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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便當文化論文賞析八篇

發(fā)布時間:2023-03-23 15:15:57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yōu)槟x了8篇的日本便當文化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fā),請盡情閱讀。

日本便當文化論文

第1篇

關鍵詞:箸;筷子文化圈;靈魂;禁忌;日本文化;職稱論文

在日語中筷子稱為“箸”。按照《箸の文化史》的記載,日本首次正式使用筷子是在隋朝裴世清使團的訪問時的日本宮廷宴會上。圣德太子聽了遣隋使者小野妹子對隋朝宮廷宴會的描述,決定用中國禮儀款待中國使團,“箸食制度”就此引入日本。隨著中日文化交流的發(fā)展,到了奈良時代(710-784),隨著唐風盛行,筷子進入到日本的普通家庭中,“唐箸”在日本人的飲食生活中得到普及和發(fā)展。

1.筷子文化圈

如果以吃飯時獲取食物的方式為基準,世界可以被劃分成三部分:用手的占四成,用筷子和用刀叉的各三成。筷子文化圈包括中國、越南、朝鮮和日本等,這恰好和漢字文化圈重合。與其他用筷子的國家兼用湯勺不同,日本人只用筷子,包括喝醬湯的時候。日本料理中允許直接用嘴接觸碗去喝湯汁,而在中國喝湯時要用“レンゲ”(調羹,因形似凋謝的蓮花得名)。

日語中“箸”的訓讀和日語漢字“端”、“橋”相同。日本認同儒家文化,“箸”基本沿襲中國理念?!岸恕敝钢谱黧绲牟牧蟽H是竹子或木頭的局部,也可以用來表示筷子形狀“首方足圓”,將“天”與“地”連為一體,表現人們對天地賜予食物的感恩。漢字“端”又有端莊、端正之意,所以也要求拿筷子時舉止要端莊。碗中的食物與嘴巴之間,需要一個“橋”才能進食??梢姡绑纭痹谌照Z訓讀中的讀音非常巧妙和講究。慶?;顒訒r使用名為“太箸”( ふとばし) 的竹筷字,這種筷子中間鼓起,據說一頭由神使用,另一頭由人來使用,筷子起到了橋梁的作用,體現了日本神人合一的宗教思想。

日本雖不是發(fā)明筷字的國家,但于1975年將8月4日定為“箸の日”,因為日語中“箸”讀作“は(8)し(4)”。每年的筷子節(jié),主婦們紛紛購買新筷子,焚燒舊筷子,提倡正確使用筷子,感謝筷子為人類進餐做出的貢獻。日本的研究顯示,筷子巧妙運用杠桿原理,用其吃飯使人手巧,可以訓練大腦使之靈活,人在用筷子夾取食物時,有80多個關節(jié)和50條肌肉在運動,并且與腦神經有關。

多田道太郎將筷子視為“高級工具”,“仔細考察叉子,就會發(fā)現叉子其實從縱向延伸了人類的手指,也即叉子是人類手指的延長?!薄芭c之相比,筷子必須手握兩根小棒加以操作。如果不加操作,根本無法發(fā)揮其工具的作用?!笨曜拥膶嵱霉δ芎芏?,能挑、撥、翻、扒、撿、撈、戳、夾。無論烹飪方法是煎、炒、煮、燒、炸、烤,也無論對象是絲、片、條、丁、丸、塊,只要靈活轉動挑撥張合伸縮,全部都可以實現?!叭魪挠檬种胳`巧操作這一點來看,或許能說筷子是最高級的工具,在這一點上叉子無論如何都不占優(yōu)勢”。

2.吸收與改造

日本的筷子和中國的竹筷子相比,多木制、稍短、尖頭粗尾。因為飲食中多生冷食物,如生魚片,日本人將筷子前端改成又尖又細的圓錐形,使用起來更方便。中國人在很多人圍著桌子吃飯時,使用長筷子可以輕松夾到遠處的菜品,還可以幫別人夾菜。而日本人就餐時,每個人跟前都有一份飯菜,所以日本的筷子不需要那么長。

日本的筷子因使用者而有所區(qū)別,有兒童專用筷、成人專用筷,還有客人專用筷。甚至還分男女,男用的筷子比女用筷子粗且長,夫妻飯碗也一樣,男用的比女用的大,這樣看起來女子吃得少,可以顯出女子的文雅。

烹飪時用的筷子有“菜箸”和“真魚箸”,比就餐用的筷子長,約有三四十公分。為了防止串味,往盤子里擺放菜時用“菜箸”,切割和擺放雞、魚時用“真魚箸”,這樣的情景在古代的畫卷中也可以看到。從火盆里取炭時用的金屬制筷子叫“火箸(ひばし)”(火筷子)。

直接用自己的筷子從盤里取菜被稱為“直箸(じかばし)”。吃生魚片拼盤或火鍋的時候如果沒有配備“取り箸”(公用筷),日本人會向服務員索取,或者把自己的筷子倒置,用自己的嘴沒有碰到的另一端夾取食物?!皾嶑薄钡娜毡救诉€準備有“取り皿”(小碟子),將食物先用“取り箸”夾到“取り皿”后再食用。在接待的場合,如果喝醉了忘記用筷子的哪一端從大盤里夾取食物,招待方會很體貼的告之不用倒置筷子,以顯示其親切與體貼。

3.方便筷的發(fā)明

在明治三十年(1897)之前日本人進餐時都有屬于自己的“食案”,類似于現在的“矮腳飯桌”,上面放著各種分好的飯菜和碗筷。雖然這一傳統(tǒng)發(fā)生了變化,但是并未消失?,F在的日本家庭中,成員都有屬于自己的碗筷,孩子會說自己父母的碗筷“不干凈”而拒絕使用。雖然大多數家長并沒有對碗筷一定屬于某人進行教育,但是在傳統(tǒng)的日本家庭中長大的孩子心里,還是有一種碗筷是專用的意識,不允許別人碰。而對于西洋傳過來的咖啡杯子和咖喱盤子以及刀叉,卻很少有人在意之前是否有人使用過。

在民俗儀式中出現的筷子多用潔凈的原木或青竹制成,被視為神靈依附之物。日本各地至今仍殘留著分手時在門口摔碗的習俗,這是由于人們不想讓自己的靈魂留在上面,碗筷承載著的日本人內心深處的情感也促使了“割り箸(わりばし)”(方便筷)的發(fā)明。在古代日本,人們出門都會帶著自己的筷子,因為外出就餐無法忍受別人用過的筷子。方便筷是江戶時代(1603-1867)后期隨著“二八蕎麥面”(兩成面粉和八成蕎麥粉做成的蕎麥面)在街頭的熱賣而出現的。一次性的筷子用過后就不會再有人用了,但是當時的人們還是會在吃完面后將筷子折斷扔掉。因為人們相信自己的靈魂會停留在用過的筷子上,隨便丟棄會給自己招致災禍。至今仍有人會在吃完便當后隨手將筷子折斷。

4.吃壽司不用筷子

雖然日本人只用筷子作為夾取和進食的工具,但吃壽司時卻是用手的。原先壽司在江戶末期的街頭攤點作為站著食用的快餐出售,肚子餓時拿起來就可以吃,使用筷子卻顯得很麻煩。現在的日本,在講究的壽司店吃壽司不僅僅是用手這么簡單,還要按照魚游泳的方向握壽司。觸覺也是進餐時的重要感覺,從觸覺的角度來看,用手進餐的效果最佳。舌頭得到的觸覺使得品嘗壽司成為感動。而用筷子夾著壽司翻動蘸取醬油時,會因壽司松散而無法達到這種效果。

5.進食以外的用途

日本人在筷子的使用上有幾十種禁忌,這些不雅動作稱為“嫌い箸(きらいばし)”。日本習俗認為,死亡是從“此岸”抵達“彼岸”,使用“骨箸(コツバシ)”撿拾火葬后的尸骨,這種筷子的長度或者材質要不同。親朋兩個人一起用筷子把死者的骨頭從骨灰中撿出來放到骨灰罐中,或由一個人用筷子傳給另一個人,再由這個人放入罐中。筷子在這種習俗中承擔了逝者到達“彼岸”的橋梁的作用。所以在日本人看來,就餐中兩個人用筷子傳遞食物,或給別人使用長短或材質不同的兩根筷子是不吉利的。

6.結語

日本是一個善于學習的民族,在吸收中國文化的同時與自己的民族特點結合進行相應的改造,我們通過筷子這一生活中極為普通的餐具可以窺見日本的獨特文化內涵。

參考文獻

[1]多田道太郎著.汪麗影譯.身邊的日本文化[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8.

[2]李慶祥.日本的箸與文化——兼與中國筷子文化比較[J] .洛陽: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2009(5).

[3]王秀文.匙を投げる[J].大連:日語知識,2004(9).

第2篇

論文關鍵詞 訴訟調解 憲法 調解優(yōu)先 法院附設型人民調解

自古以來我國民間就有著深厚的調解文化。歷史上,調解制度作為一種官方或非官方的爭議解決途徑,一直在我國化解社會糾紛的過程中發(fā)揮著重要作用。在陜甘寧邊區(qū)時期,著名的馬錫五審判方式便充分結合地方實際,把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創(chuàng)造性的運用到審判工作中,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果,這其中注重調解便是這種審判方式的一大特色。建國以來,調解制度也曾經長期作為人民法院解決民事糾紛的重要方式,得到過廣泛的運用。然而,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深入和工作重心的轉移,社會主義法治建設逐步被擺到事關整個社會發(fā)展的重要位置上來,法律的正當性和程序性得到了更深層次的理解和重視。因此,90年代以來,我國調解制度逐漸式微,審判結案率上升。但是這同時也帶來了部分案件由于簡單下判所引起的上訴多、申訴多、執(zhí)行難乃至無休無止的上訪等問題,給法院工作帶來了很大的壓力并影響了法院定紛止爭能力的發(fā)揮。在這樣的情況下,時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肖揚提出要盡量通過訴訟調解達到平息糾紛的目的,要切實解決重判決、輕調解導致的不愿調、不會調的問題。豍2009年3月,隨著《人民法院第三個五年改革綱要》的出臺,建立健全多元糾紛解決機制的要求被正式提出,訴訟調解制度走向復興。在討論之中,我們應該看到,由于具體實務工作有著其自身的復雜性,導致實際操作過程中一些違背相關司法文件和司法解釋精神實質的做法的大量出現、調解運用方式和范圍的不合理,從而影響了訴訟調解制度的預期設計效果并在學界和實務界產生了重大的爭議。故而,我們有必要對這項制度所涉及的學理及實效進行兩方面的審視與思考。

一、訴訟調解制度的發(fā)展歷程及其現實背景

法律是一種通過對法律主體設置權利義務規(guī)范來調整社會利益,化解社會矛盾,維護社會的穩(wěn)定與良性運行的社會規(guī)范。它主要的解決社會糾紛的方式是訴訟。但作為社會規(guī)范,法律并不是唯一的一種,除了法律之外,社會規(guī)范還有風俗習慣、道德約束、宗教習俗等多種形式。在我國漫長的歷史時期,由于受傳統(tǒng)觀念的影響,民間有著深厚的恥訟文化。聽訴,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豎孔子在春秋時期所提出的訴訟觀在國民心態(tài)之中具有很典型的代表性。且在農村中,這種現象更加有甚。在鄉(xiāng)土社會里,一說起“訟師”,大家會聯想到‘挑撥是非’之類的惡行。作刀筆吏的在這種社會里是沒有地位的。豏先生曾經這樣寫道。正是受這種排斥訴訟的文化傳統(tǒng)影響,我國的調解制度在司法實踐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其代表性的馬錫五審判方式也長期受到推崇。

西方的訴訟調解發(fā)源較晚。隨著“訴訟爆炸”時代的到來,世界范圍內接近正義運動走向第三波,以英美為首在全世界刮起ADR(替代性糾紛解決)方式的旋風豐,以彌補訴訟的不足。在ADR運動中,調解猶如沉睡已久的巨人,從ADR的各種形式中脫穎而出,調解在美國、澳大利亞、加拿大、英國等國家得到了快速發(fā)展,在歐洲一些國家也受到了足夠的重視,調解被許多國家視為解決糾紛的優(yōu)先機制。豑

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市場經濟迅猛發(fā)展,各種社會經濟聯系日益緊密,社會關系愈加復雜,大量新型的社會糾紛不斷涌現,給法院工作帶來了巨大的壓力。伴隨著這些社會經濟和結構的劇烈變革,原有的法律糾紛解決機制“定紛止爭”的能力受到嚴重考驗,出現案結而事不了的情況。在這種新形勢下,一度受到冷落的訴訟調解制度重新強勢回歸。

隨之,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出臺多個關于調解的的司法解釋和指導意見,從不同角度和層面對人民法院調解工作作出了規(guī)定。從這些文件中,我們可以看出調解在法院審判中不斷得到強化。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倡導大調解運動中還進一步確認了“能調則調,當判則判,調判結合,案結事了”的原則。但是,2009年3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王勝俊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上首次提出“調解優(yōu)先,調判結合”的原則。2009年7月28日至29日,最高人民法院召開全國法院調解工作經驗交流會,正式提出“調解優(yōu)先,調判結合”的原則,并定下將來法院調解工作的基調——強化調解,在2010年最終發(fā)展成“調解優(yōu)先,調判結合”的工作原則,并形成文件。豒自此,在全國范圍內的大調解格局正式形成。

二、“大調解”背景下的學理爭議和實效分析

大調解格局的形成,伴隨著學界與之的眾多爭議。實際上,國內外圍繞訴訟調解制度的法理、實效、程序性和正當性等問題的討論一直沒有間斷,眾多學者見仁見智,提出了不少深刻的見解。其中更不乏對訴訟調解的猛烈抨擊,美國耶魯大學教授歐文·費斯(OwenM.Fiss)就曾尖銳地批評調解是對法治、審判的沖擊,是二流的正義。豓我國有學者認為,在“調解優(yōu)先,調判結合”的原則很可能缺乏社會結構基礎的支撐,忽略了社會的法治化取向,是一個不符合社會結構現狀且逆社會轉型方向的國家政策,這樣的政策會導致權利得不到法律維護,社會公眾對國家愈加不滿,引起社會和國家的結構性矛盾。豔

1.訴訟調解和法院定位的問題。作為積極探索法治道路的國家,司法體制是憲法體制的一部分,司法改革無疑不能脫離憲法框架而獨立運行。在我國《憲法》第123條和126條中,明確規(guī)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法院是國家的審判機關?!薄叭嗣穹ㄔ喊凑辗梢?guī)定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并且要堅持“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的原則。這些原則性的內容對法院的憲法定位、工作職能、工作方式都有了明確的規(guī)定。

由此我們可以清晰得認識到,依據憲法,法院是專職審判的機構,在它運行的過程中必須嚴格按照法律、僅僅依靠法律。法院所作出的判決必須是明確的,人們可以從既有的法律規(guī)范中預測判決的結果。法律的預測作用可以使人們在法律的范圍內,合理地安排自己的生活,防止不可預見的后果的出現。豖正如英國著名法官布萊克斯通所宣稱的那樣,法院是“法律的保管者”,“活著的圣諭”,法律也被定義為“法院將要作出的判決的預言”。正是因此,將調解職能加給法院并不符合憲法中對于法院這一審判機構的定位,調解的靈活、能動性也影響了法律結果的確定性。長遠來看,更是影響了人民群眾對于法院這一社會糾紛解決機構的正確定位,這對于構建人人崇尚法律的現代法治社會無疑有其消極的作用。美國學者戈爾丁指出“顯然,調解需要一種高于‘運用法律’能力的特殊技巧,盡管我們期望公正標準,但調解過程比起我們所習慣的民事訴訟還是有一種更大的流動性和非正式性的特征”。

2.調解范圍的過度擴大與人為設定指標的負面性。近年來,不僅民事領域的訴訟調解得到了廣泛的復興,這種調解的風向還吹向了刑事訴訟和行政訴訟的領域。自最高人民法院將“刑事和解”確立為改革措施之后,全國各地的司法機關對刑事和解的探索力度大為加強,并先后出臺多個規(guī)范性文件。例如,長沙市岳麓區(qū)人民檢察院首創(chuàng)的刑事和解“檢調對接”機制,該模式在浙江、山東、河南、四川等地得到推行。該模式的顯著特點是我國刑事司法的剛性制度被柔化。豘在行政訴訟中,甚至出現了“變相調解”、“行政和解”,其表現為說服或壓服原告一方,使其對行政機關的控訴不至于過分嚴重,其采用的方法是“勸撤”———說服原告撤訴。豙我國調解原則一貫強調在雙方當事人自愿平等的基礎上進行調解,而上述調節(jié)范圍過度擴大的情況以及由此可能產生的強勢一方壓迫弱勢一方進行調解,并作出其所不愿的“讓步”的可能性,顯然對保障雙方當事人的“自愿平等”大大增加了難度。再加上一些審判人員徇私舞弊、“暗箱”操作,不僅不利于案結事了,還帶來了日后不斷上訪的可能,從而造成權利人的合法權益保護力度不足,嚴重影響了法律作為糾紛最終解決方式的公信力。

隨著2004年9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民事調解工作若干問題的規(guī)定》,以及2007年3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進一步發(fā)揮訴訟調解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積極作用的若干意見》的出臺,一些地方司法機構錯誤的理解相關司法文件和司法解釋的精神實質,人為確定調解結案率,并將法官的業(yè)績考核、評優(yōu)評先、年終獎懲與其直接掛鉤,這些都直接導致了各地調解結案率的飆升。據《法制日報》報道,截至2006年8月底,河北省保定市兩級法院民事案件調解結案率達到61.8%,同比提高21.4%;易縣、定州、容城等基層法院的調解率超過70%。而易縣西陵法庭庭長樊德生個人所辦案件的調解結案率達到了98%。據《銅川日報》報道,截至2007年11月22日,銅川市各級法院民事調解率達到了64.19%,與去年同期相比提高77.73%。據《駐馬店日報》報道,新蔡縣人民法院佛閣寺法庭2008年上半年共收案67件,結案50件,均為調解結案,調解率100%。據《人民法院報》報道,宣威法院在2009年受理案件86件,調解結案82件,調解結案率高達95.3%。據《人民法院報》報道,湖北省??悼h人民法院在2010年1至3月份共審結各類民商事案件53件,調解結案47件,調解率達88.7%。豛于是在這大調解的格局下,各地各級司法機關紛紛比拼調解率,似乎調解結案率越高,業(yè)績就越突出。有學者不無犀利地指出,在民事審判工作中人為地事先確定調解結案率,乃是脫離實際的主觀唯心主義的突出表現。通過院長、副院長們“踱方步”、“拍腦袋”事先確定下來的調解結案率,尤其是在各個法院之間經過相互“攀比”并“層層加碼”后確定下來的調解結案率,除直接導致了民事審判工作中主觀唯心主義的大膨脹、大爆發(fā)、大流行之負面影響外,根本就無絲毫的可取之處!豜

據此我們可以預見,這種情況下,法官出于完成任務的需要,以及自身業(yè)績考核與獎懲的考慮,對訴訟調解產生了極大的偏愛。在訴訟過程中,尤其是在基層法院的訴訟過程中,法官面對文化層次較低的當事人時,有意無意地使用各種手段誘導、強迫當事人在違背自身意愿的情況下放棄自己的部分應得利益而同意調解。法官自身則既為調解者,又為審判者,在不公開的情況下分別接觸雙方當事人,進行俗稱的“背對背”調解。這種不公開性和其中極大的自由裁量權更是容易讓當事人一方產生對法官不公、“幕后交易”的擔心,而不能做到心悅誠服,并且埋下”戰(zhàn)端再起“的隱患。此外,由此帶來的法官職權主義傾向也是值得注意并思考的。

3.訴訟調解的實際效果被高估。一貫以來,訴訟調解得以被重視和復興的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便是其與判決相比具有節(jié)約訴訟成本,便民利民的特點。從提高司法效率、節(jié)約訴訟成本的角度而言,發(fā)展訴訟的替代性解決機制具有它自身重要的價值。由于這種價值被世界各國所普遍承認,因此主流立法大國都在致力于創(chuàng)設審判外的糾紛解決方式,如德國創(chuàng)立的“司徒加特模式”,日本正在研究的“辯論兼和解模式”,其中以美國在1970年以后興起的ADR影響最大,制度建立也比較完善,并為加拿大,澳大利亞等英美法系國家所效仿,我國國內也不乏進行這方面研究的學者。

然而這并不能否認訴訟調解制度同樣具有不節(jié)約、不經濟的一面。如前文所述,調解結案率作為一種指標被分配給一線法官,并與他們的業(yè)績考核、評優(yōu)評先以及獎懲掛鉤,使得法官為了完成指標必須進行調解。此外,法官進行調解還有至少三個方面的好處:(1)調解可以使法官在相同的時間內辦更多的案件;(2)調解可以使法官輕易地回避法律事實是否成立、法律行為是否有效等困難的問題;(3)調解結束后,當事人不得就該案提出上訴和再行起訴,因此調解是一種風險性很小的案件處理方式。豝由此便有可能造成法官以調代判,不調不判的情形,再加之我國調解無具體期限的限制,容易導致案件遲遲得不到解決,權利義務長期處于不確定狀態(tài),增加訴訟成本,浪費司法資源。

其次,我國法院調解在調解書送達當事人之前,其效力不穩(wěn)定,只有雙方當事人簽收后才發(fā)生與判決相同的法律效力,如果一方當事人反悔則調解無效,訴訟繼續(xù)進行。這種無限制的反悔權容易助長當事人在訴訟調解過程中的草率行為,違背了訴訟效益原則,不利于提高訴訟效率,造成法院人力物力的浪費。豞甚至使惡意拖延訴訟的當事人有可乘之機,鉆法律空子,不僅嚴重威脅另一方當事人的利益,更是對法院權威的損害和藐視。正因以上原因,我國訴訟調解的實效在全國各地、不同案件中所發(fā)揮的效果不盡相同,不能一概而論。從提高效率,減少成本的角度考慮,我國現行的訴訟調解制度同樣具有亟待完善的地方。

三、訴訟調解制度的改革設想和方向

隨著訴訟調解制度在現實司法實踐過程中所遇到的問題漸漸得到重視和承認,近幾年以來,各方學者針對替代性糾紛解決機制ADR開展了卓有成效的研究,理論界和實務界分別從不同的方向和角度提出了多種解決方法和制度構建的設想,為訴訟調解制度的改革提供了難能可貴的意見和建議。

本文同樣站在替代性糾紛解決機制ADR的角度,對現行訴訟調解制度的改革設想和方向進行討論,并以法院附設性人民調解為思路,提出自己的看法。

筆者始終認為,法院的職能定位應該嚴格按照憲法中的規(guī)定來設置,即123條和126條中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法院是國家的審判機關?!薄叭嗣穹ㄔ喊凑辗梢?guī)定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將法院作為處理社會糾紛、化解社會矛盾的最后一道防線,是世界范圍內法學理論界和實務界的普遍共識。在構建當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偉大實踐中,我們應該嚴肅法院的定位和職能,讓法院真正發(fā)揮定案止爭的作用。這不僅事關法院的尊嚴、法律的尊嚴,更事關培養(yǎng)全社會尊重法律的風尚,事關我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社會的長遠利益和社會基礎。如果法院的工作“柔性”過大,則對于上述目標的建設是具有負面作用的。

那么,應該如何做到符合憲法定位與緩解法院壓力、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雙統(tǒng)一呢?筆者認為,我國現有的人民調解制度可供參考、借鑒,并通過對其的適當改造,可以彌補這一不足,對上述問題的解決提供幫助。

根據《人民調解法》第1條和第2條的規(guī)定,人民調解制度是為了及時解決民間糾紛,維護社會和諧穩(wěn)定,由人民調解委員會通過說服、疏導等方法,促使當事人在平等協商基礎上自愿達成調解協議,解決民間糾紛的活動。顯然,人民調解屬于訴訟外調解,這不僅能夠將法院的職能和定位重新回歸到審判上來,符合憲法對審判機關的定位,還有助于對案件進行訴前分流,減少法院的收案率,緩解法院的壓力。人民調解制度的運用,符合我國民事司法改革指導思想的要求,人民調解等ADR形式與訴訟共同構成我國糾紛解決體系。豟

然而同樣需要指出的是,傳統(tǒng)上的人民調解制度由于存在種種不足,在經歷80年代的短暫繁榮后,如今一直萎靡不振。雖然近年來我國從事人民調解員數量一直保持在500萬人左右,但卻出現人多案少,作用不明顯的情況。其人均每年調解的案件僅1件左右,與法院的工作量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根據河南法制報刊載的消息,2008年全省28.3萬人民調解員調解糾紛近38萬件,人均1.3件;2009年上半年26.2萬人民調解員調解糾紛近16萬件,平均每個人民調解委員會2.9件,人均不足1件。豠2010年6月的《檢察日報》則在文章標題中就直接寫道“人民調解:人均調解不足2件”。這都說明,我國大量的民間糾紛不是以人民調解的形式解決的。

分析以上狀況的原因,我們可以總結出以下幾點:(1)當前我國正處于激烈的社會轉型期,社會分工愈加細致,社會關系愈加復雜,各種新型的社會矛盾大量涌現,亟需專業(yè)化、專門化的隊伍建設來應對;(2)人民調解員文化程度偏低,截止2009年底,我國具有高中以上文化水平的調解人員為298萬余人,只占調解人員總數的60.3%。由此帶來的政策、法律素質不高,難以適應經濟社會發(fā)展的需要;(3)人民調解理論和方式的落后,以及人員的非專業(yè)化、非職業(yè)化,同樣影響了人民調解制度的發(fā)揮。

筆者認為,創(chuàng)新現行人民調解制度,引入法院附設性人民調解對于問題的解決有很大幫助。法院附設型人民調解是對“訴調對接”實踐中新型解紛方式的概括,指的是人民法院內部設置專用辦公室,由司法局向該辦公室派常駐人民調解員進行訴前調解的人民調解組織。豣作為訴前調解的一種,在臺灣和日本都有相類似的制度設置。

該制度是將人民調解設置為訴訟的前置程序,立案法官可以在立案時,在尊重當事人意愿的前提下,建議雙方到法院附設調解機構先進行調解,若調解成功,則當事人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申請司法確認;若調解不成功,當事人雙方仍然可以正常進行訴訟程序。這樣的安排,實際上將調解人員和調解組織轉移到法院內進行工作,不僅可以極大的方便當事人雙方以及法院節(jié)約司法成本,重新發(fā)揮人民調解制度的作用,讓人民調解員有案可做,更重要的是實現了法官與調解的相分離,使法官可以專職于審判,有利于法院憲法定位的回歸。同時,還可以實現法官考核與調解結案率的徹底脫鉤,杜絕其中可能發(fā)生的對當事人不公平不正義的情況發(fā)生。

和傳統(tǒng)的人民調解制度相比較,法院附設性人民調解制度有著場所優(yōu)勢、人員配置優(yōu)勢以及調解成功后的司法確認程序上的優(yōu)勢。由于調解場所設在法院的專門辦公室內,不僅方便當事人進行調解,也方便了雙方在調解成功或不成功時進行司法確認和開始訴訟程序,同時法院的氛圍也有助于提高雙方對調解的信賴和結果的認同。在人員方面,通過由司法局安排專職、專業(yè)人員負責調解,統(tǒng)一納入法律從業(yè)人員系統(tǒng),使其職業(yè)化,還可以有效提高調解人員的法律素質,保障其文化水平,適應時代和社會發(fā)展的要求。此外,法院附設型人民調解還可以在當事人雙方調解成功后,對調解結果及時進行司法確認,賦予其法律效果,從而杜絕了因為調解效力不穩(wěn)定造成日后一方反悔,浪費司法資源,以及惡意調解拖延時間的可能性,有助于迎來人民調解制度解決社會糾紛的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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