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fā)布時間：2023-03-20 16:19:37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yōu)槟x了8篇的日本歷史與文化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fā)，請盡情閱讀。
如今的日本人早已經將漢字視為日本民族文化的寶貴財富，日本人所具有的“敏感性吸取新事物”與“忠實的保留舊事物”這兩種對立的特性在對待漢字的問題上實現了共存，并達成了巧妙的統(tǒng)一。
漢字在日本的各個時期有各自發(fā)展的特點。日本人為了使?jié)h字更加深入日本人的生活，更符合日語的書寫習慣，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不但簡化了漢字，制定了“當用漢字表”，更發(fā)明了日本人獨有的國字和二戰(zhàn)后使用的新字體。>>>>中國漢字日本四種簡化方法分析
日本人進行的漢字改革，限制漢字數量，簡化漢字的寫法，規(guī)范漢字讀音這些舉措是必然且正確的，但是廢除日語中的漢字是行不通且愚蠢的。漢字同日語是骨肉相連的，漢字也是聯(lián)系中日文化的橋梁。
關鍵詞：漢籍；比較文獻學；東亞古典文明
中圖分類號：G1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5242（2013）03-0128-08
中國與日、朝（韓）、越等東亞各國，存在著長達十五六個世紀的以漢籍為媒介的文化聯(lián)系，這種文化聯(lián)系引發(fā)了學界廣泛而持久的關注。漢籍研究在文獻學和文化交流史領域已取得令人矚目的研究成果，不僅出版了數百部漢籍整理和漢籍研究方面的著作，發(fā)表了大量的漢籍研究的論文，多項研究課題獲得國家部委的資助，而且對漢籍研究的原則和方法等理論問題也進行了初步探討；此外還成立了不少漢籍研究機構，創(chuàng)辦了專門的學術刊物。在中國的兩岸四地和日本、韓國等東南亞各國，漢籍研究已經成為學術交流最頻繁的領域之一。
一、“漢籍比較文獻學”的現實基礎和理論背景
（一）現實基礎
大量的中國典籍的域外傳播，以及東亞各國歷史的悠久、文明的發(fā)達和文獻的豐富，為構建“漢籍比較文獻學”學科提供了充足的物質基礎。漢籍研究已經取得的研究成果、專門研究機構的設立等為構建“漢籍比較文獻學”的學科范式提供了較為豐厚的研究基礎。筆者擬以中日兩國的漢籍交流與研究為例，對此略加申述，以為窺豹。
從已有的研究成果來看，漢籍研究主要集中在文獻學和文化交流史研究領域。
中國學者踵繼民國初年諸多學者赴日本尋訪佚書之后塵，從上世紀80年代起，再次掀起海外漢籍調查的熱潮，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研究有：嚴紹鋈教授對日本佚存漢籍調查研究；王寶平教授對清代中日圖書交流的個案追蹤和編目整理。近期郭真義等研究者，分別編著出版了《黃遵憲題批日人漢籍》、《日據時期朝鮮刊刻漢籍文獻目錄》、《日本藏先秦兩漢文學研究漢籍目錄》等。對中國典籍在域外的傳播和留存情況進行調查與整理，便于摸清漢籍域外傳播的實際情況，同時，也可以為該問題更進一步的深入研究提供寶貴的資料。
在文化交流史研究領域，域外漢籍研究，一方面著力揭示了以漢籍為載體的中國文化對日本文化及其學術思想的影響、日本對中國文化的吸收；另一方面著重考察了近代以來日本文化對中國文化的影響。域外漢籍研究成果頗豐，日本學界的研究主要有小島意之的《上代日本文學こ中國文學――出典ぁ中心こすゐ比較文學的考察》等；中國學界的研究主要有黃俊杰的《十八世紀中日儒學異同試論》、陸堅等主編的《中國典籍在日本的流傳與影響》、王勇等主編的《日本文化的歷史蹤跡》、嚴紹的《中日古代文學關系史稿》、王曉平的《近代中日文學交流史稿》等。
在30多年的時間內，東亞地域的漢籍研究，研究者不僅發(fā)表了大量針對具體文獻的研究專著，而且還出版了諸多專題性的著作、綜合性的論文集和研究叢書，如王勇教授主編的“日本文化研究叢書”（杭州大學出版社）、“中日文化研究文庫”（上海古籍出版社）、張伯偉教授主編的“域外漢籍研究叢書”（中華書局）等，規(guī)模宏大，影響深遠。在域外漢籍研究中，許多學者還申報主持了有關域外漢籍的研究課題，如張伯偉教授主持的“域外漢詩學文獻的整理與研究”、孫文博士主持的“‘舶載書目錄’研究”，這些課題均為國家部委資助的研究項目；臺灣大學黃俊杰教授主持的“東亞近世儒學中的經典詮釋傳統(tǒng)”是一整合型研究課題，在他的主持下僅在大陸以此課題名義出版的“儒學與東亞文明研究叢書”（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就達40余部。
除了上述研究外，學界還開展了有關漢籍研究的學術交流活動，2007年8月17-20日，在南京召開了“域外漢籍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2012年8月22-25日在浙江工商大學舉辦了“域外漢籍與中日交流”座談會。同時，創(chuàng)辦了專門性的連續(xù)出版物，不少高校還設立了專門的研究機構。創(chuàng)辦的連續(xù)出版物有張伯偉教授主編的《域外漢籍研究集刊》，成為動態(tài)反映域外漢籍研究最新成果的一個園地；設立的專門研究機構有南京大學2000年成立的“域外漢籍研究所”，上海師范大學2005年成立的“域外漢文古文獻研究中心”，浙江工商大學東亞文化研究院于2011年成立的“書籍之路研究所”等。一些高校和研究機構開設了域外漢籍研究課程，以培養(yǎng)專門研究人才，如臺北大學古典文獻研究所開設了“東亞漢文獻研究”，河南大學外語學院開設了“中日比較文獻學研究”（含日本漢學與漢文獻研究）等課程。
（二）理論背景
中古以降，中國文化之域外流布日趨隆盛。誠如陳寅恪先生所說：“隋唐兩朝為吾國中古極盛之世，其文物制度流傳廣播，北逾大漠，南暨交趾，東至日本，西極中亞?！敝腥A文化以其發(fā)祥地為策源地，跨越漫長的十多個世紀，如同水波向四周擴散，超越諸多政治區(qū)劃與地域局限，在東北亞、東亞、東南亞逐漸形成了具有統(tǒng)一的核心價值觀及以漢字（包括其變體）為主要載體的區(qū)域文明，即“東亞古典文明”。在這一古典文明所涵蓋的區(qū)域內，以漢文典籍及其衍生文獻為載體的文化交流，不僅充分體現了中國傳統(tǒng)文化對東亞各國文化和其學術思想的深刻影響，也反映出東亞各國在吸收中國傳統(tǒng)文化過程中的能動性和“他者”的眼光。從比較文化學的角度對域外漢籍，以及東亞各國在漢籍影響下產生的土著語文文獻進行深度解析，是理解東亞古典文明的內涵、形成機制及其文明史的意義的關鍵。
不同文化的交流，如果從某一個時間節(jié)點來看，可能是以一方對另一方的影響為主；若以歷史的眼光進行整體觀照，就會發(fā)現，文化交流從來都不是單向的，而是雙向或者多向交互作用的，去、取之間完全視各自的文化需要而定。從中日文化交流的情況來看，一方面，以漢籍為載體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對古代日本文化產生了重大影響，如嚴紹教授指出：“中國文獻典籍的東傳，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因為政治背景和文化背景的變異，它的傳播具有不同的渠道和不同的方式，這不僅影響著古代日本文化的發(fā)展，而且直接造就了日本傳統(tǒng)漢學中的許多特點?！鄙急咀谓淌谝舱f：“漢籍對日本學術的影響之大，范圍之廣是超過想象的。”這種影響是通過日本學人對中國典籍的解讀來理解和吸收的，并在日本文化的建構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日本學人是以“他者”的視角通過對傳入漢籍的解讀來理解中國文化，用這種方法理解的中國文化，不免會因受解讀者所處的地域、歷史、民族、時代背景、思維方式，甚至是個人的受教育程度和學識等各種因素的影響，而與中國人理解的中國文化產生一定偏差。另一方面，明、清時期，接受了在華傳教士的著作和其學術思想的中國學者的著作，繼續(xù)對日本文化和學術思想產生影響，加快了日本的近代化進程；日本學者在吸收了歐洲的科學文化之后的漢語著述，對近代中國的文化和學術思想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于是，經過長期不斷的交互式的文化融合與滋長，中國與周邊各國的文化有了共同的基本成分，形成了所謂“東亞古典文明”的核心內涵。
因此，漢籍研究不僅要關注中國典籍的域外傳播及其對輸入漢籍的東亞各國的文化影響，而且要關注域外學者對中國原典的詮釋、引用，還要關注受漢文化影響而產生的域外漢文文獻和其本土文獻。對這部分文獻的追蹤研究，需要語言學、文學、歷史學、文獻學等學科的通力合作，“以漢籍文獻整體為基礎，以漢文化為視野，以綜合與比較為手段，尋求其內在聯(lián)系和內在結構”。這一新的學術取向引發(fā)了學術界對域外漢籍研究方法論的思考，學者們相繼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論研究范疇，如王勇教授提出的“書籍之路”、王曉平教授提出的“亞洲漢文學”，嚴紹教授提出的“國際漢籍文獻學”等。上述觀點高屋建瓴，為宏觀把握“域外漢籍”的總體狀態(tài)和考察漢籍的跨域傳播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但是，域外漢籍研究的最終目的不只是為了“求同”――考察超越國界的東亞古典文明所呈現的基本面貌和基本結構，更重要的是為了“尋異”――闡發(fā)不同政治地域如何以自身的需求與闡釋回應來自漢文化策源地發(fā)出的信息。換言之，漢籍在不同地域獲得了怎樣獨特的發(fā)展，這更應該成為漢籍研究關注的重點。因此，筆者提出“漢籍比較文獻學”的學術范式，以參與上述理論問題的討論，推進漢籍研究的深入開展。
二、“漢籍比較文獻學”的內涵與意義
（一）“漢籍比較文獻學”的內涵
清季以來，學者對域外漢籍的調查多持有一種“禮失求諸野”的觀點，其目的或是使流落異邦的中華經典魂歸故里，或是用以驗證中華文明如何以其強大的輻射力影響了“夷狄”之邦。近年來，漢籍研究日趨客觀，出現了中外漢籍“互相補正”的學術取向，學者們提出了一些新的研究理念。但從總體來看，漢籍研究的理論研究仍然十分薄弱，關于漢籍研究的方法論和學科化的研究，還未引起學界足夠的重視。為了進一步彰顯漢籍研究內容與方法的學科化色彩，筆者嘗試引入比較研究的方法，提出“漢籍比較文獻學”的學術理論范疇，強調“他者”的能動性，即漢籍接受者的意識與反映，希冀有助于漢籍研究的學科建設。
筆者定義的“漢籍比較文獻學”，是以歷史上東亞各國輸入的漢籍及其衍生文獻為基礎，以比較研究為基本方法和核心內容，立足于古代漢文典籍的跨國、跨地區(qū)傳播的歷史事實，在東亞廣大區(qū)域內，對漢文典籍向域外傳播的規(guī)模、流向、渠道，域外學人對漢文原典的解讀、引用，以及在漢籍影響下進行的域外漢文創(chuàng)作和其本土創(chuàng)作等方面的文獻進行系統(tǒng)的比較研究，其目的是尋求并闡明東亞各國的漢文文獻及本土文獻與中國文獻之間的關系、異同，進而關注漢籍流布地區(qū)的土著語文著述與漢籍之間的互動關系，從而以文獻學為出發(fā)點，揭示東亞廣大區(qū)域內存在的深層次的文化聯(lián)系，為構擬符合歷史事實的東亞古典文明提供一個可能的參照系。
（二）“漢籍比較文獻學”研究的意義
“域外漢籍的價值就不只是中國典籍的域外延伸，不只是本土文化在域外的局部性呈現，其對漢文化整體的理解和認識，當然也就不是無關宏旨或無足輕重的了。漢文化在歷史上曾發(fā)揮偉大的作用，它已經成為東亞各國人民精神世界中的重要因素。抉發(fā)這種因素，闡釋其價值和意義，使?jié)h文化在21世紀的世界發(fā)揮更為積極的作用，正是今日學者從事域外漢籍研究的使命之一”。
以漢籍歷史文獻為基礎，以比較研究為基本方法和核心內容，通過對東亞各國在各個歷史時期輸入及衍生的各種形式的漢籍文獻的種類、數量、內容進行具體、深入的研究，不僅可以闡明各國本土文獻包括漢文文獻與中國典籍之間存在的、或隱或顯的影響與借鑒關系，而且可以從東亞各國輸入中國典籍的種類和數量上把握日本、朝鮮、越南等東亞各國公、私各界對漢籍的需求，并據以發(fā)掘其背后隱藏的國家文化建設意識和知識界的讀書趣味；還可以從學術史的角度，了解不同政治區(qū)域內的學術界、知識界所理解的中國文化的情況，為闡述中國文化對東亞古典文明區(qū)域各國的近代學術文化的發(fā)展和國家建設所產生的作用提供有力的支持。
以中日漢籍交流與研究為例，通過文獻目錄學的研究，可以盤點輸入日本的中國典籍的種類和數量，揭示以典籍為載體的中日文化交流之盛況；通過考察日本漢籍的生產與流通狀況，可以把握日本知識界的文化趣味和日本對中國文化的追求；把握日本學術界解讀中國文化的進程及其學術狀況，并據以考察中國文化東傳日本的情況，考察以典籍為載體的中國文化對日本文化的影響，以及考察中國文化對東亞古典文明形成的意義。
三、“漢籍比較文獻學”的研究內容與方法
（一）“漢籍比較文獻學”的研究內容
基于學界已經取得的漢籍研究成果和學術發(fā)展趨勢，筆者體會“漢籍比較文獻學”的基本研究內容（以中日為例），似應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 漢籍傳播史研究
中日之間漢籍傳播史的研究主要包括兩方面內容：一是中國典籍向東傳入日本的歷史研究；二是日本學人對輸入漢籍的闡釋及其撰著的漢文（漢學）著述傳入中國的歷史研究。
考察中國典籍東傳日本的傳播史，是一個非常龐大的工程。中國典籍數量巨大，不同歷史時期向日本傳播的渠道、方式、典籍的數量、種類等非常復雜，而且我們現在對上述問題還知之甚少。所以，要撰寫一部全面、完整的中國典籍東傳日本的傳播史，至少在目前還無從談起?，F在我們只能從局部做起，局部的研究做好了，就會使我們對中國典籍向日本傳播的歷史的整體認識加深，并且通過局部研究成果的積累，可以逐步向整體研究推進。
一百多年來，中國學人不斷東赴日本尋訪佚書，其搜佚輯散工作成果頗豐，我們可以在此基礎上，利用中國和日本公、私現存古籍目錄，有選擇地對一些具體文獻和目錄進行系統(tǒng)而深入的爬梳董理，以追尋中國典籍流落異邦的故實，摸清不同歷史時期中國典籍傳入日本的具體情況，獲得有關中國典籍域外傳播的數量、種類、途徑等更加翔實的數據，比較準確地把握東傳漢籍的具體內容與數量，從而作出關于中國典籍東傳日本的傳播史的可靠結論。
日本學人對中國原典進行的漢文詮釋及其獨立撰著的漢文（漢學）著述傳入中國也有千余年的歷史，據王勇教授考證，肇始于日僧攜經入唐，中經宋、元、明，至清代達到全盛。對這部分史實及其文獻的研究，近年來逐漸走入漢籍研究學者的視野，此方面的研究有王勇教授主編的《中日漢籍交流史論》之《日本漢籍及其流播中國之研究》等多篇專題論文，等等。但是，較之中國典籍東傳日本的傳播史研究，對日本的漢文著述及其傳播的研究仍然十分薄弱，這是今后要重點關注和加強研究的課題之一。
2 漢籍接受史研究
中國典籍傳入日本之后，往往迅速地以傳抄、翻刻、注疏、釋解等形式進行交流、傳播，并成為日本傳統(tǒng)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所以，流傳于日本的漢籍，包括由中國輸入的典籍，也包括中國典籍的日本傳抄本、注釋本和翻刻本（即“和刻漢籍”），甚至包括部分日籍學者、僧人用漢文進行的創(chuàng)作。這對于我們所倡導的“漢籍比較文獻學”的研究而言，后者的研究意義更為重大。因為，通過對日本學人的漢文著述及日本語文著述的微觀考察，可以實證中國文化對日本古代文獻的影響。同時，關注日本學人的漢文著述及日本語文著述獨有的發(fā)展軌跡，把握古代日本漢籍及日本語文獻的基本特征，對于揭示它與輸入漢籍之間的深層聯(lián)系，為闡明中國典籍東傳對日本古代文獻所產生的影響提供考鏡源流的基本依據。
漢籍傳入日本雖然有商業(yè)利益的驅動，但其目的更主要的是日本為了國家建設與發(fā)展及其知識界完善自身的需要。在歷史上，尤其是在“鎖國”時期，日本把輸入的中國典籍作為了解和學習中國文化的一個重要途徑，而日本通過漢籍接受中國文化的必要條件是漢籍文本的傳入與解讀。因此，了解某種中國典籍在何種情況下被傳入日本，并且在何種情況下得到怎樣的解讀與闡釋，就是我們今天了解日本接受中國文化史的一個有效手段。前者經由清代以來諸多學者的索隱鉤沉，致使今日形成了所謂“書籍之路”的研究，許多隱藏在殘編斷帙之中的史實逐漸清晰起來。而后者，即近代以前的日本學者是如何解讀輸入的中國典籍的？通過對此問題的解讀，看到了怎樣的中國？日本人理解的中國文化是怎樣的？這種依靠典籍傳播而進入日本的中國文化在何種程度上參與了日本的國家與文化建設？凡此種種的發(fā)覆，有賴于對古代日本漢籍及日本語文獻的抉微鉤沉。
3 漢籍文獻學理論研究
從發(fā)生學的角度來看，中國典籍對日本文獻的發(fā)展，尤其是對日本漢文文獻的發(fā)展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氨容^文獻學”視域下的漢籍文獻理論研究，是在運用文獻形態(tài)學的方法描述日本漢籍文獻學特征的基礎上，考察中日兩國圖書（不限漢籍）的分類、著述體例、闡釋學特征、文章理論、學術理念的異同。
古典文獻學的優(yōu)良傳統(tǒng)之一，就是強調其“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功用。因此，考察中國傳統(tǒng)文獻學理論對日本古代學術視野中的圖書分類、著述體例、文章理論、學術理念等方面的影響，不僅是認識中日兩國傳統(tǒng)文化異同的有效手段，而且也是漢籍比較文獻學理論建設的重要內容。
（二）“漢籍比較文獻學”的研究方法
進行任何科學研究，都必然要求掌握和運用一定的研究方法，漢籍研究也不例外。掌握和運用正確、科學的研究方法，可以取得以簡馭繁、事半功倍的成效。在漢籍研究領域，諸多先行研究者在各自的研究實踐中，結合各自的研究課題，踐行并總結出了一些針對域外漢籍整理和研究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研究方法，如大庭教授在《關于東傳漢籍的研究方法與資料》中提出的對特定的某一漢籍和漢籍現存實物進行研究，對目錄、記錄、引用等進行研究，以及對刻版進行研究等方法；張伯偉教授在《清代詩話東傳略論稿》中提出的“據……以考”的十條研究方法等。這些研究方法對于我們研究漢籍傳播和影響是行之有效的。
漢籍比較文獻學的研究方法，與域外漢籍研究方法、文獻學研究方法相比較，既有相通之處也有它自身的獨特之處。在學習和借鑒先賢時俊提出的域外漢籍研究和文獻學研究方法的基礎上，基于對漢籍比較文獻學的學科內容、特點的認識和把握，筆者認為，漢籍比較文獻學研究的基本原則是將文獻學研究與比較研究相結合，以文獻學研究方法為基礎，對中日兩國的漢籍進行文本識讀和文獻學研究，把握文獻學的基本特征，實現“漢籍比較文獻學”研究的基本目標。綜合運用歷史學、文學、語言學等多學科知識，對兩國漢文典籍進行多層次的比較研究，既要比較兩國漢籍在文獻形態(tài)學、目錄學等方面的異同，又要揭示其背后蘊藏的文化和學術思想的異同，還要闡述其歷史根源與意義。
具體的研究方法（仍以中日為例）主要有：
1 運用文獻學的研究方法對漢籍文本進行識讀
文本和史料的準確可靠是保證研究結論具有科學性的必要前提。由于中國典籍東傳日本發(fā)生在不同歷史時期，歷時久遠，而且數量龐大，內容龐雜，傳播渠道不一，種類繁多；不同種類的漢籍受到的關注程度不同，衍生的文獻數量不同，其流布及保存的形式具有多樣性，許多早期傳入日本的珍貴漢籍多以抄本傳世，字體多有潦草、漫漶不清之處，加之抄寫者的漢文水平參差不齊，難免會有疏誤，或有后世整理者有意的改寫，或無意的疏失。凡此種種，使得對漢籍的文本識讀成為漢籍研究必須首先解決的難點和消除的障礙。因此，文本識讀是進行漢籍研究的第一步，也是進行漢籍比較文獻學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環(huán)。進行漢籍比較文獻學研究，需要首先運用文獻學的審形辨音、字詞校注、版本比斟等基本方法，對漢籍文本中的訛、脫、異文等進行勘誤，為繼之進行的深入研究提供一份可靠的、便于利用的基礎資料。
2 運用類型學的研究方法進行漢籍分類研究
由于東傳日本的漢籍數量龐大，內容龐雜，傳入的時間有早有晚，有些在隋唐時期傳入日本，有些到近現代才傳入日本，目前難以對不同歷史時期傳入日本的所有漢籍同時進行研究。比較可行的研究方法是運用類型學的研究方法，按照研究對象（漢籍）的某一或某些特征進行分類研究。分類研究，其研究對象的同質性相對較強，便于獲得真實可靠的數據，便于發(fā)現一些帶有共性的問題和規(guī)律。
漢籍比較文獻學研究，可以根據研究對象的歷史跨度和性質同一度，分為斷代研究、專書研究和專題研究。
其一，斷代研究是指選取某個特定的歷史平面，確定時間的上限和下限，對這一時期的漢籍進行清查，對其間發(fā)生的漢籍交流和研究進行全面考察和分析。這種研究，是從中日漢籍交流的歷史長河中，選定一個橫斷面，所考察的漢籍數量和范圍可以大為縮小，便于勾勒出一個時期內漢籍傳播和交流的大致面貌。如果把各個時期的中日漢籍交流與研究的情況梳理清楚了，那么把它們連起來就應該是一部中日漢籍交流史的大致輪廓。
漢籍比較文獻學的斷代研究要求，所選擇的歷史時段，既要有足夠的長度但也不能選擇太長的時間跨度；在這一歷史時段內所選擇的漢籍數量既要足夠得多，但也不能選擇太多的可供研究的漢籍。在研究分析時，也要注意對這一時段內的漢籍進行橫向和縱向的比較研究，在比較中彰顯時代特點，揭示本時段漢籍與其前、后時段漢籍的聯(lián)系與區(qū)別。如果選擇的時段太短，那么就沒有足夠的漢籍文獻容量；如果考察的時段過長，那么漢籍文獻的數量就會太多、文體不一致，不易把握。所以，進行斷代研究時，要注意選擇一個“適度”的歷史時段和漢籍數量。
其二，專書研究是指選取較有代表性的專書（包括目錄學著作）或專人的著作，對該書或專人著作的傳播進行追蹤式研究?？疾焖呛螘r、以何種方式傳入日本的，在日本有無得到釋讀、傳抄或翻刻，有無衍生文獻，流布范圍和流傳時間如何，是否回傳至中國等。通過對上述一系列問題的詳細考察，分析該書或專人作品的傳播特點，然后與相關漢籍（同類性質或相同文體的其他作品）進行比較研究，進而考察不同時代同類性質或同類文體漢籍的傳播特點，探求漢籍輸入國在不同時期的讀書趣味與文化需求。
學界已經開展的專書研究多集中于《詩經》、《論語》、《周易》等儒家經典，《文選》、唐宋詩、詞、小說等文學作品，以及朱子學、陽明學、佛教、道教文獻的研究，對于最能具體而感性地反映漢籍流通狀況的第一手資料――“舶載書目錄”類文獻的研究，目前多停留在影印與介紹階段，相關研究還比較薄弱?！安拜d書目錄”所載漢籍數量繁多，而且具有連續(xù)性，能夠全面反映一個時期漢籍東傳的全貌，是中國典籍傳入日本的極生動而又具多方面價值的歷史文獻，是研究漢籍交流情況的絕佳資料，應該成為漢籍研究重點關注的對象。
其三，專題研究是指圍繞某一主題進行的深入研究。研究者可根據自身的學術興趣和能力，選定一個可持續(xù)關注的主題，進行一系列專門性的研究或討論。專題研究的對象（即主題）相對來說比較單純，有利于研究的深化。專題的選擇相對比較靈活，可以是針對某一具體問題的個案研究，也可以是比較宏觀的理論探討，如關于漢籍研究的理論和方法、漢籍東傳與西漸的史學意義、漢籍東傳與西漸的動因與影響因素等問題的討論；可以是某一問題的通史性的研究，也可以是某一主題的斷代性的研究，如張伯偉教授對清代詩話東傳的研究；可以是對某一類漢籍的專門研究，如蔡毅教授、張伯偉教授對日本漢詩的研究，也可以是對漢籍的綜合性研究等。
3 運用統(tǒng)計學的方法進行漢籍定量研究
中國典籍傳入日本之后，是如何被研讀、理解并對日本文化產生影響的？要探明這個問題，必須首先搞清楚在不同歷史時期東傳漢籍的種類和數量。要做到這一點，就需要運用定量統(tǒng)計的方法，結合目錄類著作，對各個歷史時期傳入日本的漢籍的種類與數量進行詳細統(tǒng)計，盡可能確定漢籍的版本系統(tǒng)和存佚情況，根據統(tǒng)計數據來確定各個時期漢籍東傳日本的規(guī)模，為進一步探究這些漢籍文獻及其所蘊涵的文化和學術思想，以及考察它如何影響日本文化的建構與發(fā)展提供數據支持。
【關鍵詞】溫泉；官方性；個人性
中日兩國都是溫泉使用歷史悠久的國家，兩國的溫泉文化存在著巨大的差異是毋庸置疑的事實。目前的溫泉研究多半集中在溫泉的使用方法上，但是，縱觀目前的研究，造成這種巨大文化差異的原因沒有被很好的進行挖掘。
一、由溫泉詩歌看中日兩國溫泉文化特征
中日兩國都有許多溫泉相關的記錄。中國的古典書籍《山海經》中就已經出現了與溫泉相關的記錄。白居易的“春寒賜浴華清池，溫泉水滑洗凝脂”中所提到的“華清池”就是從秦代開始有名的溫泉。與此相對，日本對溫泉的發(fā)現及利用也可以從各種古書中得到認證。如《日本書記》《續(xù)日本記》《萬葉集》《拾遺集》等書中都有提及。平安時代的《延喜式神名帳》中已經對祭祀溫泉的溫泉神社也有了多處記載。本論文并不以史書為主要資料，而力圖從中日兩國溫泉相關的詩歌入手，來對比分析日本溫泉文化與中國溫泉文化不同的私人性。
（一）從詩歌來看中國溫泉文化的官方性
從中國的溫泉歷史來看，唐代是溫泉文化開始繁盛的開端。唐太宗李世民就曾在驪山溫泉建“湯泉宮”（后稱華清宮），并率文武大臣前往，寫下了《溫泉銘》。唐明皇李隆基也曾帶領楊貴妃前往溫泉。而詩歌也在唐代進入鼎盛時期，因此在唐代與溫泉相關的詩歌比起其他時代較多。如《題廬山山下湯泉》（白居易）、《溫泉行》（韋應物）、《題昭應溫泉》（孫叔向）、《溫泉言志》（李隆基）、《溫泉宮行》（王建）、《長恨歌》（白居易）等。稍加分析，則可以從這些詩歌中看出中國溫泉文化的官方性。
以《題昭應溫泉》及《溫泉宮行》為例來說明中國溫泉文化中的官方性。
全唐詩：卷472-22 題昭應溫泉
唐?孫叔向
一道溫泉繞御樓，先皇曾向此中游。
雖然水是無情物，也到宮前咽不流。
全唐詩：卷298-6 溫泉宮行
唐?王建
十月一日天子來，青繩御路無塵埃。宮前內里湯各別，每個白玉芙蓉開。
朝元閣向山上起，城繞青山龍暖水。夜開金殿看星河，宮女知更月明里。
武皇得仙王母去，山雞晝鳴宮中樹。溫泉決決出宮流，宮使年年修玉樓。
禁兵去盡無射獵，日西麋鹿登城頭。梨園弟子偷曲譜，頭白人間教歌舞。
從這兩首詩的內容來看，確實都與溫泉有關。但是，主要描寫的都是封建社會的統(tǒng)治者對溫泉的使用。如《題昭應溫泉》中出現的“先皇”“宮殿”，而《溫泉宮行》則是徹底的描述了為皇帝所建的溫泉行宮。同時，從寫詩歌的目的來看，這兩首詩也并不是描寫享受溫泉所帶來的愉快的心情或氛圍，而是力圖通過詩歌，來描述皇帝的溫泉生活或者通過對皇帝溫泉生活的描寫來評說歷史。除此之外，縱觀中國的文學作品，可以發(fā)現享受溫泉僅局限于封建統(tǒng)治階層，表現平民百姓享受溫泉的作品基本沒有。因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溫泉在中國文人的詩歌中，乃在整個中國的溫泉文化中都具有一種遠離普通百姓的官方性。
（二）從詩歌看日本溫泉文化的個人性
與中國相同，日本人對溫泉的利用及享受也歷史悠久。日本現存最早的史書《日本書記》中就已經出現了同溫泉相關的內容。但是，在日本，溫泉離普通大眾尤其是文人的生活并不那么遙遠。因此，日本的文人在作品中描述溫泉時，也懷有一種親切的感覺。以《萬葉集》中與溫泉相關的作品為例來說明日本溫泉文化中的個人性。
足柄の土肥の河內に出づるの よにもたよらにころが言わなくに
這首和歌描寫了溫泉涌出的樣子。關于這首和歌意思的解釋有很多種，其中最為認可的解釋為：“湯河原的溫泉，不分晝夜，汩汩的從河原中涌出來，那湯河原溫泉不斷涌出的熱情，我的戀人總是不明白的告訴我她有沒有在想我，所以我完全沒有辦法專心工作。”這首和歌從溫泉聯(lián)想到的并不是如同中國的詩歌一樣的對歷史的描述或反思，而是單純的由溫泉聯(lián)想到了自己的戀人，描寫了自己與戀人之間的狀態(tài)。沒有宏大的描寫及對歷史的反思，卻充滿了人情的趣味。
除了上文列舉的和歌之外，《萬葉集》中大伴旅人在妻亡時所詠的和歌也充滿了深厚的個人情感。
の原にく蘆田はわがごとく妹に戀ふれやわかずく
這首和歌譯為中文，則表達的是：“在湯原上鳴叫的鶴啊，是否也像我一樣，在思念著亡妻呢？”那這里的湯原指的也是溫泉，而這里的溫泉完全成為了作者表達個人感情的背景。從這個意義上說，溫泉并沒有被賦予深厚的政治性或官方性，而是具有明確的私人性。
二、結語
本文對中日兩國的溫泉文化進行了考察。通過對中日溫泉詩歌內容的對比，認為與中國溫泉文化的官方性相比，日本的溫泉文化則更體現了個人性。本文僅對日本溫泉文化的個人性進行了論述，希望能對中國現階段溫泉旅游資源的開發(fā)有所參考。由于篇幅所限，日本溫泉文化所涉及到的“裸文化”及“溫泉旅館”等方面并沒有涉及，在以后的研究中則會繼續(xù)深入研究。
參考文獻
[1] 兵立史博物集.のと俗とと溫泉の文化[M].路：兵立史 博物，1992.
她發(fā)表有關陳U的論文并開展學術討論，震驚韓國，卻也遭到不少非議甚至圍攻，但她依然坦然面對。
不為名不為利，她說，她只想為陳U正名，用證據說話，用事實對抗。
她就是韓國韓瑞大學文化財保存專業(yè)（文物保護專業(yè)）教授張慶姬。主要著作有《儀軌里的朝鮮匠人》等20余部，研究論文有《東關王廟雕塑研究》等40余篇。近年來，她致力于朝鮮（李朝時期）與中國的文化交流研究，正準備《中國皇帝陵》、《陳U與古今島關王廟研究》、《陳U評傳》等著作。
關帝廟引發(fā)研究興趣
關帝廟遍布天下，五洲無處不焚香。陳U將軍在與朝鮮聯(lián)合抗倭過程中把關帝也帶到朝鮮，焚香祭拜，奉為戰(zhàn)神。戰(zhàn)后，關帝廟被韓國正式認可祭祀，并把它列入國家的祀典體系，逐漸又擴散到民間。
一次偶然機會，在對首爾東大門外東關帝廟（東廟）做學術調查時，張慶姬對關帝廟有了興趣，對背后的陳U更是興趣大起。
作為將關帝信仰帶到朝鮮的陳U將軍本應得到敬仰和祭拜，張慶姬卻發(fā)現事實并非如此。日本侵略者在撤出朝鮮之前，朝鮮對陳U將軍的評價頗佳，關帝廟貢奉陳U將軍、鄧子龍副將，以及朝鮮的李舜臣將軍，每年都有隆重的祭祀活動。但是日本撤出以后，關帝廟只祭拜李舜臣，陳U及鄧子龍沒有受到應有禮遇，比如古今島的關帝廟。有關陳U及鄧子龍在朝鮮的負面評價更是甚囂塵上，今日的韓國依然存在。
張慶姬也發(fā)現一些親日派的作家、小說家發(fā)表許多抹黑陳U的文字。“比如在日本殖民統(tǒng)治朝鮮半島的時候，一個韓國小說家在報紙上連載有關李舜臣的小說，里面把陳U的形象描寫得很不好?！?/p>
帶著疑惑與難過，張慶姬踏上了研究陳U的漫漫長路，她想通過自身的努力為陳U正名。
《八賜品》新論招來圍攻
2011年，張慶姬開始研究陳U。雖過了近4年，張慶姬依然熱情不減。陳U的故鄉(xiāng)、安兵駐扎、指揮作戰(zhàn)的地方等等，只要哪有陳U的遺跡，不管多遠張慶姬都要奔赴過去。
然而她卻發(fā)現相比于韓國，中國留有陳U的歷史遺存少之又少。比如戰(zhàn)爭中的城墻，在陳U的老家翁源、落籍和繁衍的云安只留下些斷壁殘垣。
雖然遺憾很多、困難不少，張慶姬不畏艱難取證求據。
“2014年11月19日我發(fā)表了篇論文，否定了韓國寶物級文物第440號《八賜品》為壬辰倭亂時期中國明朝神宗皇帝賜給李舜臣的傳統(tǒng)學說，論證了李舜臣戰(zhàn)死后，陳U將軍為緬懷李舜臣將軍而贈予的歷史事實。爾后引起韓國非常大轟動，各大報紙、廣播都有關注。同時我也遭到一些非議，在統(tǒng)營市開展學術討論時受到圍攻。有記者質問我是不是拿了錢，替陳U后裔講話。實際上，我是在用事實說話，這和名利、金錢沒有關系！”張慶姬激動地說。
論文摘要：中國對于歷史文化城鎮(zhèn)的保護可以說剛剛起步，需要更加科學合理的保護理念和手段。本文通過介紹什么是歷史文化城鎮(zhèn)保護，歷史文化城鎮(zhèn)保護的意義、現狀和面臨的問題，以及保護的基本原則和一些可以借鑒的方法，希望能提供一些關于保護方面的思路，并引起人們對歷史文化城鎮(zhèn)的保護的關注。
中國是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眾多承載著中華數千年文化、傳統(tǒng)、歷史的古城鎮(zhèn)，如同一顆顆璀璨的明珠，散落在華夏大地。近年來，隨著經濟的迅猛發(fā)展，國人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人們對精神生活、文化體驗的追求日趨流行，“歷史文化城鎮(zhèn)”開始為人們所熟悉。
歷史文化城鎮(zhèn)的保護的含義
所謂歷史文化城鎮(zhèn)，就是許許多多具有歷史文化價值的建筑群體構成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城鎮(zhèn)街道景觀。例如，帶門樓的宅第，樹木繁茂的廟宇，高聳的城郭、寶塔，以及文明開化以后所產生的西洋建筑、橋梁、濠河……等的姿態(tài)。[1]每個建筑物和構筑物，都有其深遠的由來和歷史，如果能夠為來訪者提供詳細了解的資料，則必然會給人們很大教育；如果能將它們組成一定形體，創(chuàng)造出我們四周的“環(huán)境景觀”，那么就可以使平常完全生活在異地的人，擴大生活范圍，彌補生活體驗的不足。我們親生感受到，在我們生活的國土上，可以創(chuàng)造出多么豐富多彩的生活空間來。
但是文化城鎮(zhèn)并不只是給外來者賞心悅目。文化城鎮(zhèn)猶如地方文化的面孔，在這里反映著人們的實際體驗，這是無法代替和置換的，他們將視它為自己的故土故鄉(xiāng)。
所以，歷史文化城鎮(zhèn)的保護就是在保存歷史文化城鎮(zhèn)物質遺產的同時，如民居、街道、橋梁，保護城鎮(zhèn)建筑群背后深厚的文化底蘊，歷史性環(huán)境。
歷史文化城鎮(zhèn)的保護的意義
早在1972年，聯(lián)合國科教文組織第17次全會制定的“文化遺產及自然遺產保護的國際建議”的前言中說：“在生活條件迅速變化的社會中，能保持自然和祖輩留下來的歷史遺跡密切接觸，才是適合于人類生活的環(huán)境，對這種環(huán)境的保護，是人類生活均衡發(fā)展不可缺少的因素，因此，在各個地區(qū)的社會中，充分發(fā)揮文化及自然遺產的積極作用，同時把具有歷史價值和自然景觀的現代東西都包括在統(tǒng)一的綜合政策之中，才是最合適的。”
科教文組織的第19次全會，提出了“歷史性地區(qū)的保全及其在現代的作用”的國際建議，其中有：“所謂歷史性地區(qū)，在任何情況下都是人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它反映了歷史的客觀存在。為適應多樣性的社會生活必須有相應的多樣性生活背景，據此，提高歷史性地區(qū)的價值，將對人們的新生活產生重要意義”。[2]
可見，歷史文化城鎮(zhèn)的保護對我們了解歷史，傳承傳統(tǒng)文化，豐富現代生活，促進社會多樣性發(fā)展都有著重要意義。保護歷史文化城鎮(zhèn)是人類生活均衡發(fā)展的一種需要，更是人類社會發(fā)展的必然結果。
歷史文化城鎮(zhèn)保護的現狀
目前，我國對古城鎮(zhèn)的保護處于一個越來越重視的階段?！吨腥A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中就有關于不可移動文物保護的規(guī)定，歷史文化城鎮(zhèn)自然也在保護之列。而在2007年7月，國務院法制辦公室將《歷史文化名城名鎮(zhèn)名村保護條例（草案）（征求意見稿）》全文公布，征求社會各界意見。該條例于2008年7月1日起施行。通過單獨制定法規(guī)對歷史文化城鎮(zhèn)保護進行規(guī)范，國家的重視程度可見一斑。各級地方政府也有相應歷史文化城鎮(zhèn)保護法規(guī)的出臺。例如，2004年制定的《四川省閬中古城保護條例》、2006年開始施行的《云南省麗江古城保護條例》。中國社會正將更多關注的目光投放到這個我們過去不曾注意的焦點上。
但是，我國的歷史文化城鎮(zhèn)保護現狀令人堪憂。最主要是對歷史文化城鎮(zhèn)開發(fā)與保護的關系沒有處理好，對于文化保存造成很大阻礙。
歷史文化城鎮(zhèn)的保護面臨的問題
當前，歷史文化城鎮(zhèn)的保護所面臨的問題，主要是追逐經濟利益與保護當地傳統(tǒng)文化之間的沖突。隨著物質生活的逐漸豐富，現代人對傳統(tǒng)生活環(huán)境、生活方式的向往和追捧，使得越來越多的地方認識到歷史文化城鎮(zhèn)鎮(zhèn)潛在的巨大利益，利用古老的資源，發(fā)展旅游業(yè)，推動地方經濟、提高當地人民的生活質量。這本無可厚非，但是一味地旅游開發(fā)，使得歷史文化城鎮(zhèn)不斷商業(yè)化。許多地方只是關注眼前的經濟利益，忽視了古城鎮(zhèn)本身深厚的文化、藝術底蘊，更忽略了對歷史文化城鎮(zhèn)的持久保護。歷史文化城鎮(zhèn)保護與旅游開發(fā)的矛盾已經日趨嚴重，并直接影響著古城鎮(zhèn)的“生存”。因為，于歷史文化城鎮(zhèn)而言，其巨大的價值不僅體現在城鎮(zhèn)建筑，布局結構的合理和藝術，更在于生活在那些土地上的人所形成的歷史，文化氛圍，民族風俗習慣，。商業(yè)化的開發(fā)使得歷史文化城鎮(zhèn)離它的價值越來越遠。
以云南麗江為例：十多年前，1997年12月4日，麗江古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與雅典、羅馬、威尼斯等偉大城市比肩；十多年后，2008年1月中旬，古城被指責過度商業(yè)化、原住民流失，聯(lián)合國派出檢查組，麗江面臨亮“黃牌”之憂。十年僅是歷史的一瞬，然而這十年麗江的變化幾乎超過了過去800年的總和。如今，涌入麗江的不是蒙古戰(zhàn)車和鐵騎，而是源源不斷的游客和老板，他們帶來麗江的不是馬刀與盔甲，而是快速增長的旅游收入和巨額資本。
雕梁畫棟、小橋流水的古城在市場經濟大潮的沖擊下?lián)u搖欲墜，詩人、專家、學者們感嘆：在酒吧街的燈紅酒綠中，在小販的叫賣聲中，古樸一點點褪去，麗江古城正變成一具沒有內容的空殼。
07年6月，在新西蘭舉行的第31屆世界遺產大會上，麗江古城、故宮、長城、圓明園、布達拉宮和云南三江并流6項中國世界遺產被要求在大會上就管理上出現的問題作解釋。
麗江古城能申遺成功，既靠有形的建筑群落，更是靠存在于街頭巷尾間的納西市井生活，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正是看中它是“保存濃郁的地方民族特色與自然美妙結合的典型”，才授予其桂冠。
但目前古城核心區(qū)域都商鋪客棧林立，原住民紛紛將房院騰出給外來商人獲取一年十幾萬的租金，并用這筆錢在新城購置洋房，他們搬走家當的同時還搬走了在城中存活了近千年的民俗文化。
更令人擔憂的是，有些官員認為古城本就是為商業(yè)而建，過去是，現在是，將來也是。甚至有人認為即使聯(lián)合國真亮“黃牌”也無妨，因為麗江已經具備了足夠的知名度。這樣出自官方的想法給古鎮(zhèn)的保護，尤其是非物質文化的保護造成了很大阻礙和不利影響。[3]
當地居民是保護事業(yè)的動力
由麗江古鎮(zhèn)一例，我們不難看出，目前，我國歷史文化城鎮(zhèn)的物質遺產，基本得到了較好的保護。但是，非物質性的歷史性環(huán)境，仍在遭受著肆意破壞。可以說，這是歷史文化城鎮(zhèn)保護的核心問題和難點。一旦人們意識到歷史性環(huán)境保護的重要，并著手進行保護，實際上也就解決了古城鎮(zhèn)物質遺產保護的問題。因為歷史性環(huán)境保護較之物質遺產保護，程度更深，也是歷史文化城鎮(zhèn)保護的本質。
日本作為我們的鄰國，地理位置和文化傳統(tǒng)都與我們相似。早在上世紀60、70年代，日本就開始致力于歷史文化城鎮(zhèn)的保護，尤其是歷史性環(huán)境的保護，并且獲得了較好的成效，對我們極具借鑒價值。比照日本的做法和成功經驗，我認為激發(fā)當地居民保護的意識和積極性，才是解決此問題的關鍵。
在日本，歷史環(huán)境的保護也如同公害處理，自然環(huán)境保護一樣，首先是由當地居民中產生。各地方政府著手采取相應對策，公布具體條例，等到這種條例在全國許多地方都制定之后，國家才作為最高行政管理，著手進行法律制度的完善工作。文化城鎮(zhèn)文物保護法的修訂也經過了這樣一個順序而進行。以“日本全國歷史文化風土保護聯(lián)盟”為中心，由各地居民發(fā)動的保護運動，其偉大功績就在于促進各自治體頒布有關條例，并將其吸收到文物保護法內作為修訂的內容之一。
可見，民眾的支持和擁護是歷史環(huán)境保護的基礎和動力。而日本民眾對歷史文化城鎮(zhèn)保護的關注，歸根結底源于他們“環(huán)境觀”的變化。日本曾經爆發(fā)過嚴重的公害問題，世無旁例的水俁病和四日市氣喘病，使得公害成為社會矚目的焦點。深受公害之苦的居民們敏銳地感到了生活環(huán)境中的種種問題，發(fā)現了自然環(huán)境破壞劇烈。要求保護自然的群眾運動在全國各地興起，群眾環(huán)境觀不斷發(fā)展擴大。
最終，人們把歷史環(huán)境的破壞看作為現代環(huán)境問題的主要課題。認識到歷史環(huán)境是當地居民精神團結的象征，其消滅將會給人們的生活帶來嚴重的后果。換言之，公害是直接危及人們生命、健康的犯罪行為，而歷史環(huán)境的破壞，恰是對居民精神生活的挑戰(zhàn)。一旦失去歷史環(huán)境給居民所造成的失落感，對于曾經以此為自豪的當地人來說，簡直不可容忍。這樣一來，人們在重視環(huán)境的物質方面的因素之外，也開始注意到了文化方面的精神價值。[4]
日本的這種“居民——地方政府——國家”的保護模式被事實證明是可行且有效的。那么如何調動我們國人的保護意識，樹立“環(huán)境觀”，這是緊接著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
參照日本的做法，朝日新聞社于1972年2月14日出版的早報上，動員了該社所有通訊員，以“必須保存，復原的歷史性文化城鎮(zhèn)”為題，列舉了全日本169處城鎮(zhèn)加以介紹。接著又以“充滿歷史氣息的文化城鎮(zhèn)”為題，公布了全日本200多處城鎮(zhèn)的所在地圖及概況一覽表。而財團法人環(huán)境研究所在它編輯的雜志中，出版了“環(huán)境文化”特輯，將與歷史文化城鎮(zhèn)的有關資料全部收集在一起，以前兩次的朝日新聞報載為基礎，加上和全國各地方政府討論的結果，收錄和確認了400余處歷史文化城鎮(zhèn)。這些城鎮(zhèn)都是當地居民認為應該保護，由他們進行申報，并最終由國家登記注冊的。
日本的歷史文化城鎮(zhèn)保護始于上世紀60、70年代，主要的宣傳工具就是報刊雜志。在大眾傳媒如此發(fā)達的今天，網絡、書籍、電視等各種媒介都可以成為我們宣傳歷史文化城鎮(zhèn)的保護的手段。并且我們可以把主動權交給居民，以自下而上的方式發(fā)現、確定、保護歷史文化城鎮(zhèn)。這樣更能調動居民的保護意識和積極性、主動性。
歷史文化城鎮(zhèn)的保護與居住環(huán)境的改善
歷史文化城鎮(zhèn)的保護固然非常重要，但決不能限制地方居民生活的發(fā)展和提高。居民生活環(huán)境的改善和文化城鎮(zhèn)的保護，猛一看起來似乎是矛盾的，其實并非如此。新的東西，是真正新的東西，而不是為新而新、虛有其表的拙劣設計的冒牌貨，就真正意義上的創(chuàng)新而言，它必然是和舊有的優(yōu)秀傳統(tǒng)相調和的。文化城鎮(zhèn)的保護，必須與熱愛保護地區(qū)文物的人們生活和環(huán)境的改善、提高結合在一起，這是文化城鎮(zhèn)保護的基本理論。
在西歐社會中，保存、創(chuàng)造“理所當然的東西，存在于理所當然的場所中”的思想，使得歷史文化城鎮(zhèn)保存的相當完美，當地居民以此為豪的現象，隨處可見。這正是以居住環(huán)境的適宜性思想為指導，由當地人用雙手親自創(chuàng)造出來的。[5]
在我國，也有比較成功了例子。江南古鎮(zhèn)紹興，在舊城改造中將改建和保護相結合，讓居民繼續(xù)居住在歷史建筑中，作為延伸歷史文脈的手段，這就是紹興保護古城的高明之處。
老城區(qū)以保護、旅游、居住為主，陸續(xù)遷出工廠、企業(yè)，保證原始街區(qū)的完整性；對生活在老街老巷的居民，在不改變外部立面的前提下，允許他們改造內部結構，以更適宜居??；新建房屋采用江南特色的外部裝飾，與城市風貌相協(xié)調；新建居民樓多用灰墻黑瓦，體現江南民居風格。對這些歷史街區(qū)，紹興的做法是除了外觀的修繕，直接目的就是改善居民的生活，包括電網整治、排污管道全面接通、管道煤氣入戶等。修繕后的街區(qū)，既讓居民生活便利，也使游客接踵而至。
由于歷史文化城鎮(zhèn)的老建筑大多年代久遠，房內的設施老舊，與現代化的城市生活相比，古城鎮(zhèn)的居民生活條件差。居民為了改善條件，移居城市的情況也就不可避免。而如同古城麗江，沒有了原住民的古城鎮(zhèn)，不過是喪失了靈魂的空殼城鎮(zhèn)。所以，只有切實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才可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歷史文化城鎮(zhèn)保護?！敖B興模式”[6]確實值得其他地區(qū)借鑒。
保護事業(yè)費用的負擔和經費的籌措
歷史文化城鎮(zhèn)的保護事業(yè)的特色在于其多樣性。從地區(qū)的歷史、現在的功能、經濟的基礎等不同角度來看，有各種各樣的保護形態(tài)，在同一個歷史文化城鎮(zhèn)保護事業(yè)中，各種事業(yè)的保護也是不一樣的。例如，居住房屋的保護、自然景觀的保護、公共事業(yè)便民設施的整頓等。這種事業(yè)的多樣性就決定了不應該采取統(tǒng)一的經費負擔。經費負擔、籌措的方式，應該根據各地區(qū)不同保護事業(yè)的實際情況，決定合理的方式。
例如，作為居民住房的老宅的保護與修繕，如果完全由政府支付費用，那么國家財政的負擔就可能過重。因此，可以由居民承擔自家的保護、修繕費用，地方政府給予一定的補助金。但在一些極度貧困的古城鎮(zhèn)，就可以由國家承擔民居保護的全部費用。
對于公共設施的保護，則可以政府出資為主，鼓勵民間組織、企業(yè)、個人出資為輔。而地方博物館、名人故居等管理整頓費用，可以通過征收入場費的方式負擔一部分或全部，不足部分由政府補足。
關于經費的籌措，在日本，歷史文化城鎮(zhèn)保護事業(yè)的經費來源，是以補助費、貸款和公共事業(yè)為中心的。公共事業(yè)不是直接的財源，但是在編制預算措施時，從補充完善保護事業(yè)的觀點加以考慮是有益的。貸款是有償的資金，但在資金數量和使用對象上可有靈活性。
關鍵詞:日本;漢文學史;中日文化
中圖分類號:I3/7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0)16-0232-02
日本漢文學作品是指日本人用漢字塑造形象以反映社會生活、表達作者思想感情的語言藝術,包括漢詩、漢詞、漢文小說、漢文散文游記等。漢文學史的出現與日本文學史、日本中國文學史一樣,是20世紀初西洋史學與日本傳統(tǒng)學術結合的產物。除漢文學通史以外,還有日本漢文學史的斷代史以及分體漢文學史。岡田正之的《近江奈良朝的漢文學》,是日本最早的一部漢文學斷代史,昭和四年(1929年)由東洋文庫出版,昭和二十一年(1946年)日本養(yǎng)德社再版。此書是岡田正之的博士學位論文,岡田正之憑借這篇論文開始在在日本漢文學研究領域嶄露頭角。全書共分五編,內容包括典籍的傳來、歸化民族和漢文學、推古朝的遺文、學校及貢舉、圣學及人材、學術的風氣、記紀和風土記、養(yǎng)老令、詩和詩集、漢文學和萬葉集、宣命、祝詞和漢文學等。此書的內容非常豐富,引證的資料很多,遺憾的是將一些并非漢文學的內容也包括進去,使這部書的內容顯得有些龐雜。昭和十年(1935年),佐佐木信綱《上代文學史》問世,此書是昭和十年東京堂出版的《日本文學全史》的第一、二卷。昭和二十二年(1947年)日本書院出版了柿村重松的《上代日本漢文學史》,此書是柿村重松的遺著,由山岸德平負責校訂。全書分兩個部分,即上代前期和上代后期,書后附有柿村重松的年譜、索引以及市村宏所書的后記。自日本上古時代漢文東傳開篇,評述了日本漢文學的傳統(tǒng),內容涉及日本制度、佛教、傳說和歌與漢文之間的關系等。遺憾的是已出版的《上代日本漢文學史》其實只是作者遺稿的一部分,柿村重松的遺稿中還包括中古日本漢文學史。
平成元年(1989年)日本汲古書院出版了山岸德平的《近世漢文學史》。山岸德平曾在日本中央大學、日本國學院大學開設日本近世漢文學史課程,這部《近世漢文學史》也是根據他的授課講義整理編集而成,此書梳理了紛繁復雜的日本近世漢文學的各流派,根據日本漢文學的各流派加以分類闡述。自儒學開始,記載了近世儒學詩人的生平經歷及其著書,闡述了詩人的文學觀,對其代表作品的風格特征進行分析。其中有關作者的生平經歷主要依據《文會雜記》、《先哲叢談》、《近世叢語》諸書,詩文引自《日本詩史》、《拙堂文話》等。此書的特色是善于對日本的傳統(tǒng)文化溯本求源,把握歷史的來龍去脈,在當時有令人耳目一新之感。比如談到日本近世的朱子學的興盛,首先從宋學傳人日本后對日本學界的影響說起,進而談到宋學與朱子學的關系。談古注學,則從古代的學制和明經道的傳統(tǒng)家學說起。談日本的傳統(tǒng)學問,則將和歌與國學的關系進行比較。
此外,與平安鐮倉時代的漢文學史相關的較重要的著作有川口久雄的《平安朝日本漢文學的研究》,昭和三十四年(1959年)至昭和三十六年(1961年)明治書院出版;五十嵐的《平安朝文學史》上卷,昭和十二年(1937年)東京堂出版;久松潛一、西下經一監(jiān)修的《平安朝文學史》,于昭和四十年(1965年)明治書院出版;吉澤義則的《鐮倉時代文學史》昭和十五年(1940年)東京堂出版。吉野室町安土桃山時代漢文學史有:玉村竹一的《五山文學》,于昭和三十年(1955年)至文堂出版;《五山文學史稿》(北村澤吉著,昭和十六年富山房出版);笸川種郎的《五山文學研究》,新潮社出版;安良岡康的《五山文學》昭和三十四年(1959年)巖波書店出版;吉澤義則的《室町時代文學史》昭和十一年(1936年)東京堂出版。江戶時代、明治大正時代的漢文學史有關的代表作有高野辰之的《江戶文學史》昭和十年(1935年)至昭和十三年(1938年)東京堂出版;木下彪的《明治詩話》昭和十八年(1943年)文中堂出版;三浦葉《明治漢文學史》,平成九年(1998年)日本汲古書院出版。其別值得一提的是三浦葉的《明治漢文學史》,此書是一部詳細的闡述明治時代日本漢文學史的專著,全書分為上、中、下三篇。上篇是明治漢文學史,包括明治的漢詩和明治的漢文兩部分。中篇是明治漢文學,內容包括海外漢詩、與漢詩、洋詩漢譯、漢詩和譯、童話漢詩《猿蟹合戰(zhàn)》、福澤諭吉的漢詩、明治的女流詩人等。下篇是明治文學和漢文學,包括明治的文人與老莊思想、明治文人和漢文學、明治時期文學雜志和漢文學等,后附有明治年間漢詩文集年表。此書是研究明治漢文學的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
有關日本漢詩史的著作,首先要提到的是江村北海所著的《日本詩史》五卷。此書明和八年刊行,論述了自上古至當世的詩人及其創(chuàng)作風格,全部用漢文寫成。在內容上上古略而當代詳,只收近體詩,不談古體詩。這部書開創(chuàng)了日本探討漢詩的體例,是日本漢詩史的第一部著作,對后來的日本漢文學史研究有很大的啟示和影響?！度毡驹娫拝矔返谝痪?、《日本儒林叢書》第三冊、《漢詩大講座》第十二卷收錄了此書。昭和十六年(1941年)巖波書店出版了西澤道寬的譯注本。
明治四十四年(1911年)國書刊行會出版了《日本詩紀》,此書由市河寬齋編纂,自天智天皇始至元龜天正止,每位詩人選擇一首詩歌進行解說評點。昭和十六年(1941年)大東出版社出版了菅谷軍次郎的《日本漢詩史》。此書自漢學東傳開篇直至明治時代,是最完整的一部漢詩專著。書中引用的資料非常豐富,但由于沒有表明出處,給后來的研究者帶來一定的不便。矢島玄亮的《漢詩索引稿》于昭和四十年(1965年)由日本東北大學附屬圖書館油印,此書是《日本詩紀》的詩句及作者的索引。此外,敘述漢詩史的書籍還有昭和十年(1935年)ぁとり社刊行的《漢詩大講座》、林鵝峰的《本朝一人一首》十卷(寬文五年田中清左衛(wèi)門刊)、《日本詩選》(江村北海,正編十卷,安永三年刊,續(xù)編八卷,安永八年刊)、《和漢名詩類選評譯》(簡野道明,大正三年明治書院刊)、《新譯和漢名詩選》(內田泉之助,昭和三十七年明治書院刊)。昭和四十年(1965年)二玄社出版了神田喜一郎的《日本填詞史》,此書最初收在《在日本的中國文學》第一集中。
【關鍵詞】往來物 研究價值 社會實態(tài)
【中圖分類號】I106 【文獻標識碼】A
自秦漢以降，東亞文化圈內的文化交流趨勢，是漢唐文化流向朝鮮、日本和越南。受中國文化傳播的刺激，日本不僅保存了許多中國已經散逸的漢籍，而且產生了大量用漢字寫就的著作。平安后期以來，日本文化的創(chuàng)新能力逐漸增強，對中國文化的學習，逐漸從大量直接吸收、單純仿效的階段發(fā)展到有所揚棄、自我創(chuàng)作，將已形成的文化不斷“日本化”的階段。研究東亞漢文化和漢字文化之時，那些由外國人用漢字寫就的書籍，也是值得關注的對象。往來物正是這其中極具研究價值的一類書籍。
往來物的發(fā)展及研究價值
往來物是初等教科書的總稱，被廣泛使用在平安時代末期至明治初期的庶民教育領域。早期的往來物是書信習作的范文集，江戶時代演變?yōu)橐詡魇跉v史、地理等日常生活所必需的知識為目的的教材?，F存最早的往來物成書于平安時代末期至鐮倉時代初期。公元八世紀到九世紀，是唐朝與日本交流最為密切的一段時期。平安京（現京都）的營造、律令制度的建設，都透露出濃厚的唐朝氣息。當時的日本人對唐文化的喜愛和傾倒，可見一斑。隨著大規(guī)模遣唐使活動的展開，大陸文化大規(guī)模傳入日本。這段時期，隨遣唐使團來到中國的留學生和僧人，把大量的佛家經卷、文學典籍帶回了日本，供人們寫信時模仿和套用的參考書―書儀，就是其中之一?，F有的研究表明，從奈良時代起，書儀就已經東渡傳入日本，為當時的公卿貴族所愛用。朝廷的公文、貴族公卿們的私人書信，這些參照一定的寫作規(guī)范、用漢字寫就的文書，越來越多地出現在上流社會的公務活動和私人生活中。懂得文書的寫作規(guī)范、能夠寫出一封得體合宜的書簡，成為當時貴族公卿們必須掌握的一種技能。到了平安時代末期，出現了日本文人用漢文編撰的書簡文例集。在學習唐文化成為舉國風氣的時代背景下，掌握了漢字和漢文學的貴族文人模仿中國的書儀形式，把生活中的往來書信編撰成書，這也是相當自然的一件事。不叫做“某某書儀”而是“某某往來”，或許是出于對唐文化的敬意，這其中恐怕也受到了本國文學意識的強烈驅動。隨著時代的發(fā)展，往來物出現了書簡文例集以外的新形式。其淡化了禮儀規(guī)范的書信功能，側重詞匯、專業(yè)領域知識的傳授，用于幼學習字、書法、官政常識、倫理道德等社會生活等實用知識的啟蒙。而江戶時期最為多見的則是以商業(yè)知識為主題的往來物。究其原因，是隨著社會商業(yè)活動的發(fā)展，商人階層和負責處理商人事務的公職人員更迫切地需要了解相關知識。這類往來物內容簡潔易懂，向時人傳授社會生活和經營實業(yè)所需的基本知識，幫助他們掌握相關實用術語。明治時代初期往來物依然活躍在教育領域。例如佐渡地區(qū)的學童們，首先學習的就是往來物，然后才開始學習漢籍。①隨著日本教育的近代化、統(tǒng)一化，往來物逐漸退出了教育領域，不再作為教材使用。作為文化傳播的媒介，往來物不僅推動了日本教育的普及化，在教育史上有重要地位，也成為后人了解和研究日本社會、日本文化史的寶貴資料。
日本學者在二十世紀初期就已開始了往來物的整理收集工作。明治三十九年（1906）五月，國書刊行會出版了《續(xù)續(xù)群書類從》。這部叢書收錄了江戶時代的書籍，其中《續(xù)續(xù)群書類從 教育部》一書內收錄了七部往來物，自此開啟了往來物百余年的研究歷史。平泉澄、石川謙、石川松太郎等一批學者以往來物的歷史研究為核心，收集各時代的往來物作品，回顧和總結了往來物的歷史，闡述了往來物在日本教育史上的作用和意義。在這些基礎上，近年來日本學界圍繞往來物繼續(xù)展開研究，其中江戶時代和明治時期的往來物研究占了絕大多數，如對江戶時期女性用書道字帖的研究、從江戶時代的教育和文化角度對往來物展開的研究、從日語語言學的角度對明治時期往來物進行的研究等。相比較而言，對江戶時代前的往來物研究則零散而不成系統(tǒng)，往來物還有很多有待研究和探討之處。
我國學者對往來物的研究起步較晚。周一良（1984）從書儀的角度來闡明中日文化的密切關系，其中簡略地談及了幾部有代表意義的往來物，可謂國內最早言及往來物的學者。②譚建川（2003）闡述了往來物在日本教育史上的作用與意義。③王曉平（2014）利用敦煌書儀對日本最早的往來物《云州消息》中的敬語進行了詳盡的分析。④
日本著名學者內藤湖南在其所著《日本文化史研究》（商務印書館，1997年）中表示，往來物的發(fā)展實際上體現了日本這個靠外來文化發(fā)展起來的國家，在實現教育獨立之前經歷的歷史變遷。對往來物進行整理和研究，不僅有助于理清蒙學教材的發(fā)展及其在教育史上的作用和意義，還有助于考察近代以前日本在漢字使用方面的情況。有一些往來物匯集了日常書信的詞匯、單句、短文，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常用單詞，其語言學價值也不容忽視。另外，往來物內容涉及社會日常生活的很多層面，有的以社會生活相關的節(jié)會、祭祀活動、禮儀往來等為主題，也有對某一個專業(yè)領域知識的介紹，如寺院的各種佛教活動、禮儀、宴游、茶會、歷史，以及地理、書法的相關知識和學習技巧，對于還原社會實態(tài)、了解民生民情方面有重要的研究價值。
《高山寺本古往來》的內容及研究價值
作為最早的往來物之一，《高山寺本古往來》有其重要而獨特的地位。該書原本收藏于日本京都高山寺，現收藏于京都大學圖書館。寺院藏書多為江戶時代以后的書籍，即使是有一定歷史地位的寺廟也極少有江戶時代以前的藏書。這些保存下來的古書中室町時代的書籍要少于江戶時代，鐮倉時代的書籍較之更為稀少，留存下來的平安時代的書籍更可謂是鳳毛麟角，而奈良時代前的書籍幾乎已沒有留存。究其原因，早期產生的書本總量非常少，應該是一個重要的原因。而時光磨滅世間萬物，一本書歷經戰(zhàn)亂、火災、洪水、蟲蛀、人為的損壞甚至遺棄，逃過這一切的災禍，才有可能留存至今。這就讓《高山寺本古往來》更顯得彌足珍貴。
高山寺創(chuàng)建于十三世紀初葉，位于京都市右京區(qū)，是世界文化遺產之一。自中世以來，高山寺就以致力于學問而聞名，寺中收藏的典籍質、量兼?zhèn)洹Ｃ骰凵先耍?173～1232）和他的弟子們、以及高山寺的支持者們共同成就了寺中數量龐大的典籍收藏。高山寺不僅僅收集、抄寫了大量的典籍，還編制了詳盡的藏書目錄，致力于書籍的傳承。其中既有《鳥獸人物戲畫》等日本“國寶”級文化財產8件，也有50余件被列為重要文化財產的手書典籍。其藏書多為佛教典籍，還有少量中國唐本和宋版書，如《齊民要術》、《華嚴三昧章》等。
《高山寺本古往來》的書寫年代據推斷為平安時代末期至鐮倉時代初期，是現存最早的往來物之一，書寫者應為當時的山中僧人，具體已無法考證。全書計選取平安后期中下級貴族和朝廷官員的實際生活中的往來書信五十六封編撰而成，內容多為向對方借用物品、邀請對方赴宴、商談人事訴訟、評論歌舞曲藝之道等。文中書信使用的并不是地道的漢文，而是一種“變味兒”的漢文形式。其總體形式仍是漢文，但是語法卻不完全符合漢文的規(guī)則，夾雜有當時日語的語法特征，這種文體也被稱為“變體漢文”。大約在公元七世紀下半葉，日本的文字資料中就出現了這種形式，尤其是平安時代朝廷的法令、公卿貴族的日記和書信多用這種文體?？梢哉f，這種“變味兒”的漢文是日本從全面引進、熟悉使用漢字，到以本土固有語言對漢字消化和再創(chuàng)造過程中的一個階段性成果。
雖然《高山寺本古往來》采用的是書信集的編撰形式，但這五十六封書信都沒有標注信件的書寫日期、寄信人以及收信人等信息。與同期、包括后世成書的同類往來物不同，這部往來物雖然在材料整合上缺乏一致性，但以實際生活中的往來書信為素材編撰而成，從而使全書極具實用價值。文中內容涵蓋面廣，既有講述音樂、歌舞曲藝等當時上流社會的風雅之事，也有講述官吏日常政事、人事、刑罰訴訟等實務，還有向對方借用物品、邀請友人赴宴等世俗生活之事。對于現代研究者了解平安時代公卿貴族群體的政治生活情態(tài)和世俗生活樣貌有非常重大的文獻價值。
提起《高山寺本古往來》，不得不說說它的書寫介質。和很多往來物不同的是，《高山寺本古往來》并不是“獨立存在”的。它和另一個文獻資料―《高山寺表白集》共存，以“背書”的形式展現在紙面之上。在平安時代，紙張尤其是好的紙張仍然是很貴重的，通常只用于抄寫經書，于是，在用過的或者廢棄的紙張背面繼續(xù)書寫，就成為當時的書寫常態(tài)。即便時展到了中世，這種做法在貴族和有悠久歷史的著名寺廟中依然很常見。
《云州往來》的內容及研究價值
同為日本最早的往來物之一，《云州往來》得到的評價更高。它被日本學界公認為是往來物的發(fā)端之作，兼具書信文的實用性和豐富的文學性。作為寶貴的學術研究資料，在日本文學、日語語言學、日本歷史、教育史、書法史等研究領域均受到了重視。
《云州往來》的作者藤原明衡（989～1066）是平安中后期的大學者，漢文學造詣深厚。藤原明衡曾擔任出云地方的地方長官，這部往來由此得名。
《云州往來》之前，日本文學史上也曾出現書簡形式的作品，例如正倉院《杜家立成雜書要略》、萬葉書簡、本朝文粹書簡等。這些書簡都是實際社會生活交往中產生的真實書信，用作書信寫作的范文自然是并無不可，但因涉及的社會活動有限，無法為當時的公卿貴族們提供能夠滿足其社會交往以及日常生活各場合所需要的書信寫作示例。而《云州往來》全書二百余封書信，內容涉及日常生活的諸多方面，幾乎涵蓋了公卿貴族們社交往來中可能遇到的所有場景，如新禧賀正、設宴邀約、祝賀吊唁、邀請來訪、饋贈禮物、請求幫助、照會告知、日常問候等等。《云州往來》大部分書信采用往復的形式，有“來”有“往”，便于模仿、利用；借用“互飛短札”的形式，對當時上流階層的實際生活中的例行活動、儀式習慣等進行講解、說明；書信中還大量使用了出自我國古代重要典籍如《詩經》、《后漢書》、《文選》等的詞語，表現出了對中國文學和文化的借鑒和吸收。像《明衡往來》這種既能學到書信寫作的實用知識，又能掌握貴族實際生活中必需的社會常識的書籍，可謂“一石二鳥”，故而很快就從貴族文人的書案擴散到了年幼學童的課桌之上。
《云州往來》成書以后受到了當時上流階層的認可和贊賞，上至天皇、親王，下至公卿、僧侶，都相當重視這部往來。公卿貴族們認為《云州往來》文筆出色，并對它加以誦讀和學習。三條西實?。?455～1537）是日本南北朝時代的公卿貴族，在歷史掌故、和歌、書法等方面都有相當成就。他的日記《實隆公記》中有部分言及了《云州往來》，也從側面證實了《云州往來》在公卿貴族們中的影響。日記中的相關記錄表明，后土御天皇持有《云州往來》一書，當時的書法名家、尊元法親王曾經親自抄寫了《云州往來》，他本人也曾受無量寺僧正v濟之托，給《云州往來》注音。在公卿貴族間的流行，讓《云州往來》有了眾多抄寫本，其中有一些流傳至今，為今人所得見。
《庭訓往來》的內容及研究價值
日本南北朝時期到室町時代這段時間（十四世紀中葉到后半葉），武家子弟和富庶百姓的子弟，延請教師在家中授課，或去寺廟接受教育，已經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現象?！锻ビ柾鶃怼肪幊捎谑翌畷r代，成書后即廣泛流傳，是近代教育制度確立之前日本初等教科書的代表之作?！巴ビ枴闭Z出《論語?季子》，孔子的兒子孔鯉因敬畏父親孔子，快步經過孔子所在的廳堂，受到孔子學詩、學禮的教誨。后世之人遂以“庭訓、鯉對、過庭聞禮”等泛指家庭教育?！锻ビ柾鶃怼返拿绞剑矎囊粋€側面折射出中國文化對日本文學的影響。
全書由二十五封書信組成，采取每月一對往復書信、按照一月到十二月的順序編排而成（八月共計三封），在書信禮儀規(guī)范的傳授方面可謂煞費苦心。
書中內容涉及國家政事、家庭事務、士農工商之事、武藝、神祗、佛教、禮儀、軍旅、衣服、器械、宴樂、疾病等諸多方面，所用詞匯種類豐富。使用最多的是衣食住和職業(yè)名稱相關詞匯，最少的是文學相關詞匯。不同類別的詞匯數量的差距，表明了《庭訓往來》的編寫者注重該書實際功用的用心，體現了《庭訓往來》生活本位、實用本位的特點。詞語的羅列不僅僅提供了大量的詞匯以供學習者記憶，同時也給學習者帶來了誦讀的節(jié)奏感與流暢感，這也是《庭訓往來》經久不衰的原因之一。
《庭訓往來》從內容上看包羅萬象，既有書信禮儀的講解，又有社會生活的禮儀禮法、世情世態(tài)的講授。書中包含的大量衣食住和農工商、百工諸商諸藝有關詞匯，以及谷物果樹、器物工具、地方特產、匠人職種等，這些對任何一個階層的人來說，都是需要了解的?！锻ビ柾鶃怼返纳罨?、平民化、百科全書的性質讓它經久不衰，很快超越早于它出現的諸多往來物，更廣泛地為時人所接受。書中所展示的社會風貌，也有助于后人還原當時的社會實態(tài)，了解世風民情。
結語
往來物涉及內容多為當時社會人應該掌握的常識，反映了當時社會的民生風貌。通過研究這類書籍，有助于我們更全面地了解歷史文獻所沒有記載的社會人情和風俗習慣。
晚清學者楊守敬在日本訪書時，曾在給友人李莼客的書信中指出：“彼國自撰之書，與中土可互證者尤多?！标愐∠壬苍f過，“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對往來物進行研究，既可以挖掘豐富的新資料，了解當時日本的社會風貌和民生民情，也可以為東亞漢文化和漢字文化研究提供新的空間與資源。
（作者為天津師范大學文學院博士研究生、天津外國語大學日語學院講師）
【注釋】
①[日]黑石陽子：“佐渡地區(qū)的文彌凈琉璃”，《佐渡鄉(xiāng)土文化》，1993年第73期。
②周一良：“唐代的書儀與中日文化關系”，《歷史研究》，1984年第1期。
③譚建川：“日本傳統(tǒng)啟蒙教材―往來物研究”，西南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3年。
鄭欽仁、李明仁編譯，臺北：稻鄉(xiāng)出版社，1999年初版，2002年再版
我們今天約定俗成作為“中華民族”政權通稱的“中國”指稱，與“歷史上的中國”之間存在著一定的差異。前者是在晚清遭遇西方時，“中國”被迫開始從“天下”逐漸演變?yōu)閲H體系中的一個“國家”的進程中產生的。民族國家觀念中所具有的“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內涵，需要確立一種一體化、同質化的民族認同，政治家和學者們不約而同地到歷史中去尋找構建民族的元件，從而產生了以“炎黃子孫”為代表的“始祖”論和血統(tǒng)論，“中華民族”這個概念就是在這個時候產生的，并對應了一個國家實體：“中國”。曾幾何時，歷史上是否存在這樣一個同一性的“中華民族”和“中國”成為了一個問題?！罢鞣醭摗奔礊楸姸噘|疑之一，它從北方民族的立場出發(fā)，對同一性“中國”的歷史敘述方式提出挑戰(zhàn)。
“歷史上的中國”之雙重民族性
就純學理而言，征服王朝論有其產生的正當性。此前，在構建中國近代民族國家的語境下，中國近現代學者所敘述的是一部部漢族本位的“中國史”。如，傅斯年先生將中國史分為上世、中世、近世、現世四個階段。其中，自南朝陳以上的上世為“第一中國”，即“純粹漢族之中國”。自隋迄宋的中世則為“第二中國”，其劃斷依據是：自公元4世紀西晉為胡人所占據后，漢族遂為胡人所挾，傳至隋唐，風俗政教胡漢相雜，直至宋朝才胡氣漸消，因而需要將唐宋之中國與“純粹漢族之中國”分別看待。而宋亡之后至為近世階段，“全為胡虜之運，雖其間明代光復故物，而為運終不長矣”。這其實在暗示民國之后的現世為“第三中國”。顯然，這一分期法是“皆依漢族之變化與升降以立論”。
傅斯年先生的觀點在近現代學者中頗具代表性，他們多強調中國民族發(fā)展的漢族同質性，認為其他入主中原的民族對中國沒有什么貢獻，往往被漢族所消融、同化了。梁啟超先生就認為，雖然漢人常常遭受北方異族的武力征服，但在精神與文化上，漢人實現了對其反征服。在此類歷史敘述中，北方民族被消解于漢族史中，其“中國性”也因之成為疑問。一個典型的現象是，在期間，為了激發(fā)國民的愛國意識，宋代的抗金將領岳飛被詮釋為抗擊外敵的“民族英雄”。
1949年，美國漢學家魏特夫在《中國社會史·遼（907—1125）》一書序言中正式提出征服王朝論，他把近兩千年的“中國帝制史”劃分為十大時期，兩種類型：
一、典型中國朝代
1.秦漢（B.C.221－A.D.220）
2.分崩離析時期之漢族王朝（220—581）
4.隋唐（581—907）
5.宋（960—1279）
6.明（1368—1644）
二、征服與滲透王朝
3.拓拔魏（386—556）及在其先后之其他北方異族所建立的王朝
5.遼［契丹］（907—1225）
6.金［女真］（1115—1234）
7.元［蒙古］（1206—1368）
10.清［滿洲］（1616—1912）
其中，秦漢隋唐代表典型的中國帝制；北魏則是滲透型王朝的代表，該類王朝侵入漢地的方式是半和平的滲透式，并在此過程中逐漸忘記本民族特征甚至民族本身；而作為征服型王朝的遼、金、元、清則在很短的時間里以武力征服方式將部分或整個漢地納入自己的版圖，同時始終把“祖宗根本之地”視為本政權領土構成中的重要部分，這類王朝的統(tǒng)治民族對漢化的態(tài)度是有所保留的，始終維持著部分本民族特征。
征服王朝論的核心在于否認所有外來民族都被漢族“同化”的觀點，其所借用的理論武器是1935年以來美國人類學家Redfied等提出的文化涵化（Acculturation）理論。所謂涵化，是指包括各種不同文化的群眾在不斷接觸中所產生的現象，以及原有各種文化在接觸中所產生的變化。同化理論所說的兩種文化的完全合并只是涵化的很多歷史可能性之一，而只要完全的社會融合無法辦到，文化的差異將繼續(xù)存在。在某種條件下，文化交流的結果是兩種相互適應文化的共生，其結果可能產生與其母文化相異形態(tài)的第三文化。魏特夫認為在征服王朝中就存在著農耕、游牧文明共生下的第三文化形態(tài)。但與此同時，他也注重從游牧社會對漢文化的吸收方面去分析征服王朝游牧、農耕二元性格的成因，認為遼、金分別代表了征服王朝形態(tài)的兩大類，遼是文化抵抗型，金是文化讓步型，清介于兩者之間。
最終，魏特夫并沒有將北方民族社會從中國政體中分離出來。相反，他認為遼、金、元、清等應屬于中國帝制史的組成部分。他通過對遼代社會史的研究，率先揭示出北方民族政權所具有的二元特性，并賦予其與漢族政權對等的中國征服王朝地位，從而揭示出“歷史上中國”北方民族與漢族共存的雙重民族性，及北方民族對漢族的反影響。此為征服王朝論之精髓所在，在學理上有極大的借鑒價值。魏特夫的征服王朝論后經由田村實造等人有系統(tǒng)地介紹到日本，引起日本學界的廣泛討論，該理論遂又增添了新的內容與特色。
征服王朝論在日本學界的演變
日本學界將是否存在二元統(tǒng)治特征作為衡量征服王朝的重要指標，與此同時，也承認當征服王朝進入漢地時即成為中國歷史的一部分，這些都是對魏特夫理論的沿襲。他們主要批判魏特夫完全沒有從征服主體的北方民族方面去分析征服王朝建立的主要原因，并認為征服王朝所具有的農耕·牧畜社會的二元性格是北亞歷史自身發(fā)展的結果，其中，突厥、回鶻的興起可視為從匈奴、柔然等純粹的游牧帝國過渡到遼、金等征服王朝的中間環(huán)節(jié)。
經由日本學界改造，征服王朝成為獨立于中國農耕社會之外的北亞世界的自我孕育，這與魏特夫立足于中國農耕、游牧社會文化共生的視角有極大的不同。立論基礎的不同造就了兩者在征服王朝界定上的差異，這種差異在日本學界內部也存在，大致有以下三類現象：
其一，村上正二主張將金、清朝排除于征服王朝之外。這是因為遼、元建立者契丹與蒙古族為游牧民族，而金、清則為狩獵、農耕民族之女真、滿洲族所建立，兩者在生產體系和文化性格上存在某些差異，將它們集中在同一路線上去論證北亞發(fā)展道路的一元性有一定的障礙。但田村實造、護雅夫、吉田順一等人認為，遼、元與金、清朝之間的社會文化差異應視為北亞世界內部歷史與傳統(tǒng)的差異，且兩者達到的征服目的是相當的，因而金、清與遼、元一樣，都可以置于征服王朝之列。
其二，田村實造、谷川道雄等將魏特夫所界定的滲透王朝———北魏看做征服王朝的“前史”，江上波夫則在《騎馬民族國家》一書中將北魏看做最早出現的征服王朝。江上波夫還將征服王朝論與騎馬民族論相結合，提出古代北方民族的國家形態(tài)經歷了由“騎馬民族———游牧帝國———征服王朝”三個演進階段，將征服王朝論擴張成包括日本及整個歐亞大陸游牧和其他民族在內的歷史理論體系。
其三，島田正郎在《遼代社會史研究》一書中明確提出，契丹族政權在社會組織、宗教、祭祀等方面具有很強烈的北亞民族意識，不當視為中國歷史上的征服王朝，而應從中國史的系列中排除，是與中國并立的“胡族國家”。
日本學者的以上認知有其自身的學術背景。至明治20年代以來，特別是后，日本學者民族自信心強化，逐漸意識到日本作為亞洲民族，代表了與西洋文明相對的東洋文明的趨勢，在史學領域開創(chuàng)了以“東洋史”代替“中國學”的研究范式。這一方面破除了以中國為中心的歷史敘述，把東洋史研究領域從“中國”擴大到周邊包括東洋諸國、東洋諸民族的歷史；另一方面破除了以中國為中心的文化觀念，取東洋各民族完全沒有差別的平等立場。在此背景下，日本中國學研究者不再把中原王朝與邊疆異族政權看成是一個同一體，宋史屬于“東亞史”，遼、金則被歸于“北亞史”的研究范疇，而兩者都被統(tǒng)一在東洋史的研究視角下。葛兆光先生稱這一學術取向是以“大”涵蓋“小”，以東洋史、亞洲史等更大的研究論述單位，淡化了“歷史上的中國”的特殊性與同一性。
而自20世紀初白鳥庫吉開創(chuàng)北亞史研究以來，日本學界對于中國王朝中非漢族政權性質的研究已頗為留意，先后出現的理論有“南北對立論”、“異民族統(tǒng)治中國論”等，都強調中國南北地區(qū)差異、漢族與非漢族的對立。當魏特夫的征服王朝論傳入后，日本學者普遍認為用征服王朝或滲透王朝比用異民族王朝更能體現出北亞民族的統(tǒng)治性格，并接受了這一概念。在他們看來，這些征服王朝在進入漢地之時屬于中國歷史的一部分，但在此前及撤離漢地之后則恢復了自身獨立發(fā)展的狀態(tài)。顯然，梁啟超先生所說的漢人對北方民族精神與文化上的反征服在這里是不存在的，從精神到武力上，北方民族都是作為純粹的征服者的姿態(tài)出現。此種意識若達到一定程度，將割裂“中國”的同一性。在島田正郎那里，遼朝的“中國”身份就成了一個很大的疑問。日本學界還傾向認為，當元朝撤離中原之后，北亞世界又進入了獨立發(fā)展道路，今天的東北地區(qū)是滿清帶給中國的“禮物”。考慮到征服王朝論在日本盛行的時代政治背景，此類認識顯然有為日本侵華張目的嫌疑。
北方民族與“歷史上的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