質問題，使她們“以平等的眼光看待世間萬物，以敬畏的心情善待一切生命，以負責的態(tài)度關愛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那么，如何將云南少數民族女性文學作品有效運用于本土女大學生的生命美育中呢？可從以下兩方面著手進行構建：
首先，在生命美育視野下對當代云南少數民族女性文學作品進行梳理研究?？蓮囊韵氯c切入：
1、分析其所具有的審美特性，在審美品悟中實施潛移默化的美育影響。七彩云南為生活在此的人們提供了豐富的養(yǎng)料，各民族彼此依存、彼此融會的同時展現著自己文化中蘊含的可供人們欣賞、借鑒的東西。云南少數民族女性文學作品就以不同的姿態(tài)展現出多彩之美，“各美其美”。作品中會展現獨特的民族風情、地域風貌，而這些是深蘊于本土女大學生生命中的養(yǎng)料，她們對此的審美共鳴不需要施加任何外在的引導，這將實現審美教育的于自由中給予自由的境界。
2、分析其具有的性別屬性，在性別身份的認同上樹立“雙性和諧”的性別觀。性別教育是生命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云南少數民族女性作家在自我言說、自我表現時，其作品鮮明的體現了各民族婦女的生活、情感和心靈，是女性的感性表現方式，是女性解放自身和建構自我的體現。這對幫助云南本土女大學生樹立正確的對待愛情、婚姻和事業(yè)的觀念；幫助云南本土女大學生樹立完善的性別觀念，樹立“雙性和諧”的觀念，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3、分析其具有的民族屬性，通過民族身份認同落實生命美育。在云南這個多民族文化融合的地方，為數不少的少數民族大學的身上流動的民族血液使他們心靈深處對母族文化有著傾斜和回歸的渴望。他們在母族文化和漢文化的邊緣游走，努力尋找著心靈的平衡。當他們看到少數民族女作家創(chuàng)作的作品時，會在無意識間調動對民族文化的自覺認同，心靈深處與生俱來的東西會被喚醒。所以他們會更容易接受文本中的人物故事、情感，更容易與文本傳達的作家的生命體悟產生共鳴，更容易沉靜下來反思民族敘事語言、民族歷史和文化，實現對民族身份的超越。最終認識生命的脆弱與無助、偉大與崇高，于生命中獲得“生命”。
其次，構建利用當代云南少數民族女性文學作品進行生命美育的有效途徑。云南少數民族女性文學作品賞析課程可作為生命教育的融合課程，增加生命教育類通識課程的樣式，實現跨學科生命教育系列課程的設計或者多學科滲透的生命教育體系。這是對生命教育資源新的探索和挖掘。建議可從以下四種方法著手：1、“案例教學法”：在入學教育中可以開列閱讀書單下發(fā)給新生，并提供生命教育理論下的作品導讀資料。2、“專題講授法”：在全校開設公共選修課程，課程以專題研究形式開設，重點在于通過具體的文學作品，引導學生認識生命、理解生命、欣賞生命、尊重生命。3、“讀書討論法”：舉辦課外活動。如舉辦針對云南少數民族女性文學作品的讀書征文活動；鼓勵女大學生從事文學創(chuàng)作，并在創(chuàng)作中凸顯生命審美意識。4、“影視欣賞法”：在課堂、課外結合云南少數民族女性文學影視作品，營造校園環(huán)境氛圍，讓學生自主思考、感知和體驗生命。
綜上，在生命審美教育理論支撐下，融匯民族教育和性別教育的相關理論，以文學作品為載體，綜合運用于少數民族地區(qū)的女大學生的培養(yǎng)中，實現了跨學科理論的融匯及理論交叉運用的有效實踐。這樣的實踐應該也適用于的云南以外的少數民族地區(qū)的民族教育、性別教育、審美教育和生命教育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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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女性主義文學批評；中西比較；吸納；新變
20世紀80年代初，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理論傳人中國。相對其他西方批評流派與方法，西方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引進和傳播到中國的時間相對滯后，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由于國人對“Feiminsm”一詞的中譯文“女權主義”的普遍誤讀。“當時的人們對女權主義這一字眼有著某種反感，或懼怕，甚至厭惡。因為從字面上理解，女權主義僅僅關乎權力之爭，因而可能是一種極端的女性的自我張揚、甚至惡性膨脹。如果說，許多詞都有自己的形象，那么，這時候，作為一種大眾想象，女權主義一詞的形象是一些既丑陋不堪又張牙舞爪的女人。”因此，20世紀80年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理論傳人中國時，人們對它之的態(tài)度是謹慎的。
從“西方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到“中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實際關涉到的是一個文化過濾的過程，即接受者根據自身文化積淀和文化傳統，對一種文學理論或文學現象進行有意識的選擇、分析、借鑒與重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在中國同樣經過了這種“過濾”的過程。在中國20多年的理論實踐中，它不斷地被中國的批評家們所借用、改造，最終被“有效地”植入中國當代文學批評話語體系之中，成為文學批評多元格局中的一員，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
在近20年的批評實踐中，中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研究，已初步發(fā)展成為一個富于特色的學術領域。其發(fā)展歷程大致可分為“譯介引進”、“批評實踐勃興”及“研究深化”三個階段。
一、“譯介引進"階段
西方女性主義文學批評被引介入中國，大致經過了兩個時期。
1．第一時期：1980年前后，西方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思潮由國內一些從事外國文學研究的學者在譯介國外文學時介紹到中國。1981年，朱虹在《世界文學》第4期上發(fā)表《<美國女作家作品選>序》一文，較早地介紹了美國帶有女性主義色彩的“婦女文學”；1983年，她選編并附有序言及作者簡介的《美國女作家短篇小說選》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系統地對西方女性主義文學及理論進行了譯介。1986年，法國女性主義批評家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第二性》的中文版在中國出版，這部著作因其所具有的理論原創(chuàng)性、體系性及較大的影響力，被看作是西方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在中國處境的一個轉折點。l980年至1987年間，雖然還沒有形成一定的規(guī)模，但作為一種批評范式，西方的女性主義理論開始陸續(xù)被譯介進中國，如黃梅的《女人與小說》(浙江文藝出版社，1980年6月)、李小江的《英國女性文學的覺醒》(《外國文學研究》，1986年第2期)、王逢振的《關于女權主義批評的思索》(《外國文學動態(tài)》，1986年第3期)、黎慧的《談西方女權主義文學批評》(《文學自由談》，1987年第6期)以及朱虹的《“女權主義”批評一瞥》(《外國文學動態(tài)》，1987年第7期)等文。
2．第二時期：1988年前后進人到第二個引介活躍和深化階段。相對而言，這一時期的引介更系統化和專業(yè)化，更注重學科性和可操作性的兼容。這期間，國內一些權威性學術期刊陸續(xù)刊發(fā)對此類文論的介紹和評述的文章，如《文學評論》、《外國文學評論》、《上海文論》、《文藝理論研究》等，加快了對西方女性文學批評理論引介的步伐。一些學者編譯的西方女性主義理論文集、匯編的女權主義文學批評論文集以及出版的一些相關學術論著，如張京媛的《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張巖冰的《女權主義文論》(山東教育出版社，1998)、陳志紅的《反抗與困境——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在中國》(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02)、羅婷等編寫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在西方與中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林樹明的《多維視野中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等等，都曾通過積極地譯介國外最新的研究成果和動態(tài)，為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在中國的發(fā)展注入了新的血液。值得注意的是，這個階段的引介者還介紹了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研究對自身缺陷的反思與對未來的展望，對該批評理論研究在中國的健康發(fā)展起到了推動作用。
二、“批評實踐勃興”階段
從20世紀90年代之后，國內學界不再滿足于對西方女性主義理論的翻譯介紹，而是積極地將相關的批評理論運用于對中國新時期女作家作品的解讀，進入到一個從“拿來主義”到“為我所用”的批評實踐的勃興期。其批評視角主要來源于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所提供的性別視角和重讀策略，這一批評實踐使得中國的女性文學開始被視為具有獨特價值的學術考察對象。同時，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方法為中國當代“女性寫作”的構建提供了一種有力的工具，拓寬了中國女性文學的批評研究視野，研究成果日漸豐富。如1989年出版的孟悅、戴錦華合著《浮出歷史地表——現代婦女文學研究》、《“娜拉”言說——中國現代女作家心路紀程》(劉思謙，上海文藝出版社，1993)、《邊緣敘事——20世紀中國女性小說個案批評》(徐岱，學林出版社，2002)、《紅豆——女性情愛文學的文化心理透視》(王立、劉衛(wèi)英，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空前之跡l851-1930：中國婦女思想與文學發(fā)展史論》(王緋，商務印書館，2004)、《女性寫作與自我認同》(王艷芳，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火鳳冰棲一中國文學女性主義倫理批評》(王純菲等，遼寧人民出版社，2006)、《涉渡之舟——新時期中國女性寫作與女性文化》(戴錦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等學術論著均對中國女性文學給予了高度的關注。
三、“研究深化"階段
經過20多年的積累，女性主義文學批評進入到研究的深化期，成為當代文學批評研究中一支重要的流脈，涌現出一大批專家學者。這些學者大多供職于高等學校或科研機構，通過將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相關概念、流派、方法等引入，啟發(fā)和帶動了一批批年輕學者。再者，一些專門的學術團體和組織機構也在許多高校成立，如1987年由李小江發(fā)起在鄭州大學成立的中國大陸高校第一個婦女研究中心。目前，北京大學、中山大學、東北師大、首都師大等10多所高校均成立了婦女研究或性別研究文化性質的機構，一些高校還開展了國際國內合作交流活動、立項研究等等。這些均為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在中國的深入發(fā)展研究提供了保障。
至此，在“拿來”和借鑒的基礎上，結合中國女性文學的具體實際進行研究實踐，來自于西方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在中國扎下根，演變?yōu)榫哂兄袊厣呐灾髁x文學批評研究，完成了從“西方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到“中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范疇的轉變。
但是，在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在中國的研究不斷深入的過程中，也面臨著許多困惑和問題，甚至仍然面臨著被再度邊緣化的境遇。楊莉馨認為，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在本土化的過程中也暴露出不少問題，如過度偏執(zhí)于性別文本與性別價值，以至因批評的格式化與概念化而陷入自說白話的境地，忽視對女性美學的總結，對自身理論體系的建構以及對本土性別研究資源的整理等”…；陳順馨也在其《中國當代文學的敘事與性別》論著中指出了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在中國研究環(huán)境下的三重困難問題：(1)理論與實踐結合欠佳的問題；(2)一些男性批評的曲解或抗拒的問題；(3)來自女作家或女批評家對其的不能理解而導致的理論、方法和評論對象相疏離的問題。
論文關鍵詞：清代；桐城；女性文學；原因；
桐城向稱詩歌之鄉(xiāng)。據《桐山名媛詩鈔》記載，清代以降，桐城有女詩人近百家，吳希廉所輯《桐山名嬡詩鈔》序言中云：“吾桐白昔多耽吟之士．而閨閣中亦往然。……我朝選閨秀詩者有王西樵《然脂集》，陳其年《婦人集》，胡抱一《名嬡詩抄》，汪仞庵《擷芳集》，……其以女史選詩者則有王玉映《名媛詩緯》，惲珍《浦正始集》，吾鄉(xiāng)方唯儀則《宮闈詩史》，未聞輯一隅閨秀詩至有百余家者?！鼻宕┏桥栽姼鑴?chuàng)作之浩繁。成為整個桐城詩歌創(chuàng)作中別具一格的一道風景，是桐城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探究這種特殊的文化現象形成的原因，首先應該從明末清初整個社會思潮變化的背景出發(fā)。
一、明末心學思想的傳播與桐城女性文學創(chuàng)作的關系
影響明代士人風氣的一個特殊因素是心學對理學的沖擊，宋學經明初政府的大力推動，一時形成所謂“道德一而風俗同”的局面。從朱元璋建國到正德時期，(1368-1506)年，是明初文化的保守期，與明初嚴密的政治統治相適應，在思想文化領域內，學術上承襲元代，尊重程朱理學。有人曾這樣記敘明初思想界的狀況：
“明興，高皇帝立教著政，因文見道，使天下之士一尊朱氏為功令。士之防閑于道域，而優(yōu)游于德囿者。非朱氏之言不尊，”從正德至萬歷中期，(1506--1602)，是人文注意思潮興起的市民文化期，隨著王陽明“心即是理”的學說大興，宋儒包辦、政府選定的對儒家經典的解釋，除了供科場之用外，不在對士子的行為發(fā)生有效的規(guī)范作用，在傳承方面，王學倡導的自由的書院講學風行之后，游學大興，官辦學校為之一虛．士人不在學校而到山水坊院之間去“致良知”了，正如明史中所說：“嘉隆之后。篤信程朱，不遷異說者，無復幾人矣。”所謂“致良知”學說，認為“喜怒哀惺愛惡欲，謂之七情。七者俱是人心合有的，……七情順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而且良知人人皆有，雖眾人、賢人、小人沒有區(qū)別。”嘲§董夢石跟晚年的王陽明學道，一次出游回來告訴老師，：“今日見一異事，……見滿街人都是圣人，”王陽明說：“此亦常事耳，何足為異?”王艮出游歸，也發(fā)現滿街人都是圣人，王陽明說：“你看滿街人都是圣人，滿街人到看你是圣人在。”翻由此可見，王陽明學說，大大取消了圣人、小人的道德和本體上的距離，這對于與小人并列的婦女是有利的。而且他的良知是融合著“性、情、理、欲”的渾沌未分的“一點骨血”，其中“主真”“主情”“主欲”說與文學關系甚密，而真、情、欲往往被認為是與婦人、女人性近。婦女解放是衡量社會解放的天然尺度．晚明婦女解放思想的萌芽，有待于禮教這根繩索的松動，而這種松動在理論上是由李贄完成的。
王學后進中李贄是談論女性問題并與女性接觸較多的人，有人對他說：“婦人見短，不堪學道”李贄作答書道：“謂人有男女則可，謂見有男女豈可乎?謂見有長短則可，謂男子之見盡長，女子之見盡短，又豈可乎?設使女子其身而男子其見，樂聞正論而知俗語之不足聽，樂學出世而知浮世之不足戀，則恐當世男子視之，皆當羞愧流汗，不敢出聲矣。”李贄的“童心”說，從王陽明“良知”而來，但偏重以“真”矯“偽”“假”。他說：“夫童心者，真心也，……絕假純真。最初一念本心也?！遍澦摹嫘摹卑ā罢媲椤焙汀罢嫘浴保终f：“念佛時但去念佛，欲見慈母時但去見慈母，不必矯情，不必逆性……真心而動，是為真佛?！本煳逅源藶闇蕜t來對待一些婦女問題。李贄的這種思想無疑為明代后期乃至清代女性文化的發(fā)展打開了一扇窗戶。
而在桐城眾多女性詩人中。以方氏一門，最負盛名?！吨袊鴭D女文學史綱》認為“清初龍眠閨閣多才，方孟式、方維儀、方維則姊妹尤杰出。”閻探方氏家學之源流，則多以心學為宗．據黃宗羲《明儒學案》所列，方氏姊妹之祖父方學漸屬心學的重要學派——泰州學派的繼承者：“泰州學派是一個強調以身為本的具有平民色彩的學派，以個人為中心來重新審視個人與家庭、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系。在婦女問題上認為：婦人、女人在本質上、智慧上是亦同有是理，并不比男子遜色，夫權也不是絕對的，族權主要是用來通財濟貧的……”。學漸育三子，長大鎮(zhèn)，次大鉉，皆進士，季大欽，郡廩生，孟式、維儀乃大鎮(zhèn)女，吳令儀乃大鎮(zhèn)媳，維則乃大鉉女。陳濟生《方大鎮(zhèn)傳》記載大鎮(zhèn)躬親政務，好尚心學，曾與當時名流聚集京師，建首善書院，講學其中，可以說，正是方學漸父子兩代道德學術滋養(yǎng)，至第三代才出現一門名媛彬彬盛況。
二、婚姻的需要與桐城女性文學創(chuàng)作的關系
清代女性文化的繁榮的背后還體現出社會對女性需求層次的提高。清代有禁止官員狎妓的禁令，致使大多數有閑階級的男子們把興趣轉向了自己的家庭，有些買姬妾、蓄家樂，有些便以與妻妾們酬和為樂事，文學畢竟是比較風雅的一種消遣，于是士大夫們爭相效尤，蔚成風氣。對于婦女自身來說，文學成了名正言順的事，更加求之不得．因為不僅她們被束縛的才華終于得到了某種施展的機會，而且還因此增添了家庭生活的情趣，增進了夫妻之間的感情，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他們在丈夫心目中的地位。
謝肇制，《五雜俎》的作者，在一段關于女子之才與色的論述中曾說：“婦人以色舉者，而惹次之，文采不章，幾于木偶也?！彼f得非常清楚，美即意味著長相，也意味著文學才華。清代王相母親作《女范捷錄》，其“才德篇”日：“男子有才便是德，斯言猶可；女子無才便是德，此語誠非；——蓋不知才德之經與邪正之辨也?！边@段話即明確了“才”在“女教”中的位置?！安拧敝匚坏拇_立。為女性文化的繁榮創(chuàng)造了良機。
《桐城續(xù)修縣志》卷之三風俗卷中有這樣的記載：“女家重擇婿．男家亦重擇婦?！敝`三雖然文章中沒有詳細列出“男家擇婦”的標準，但我們是否可以推斷出，女子的才學應該是其中一個十分重要的方面?！锻┏敲麐茉娾n》一書中記錄了不少閨房之內，夫唱婦和，舉案齊眉的和諧畫面，可見受過良好教育的妻子是成為“閨中良伴”一個不可或缺的條件：
張瑩，方中履之妻，性慧，喜讀書，于歸后，即屏棄紛華，從夫學詩，以寫起意，多見道語，不類世俗女子香奩之音。著有《友閣集》；
張姒誼，與瑩為姐妹行，太守同邑姚文燕室，工詩，隨夫宦游蒲亭皇華，而不廢吟哦。文燕每退食，必倚身唱和為樂。著有《保艾閣集》；
姚苑，幼讀史書，好吟詠，年十五歸茂稷，閨中唱和，如良友焉：
姚鳳翔，幼博經史，既歸云旅，分題梧閣，此唱彼和，積稿盈尺：
左如芬，階州知州同邑姚文熊室，伉儷甚篤，文熊遠客，如芬思念，輒賦詩遣悶；
姚德耀，中城指揮同邑馬占鰲室，素嫻內則，性喜為詩，閨閣中倡隨歌詠，互相詩友，不減梁、孟。
三、母教的要求與桐城女性文學創(chuàng)作的關系
“母教”是儒家倫理傳統的一個長久信條。劉向的《列女傳》以十四位模范母親的故事為開篇，是女性訓誡文學的開山之作。到了明代，通過給士大夫的妻、母授予名譽頭銜，明政府從官方正式承認了女性對男性的教育貢獻。桐城一縣，明清兩代，男子外出做官或遠游者不計其數，母親就當仁不讓地擔負起教育后輩的職責。正如《桐城民俗風情》一書中所錄地方民謠：“桐城好，鄉(xiāng)校頌聲傳。都堂繼志開家塾，南路延師啟后賢，膏火給良田。
桐城好，母氏更操心。有父做官還做客，教兒宜古更宜今，宵共補衣燈。”書中且有后記說明：“吾鄉(xiāng)宦游與遠幕者，十居八九，故幼稚得力于母教者尤多。先慈張?zhí)?，秉外王母胡母訓，恭儉人慈，深明大義，雖膝下僅不肖一人，而教誨之嚴與煦育之恩并重，故日則竭蹶延師，夜則篝燈課讀，每同志過談時，必于廳事后偵之，或援經道古，語語在名教中，即典衣沽酒出，以助談其興，倘稍涉戲謔，則呵逐立加?！彼自捳f，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人才的培養(yǎng)，非一朝一夕，需要經過幾代人的努力，需要有個良好的家庭教育環(huán)境。從桐城大作家成材的經歷來看．他們的家庭教育環(huán)境有個共同的特點：全是出身于書香之家，父母具有較高的文化水平，對孩子的教育極為嚴格。劉大拋的祖父死后，祖母章大家的眼睛失明“目雖無見，而操作不輟。樾五歲，與伯兄、仲兄從塾師在外庭讀書，每隆冬，陰風積雪，或夜分始歸，統奴皆睡去，獨大家偎爐火以待，聞叩門，即應聲策杖扶壁行啟門，且執(zhí)手問日：‘若書熟否?先生曾撲責否?’即應以‘書熟，未曾撲責?！讼病?。姚瑩是姚鼐的侄孫，他在得到姚鼐教誨的同時，還得到其母的嚴格家教，用他本人的話來說：
瑩兄弟方幼，太宜人竭蹙延師教之，每當講授，太宜人屏后竊聽，有所開悟則喜，茍不慧或惰，則俟師去而苔之，夜必篝燈，自課瑩兄弟，《詩》《禮》二經，皆太宜人口授。旦夕動作，必稱說古今圣賢事?！蓖┏堑囊淮膶W宗師姚鼐也曾竭力贊揚婦女的才學過人。尤其認為母教對持家、教子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如在《鄭太孺人六十壽序》中，他贊揚“侯官林君母氏鄭太孺人，少善文辭?！痹谄湔煞蛩篮?，他說：“上事姑，下撫兩幼子，辛苦勞瘁，以其學教二子，同一年得鄉(xiāng)薦，季者成進士，為編修。余每與兩林君言論，非世俗淺學也，而皆出于母氏?！?/p>
桐城母教之美譽最為登峰造極的是桐城龍泉學博孫森之女，張文端公張英之妻姚氏。據馬其昶所著《桐城耆舊傳》所載，姚氏性好簡樸，雖夫位至卿相，不改其態(tài)，生平于《毛詩》、《通鑒》悉能淹貫，旁及醫(yī)藥、方數、相上之書，而尤好禪學。子廷玉，繼入翰林，直南書房時，康熙帝嘗顧左右日：“張廷玉兄弟，母教之有素，不獨父訓也。”
四、桐城特有的文化氛圍與女性文學創(chuàng)作的關系
桐城以一縣之地．產生出如此紛繁的女性文學。其原因當然離不開文化之鄉(xiāng)濃郁的文化風氣。一是讀書風，桐城境內，書院多，私塾多，家學多，讀書的人數多，“通衢曲巷，夜半誦讀聲不絕；鄉(xiāng)間竹林茅舍，清晨弦歌瑯瑯”。學子不僅在本鄉(xiāng)本縣讀書。還到外縣外省讀書，許多人幾歲就學，二十出頭就讀遍經史百家，學問淵博，在科舉考試中蟾宮折桂，名列前茅?！案F不丟豬，富不丟書”這是桐城世代相傳，被奉為金科玉律的民間諺語。
《安徽名嬡詩詞征略》中便有許多桐城女子自小博覽群書的記載：吳令則，……博通經史，小從父學詩，聲調婉麗；吳令儀，……自幼勤學不倦；章有湘，……幼時人塾，常背誦《搗衣篇》《長恨歌》，一字無訛，與姊瑞麟、妹玉璜、回讕、掌珠，并善才名；吳坤元，……幼奇慧，從從祖應賓受書，輒成誦，十歲知屬文；姚宛，……幼讀史書，好吟詠；姚鳳翔，……幼博經史，善吟詠；吳氏，……諸生詢女，幼讀書時，父以“自古以來天氣好”詩句命對，即應聲日：“放懷之處世情疏”，父奇之；方份，……性好書史，幼從祖姑讀，及笄，學益進，……弟自塾中歸，必與討論詩文，一日，弟持師出聯“桐子迎秋老”五字至，未及對，份輒舉唐人詩“桃花帶雨濃”句應之，父大喜，謂工致蘊。
二是尊師重教風。明清兩代，桐城縣內私塾遍布，教師頗受尊重，文人從教者多?！芭c文人賢儒重教重讀相呼應，地方官宦士紳亦積極捐資辦學興教，數百年間，學風熏染，書香四溢”。桐城甚重女教，《桐城續(xù)修縣志》指出：“邑重女訓，七八歲時以女四書、毛詩授之讀，稍長，教以針黹尤必習于井臼，雖巨室不嬌慣?！保ト缫ω尽多嵦嫒肆畨坌颉吩疲骸叭逭呋蜓晕恼乱髟伔桥铀?，余以為不然。使其言不當于義，不明于理，茍為炫耀廷欺，雖男子為之，可乎?不可也。明于理，當于義矣，不能以辭文之，一人之善也。能以辭為之，天下之善也。言為天下善，于男子宜也，于女子亦宜也?！?/p>
三是講學結社之風?！巴┏堑靥庣軆?，易得風氣之先，……明代中葉，朝廷腐敗，部分名宦、碩儒隱居桑梓，傾心辦學。正德十六年，兵部郎中何唐棄官歸里，首倡講學，繼有統自澄設輔仁館，趙鴻賜組織“陋巷會”，方學漸筑“桐川會館”，授徒講學。明末，縣內聚友結賢，講學論政之風更盛，錢澄之、方以智、方文、孫臨結有“澤園社”，胡如理、方咸亨、潘江組織有多種文會，清代桐城派崛起，其代表作家往往躬行力薦，極力倡導教育?！蓖┏俏娜俗阚E遍及全國。一時聽者如云，極大地提高了桐城的文化品位和學術影響。這一學術風尚或形式，影響了家族女眷。據縣志記載：萬歷三十八年，(1610年)女詩人方唯儀、方維則、吳令儀等相聚唱和于縣城清芬閣，此為縣內最早的名嬡詩社。在這幾位名媛的帶動和教導下，先后有多位女性從事過文學創(chuàng)作，直至清代，并有集行于世。如方御(方以智之女)、潘翟(方以智之妻)、陳舜英(方以智之子中通之妻)、方如環(huán)(中通長女)、方如璧(如環(huán)之妹)、張瑩(方以智之子方中履之妻)、張姒誼(張瑩之姊妹)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