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fā)布時間：2023-07-11 16:41:33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yōu)槟x了8篇的市場經濟體制的含義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fā)，請盡情閱讀。
【摘要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關鍵詞】社會主義制度/市場經濟體制/市場化
一、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與市場經濟體制
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與市場經濟體制相結合的問題是當代世界最為重大的理論和實踐問題。由中央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是當代主流經濟學面臨的一個嶄新問題（Grosfeld,1990）。盡管現(xiàn)代主流經濟學是一門比較成熟的關于市場運行和資源配置的學說，但從總體上來說，現(xiàn)代西方主流經濟學并沒有一套現(xiàn)成的“過渡”理論或“轉軌”理論用來指導經濟體制國家改革的重大實踐。這意味著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僅是對現(xiàn)代市場經濟理論的重大創(chuàng)新，而且這個實踐本身就是對理論的重大發(fā)展和貢獻。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社會主義制度與市場經濟體制的結合。那么，什么是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呢？按照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就是整個社會的共產（共同占有和共同生產）、整個社會的自由聯(lián)合勞動、商品生產和競爭的消除、階級的消滅等等。顯然，這樣的基本制度與市場經濟形式是不能結合的。但是這里所說的社會主義是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中的科學社會主義，即共（論文庫）產主義而言的。而當代實踐中的社會主義與馬克思所說的由發(fā)達資本主義脫胎的科學社會主義（共（論文庫）產主義）是兩種不同歷史形態(tài)的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與市場經濟的結合正是基于當代實踐的社會主義而不是科學社會主義最高形態(tài)共（論文庫）產主義。就實踐中的社會主義而言，我們的基本定位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對我國現(xiàn)階段社會性質的根本定位。關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黨的十三大報告做了科學的界定：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是泛指任何國家進入社會主義都會經歷的起始階段，而是特指我國生產力落后、商品經濟不發(fā)達條件下建設社會主義必然要經歷的特定階段。確切地說，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是“后發(fā)展國家社會主義初級階段”［4］。一些學者在討論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與市場經濟的結合問題中，總是把社會主義同科學社會主義的最高形態(tài)的特征同市場經濟的要求聯(lián)系在一起研究，如把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僅僅歸結為公有制和按勞分配，這是不正確的，事實上公有制形式本身不等于社會主義，較低生產力水平意義上的按勞分配實際上必然導致平均分配。這樣來理解社會主義實質上降低了社會主義的標準，模糊了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吨校ㄕ撐膸欤┕仓醒腙P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中所說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是當代實踐中的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是后發(fā)展國家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是另一種歷史形態(tài)的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這種基本制度本身就包含著私有制在內的多種所有制形式、多元的產權關系、包含著商品生產和市場經濟存在的條件。在現(xiàn)實的社會主義制度下，多元產權主體的存在提供了市場經濟生成與發(fā)展的社會環(huán)境。
市場經濟體制與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內在藕合有其客觀依據(jù)和歷史必然性。生產力和社會分工發(fā)展到一定水平是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得以共同存在的一個前提。從歷史上看，商品經濟的生成確實是同私有制聯(lián)系在一起的，但在私有制的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商品經濟并沒有演化為以市場為中心在社會范圍的配置資源的市場經濟，這說明市場經濟的存在是以生產力和社會分工發(fā)展到一定水平為前提的，而分工越發(fā)達，單個私人資本容納社會生產力的能力就越有限。社會分工與社會生產力這一矛盾的解決，一是通過建立生產資料的公有制度，實現(xiàn)生產資料占有、使用的社會化，二是通過生產要素組織方式的變革實現(xiàn)財產占有與運作的社會化來解決的。從社會制度的角度來看，我們選擇了公有制度而西方國家則是通過選擇了股份公司等企業(yè)組織形式來解決這一矛盾的。但問題的關鍵是，建立生產資料公有制沒有消除市場經濟在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的必然性，資本主義國家也沒有因財產一定形式的社會化運作而使其經濟體制演變?yōu)橛媱澖洕w制，因此筆者認為把市場經濟區(qū)分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是不科學的。市場作為一種資源配置手段，它直接聯(lián)系的或調節(jié)的對象是生產要素或財產的組織單位——企業(yè)，而不是所有制制度。市場制度所要求的是采取什么樣的生產要素或財產組織形式使企業(yè)既能適應財產社會化運作的要求，又能按照市場價格信號組織生產和經營的經濟主體。歷史上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法人產權獨立于所有權，所有權與法人產權分離與制衡機制的創(chuàng)立，曾使資本主義私人所有制突破自身的局限，適應社會化生產要求，在社會范圍內組織生產。社會主義國家完全可以通過對公有制財產組織方式的創(chuàng)新和所有制社會結構的調整，為市場經濟的運行創(chuàng)造條件。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僅與后發(fā)展國家社會主義的社會性質的相藕合，也與計劃經濟體制所造成的經濟低效率直接相關。本來意義上的計劃經濟是以社會成員共同占有生產資料為前提的，全部社會生產都要有組織地進行，社會對全部勞動和資源都要有計劃地配置和調節(jié)，商品也就隨之自動消失了。從理論上來說，計劃經濟同科學社會主義意義上的共（論文庫）產主義是相同的。從計劃經濟的現(xiàn)實來看，當代社會主義國家實踐中的計劃經濟，共同特點都是排斥商品生產和價值規(guī)律，其運行機制是通過國家的統(tǒng)一計劃和行政手段來調節(jié)，計劃經濟運行的基礎是政治安排，而政治的本質是支配與強制，即國家對社會經濟實行全面壟斷和政（論文庫）府的超經濟強制，因而是一種“統(tǒng)制經濟”、“命令經濟”，把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單純理解為一種配置資源的方式、方法和手段是不正確的。市場經濟有三個最為基本的特征：私有財產制度、自由經濟制度、市場配置資源。這與計劃經濟的基礎和本質是根本對立的，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借以產生和存在的制度基礎是完全不同的，不能奢望在計劃經濟的基礎上改良出市場經濟。事實上無論是理論意義上的計劃經濟還是實踐意義上的“統(tǒng)制經濟”都是同市場經濟相根本對立的。如果不是這樣來理解，那么就意味著不進行徹底的產權制度改革，就可以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這種模煳認識是非常有害的。作為一種經濟制度，真正的計劃經濟只有在市場經濟的歷史任務完成之后才會出現(xiàn)，而“統(tǒng)制經濟”實際上是超越客觀實際、違背客觀經濟規(guī)律的制度選擇。
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還有著一種與市場經濟本質要求相適應的世界性背景和意義。市場經濟在本質上是沒有國界或地域限制的，市場經濟的這種屬性必然要求打破國家或地域的限制，從而在世界范圍內進行生產和經營，跨國公司的出現(xiàn)正是市場經濟這種本質屬性的外在表現(xiàn)。因此，世界經濟國際化、一體化的趨勢，無疑使中國經濟隔離于世界市場的“經濟魯賓遜”式的設計最終歸于夢想。世界需要中國，這僅僅是問題的一個側面，如同一枚硬幣有正反面一樣，問題的另一面是：中國也需要世界。然而，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行為主體是具有獨立經濟利益的企業(yè)，而不是政（論文庫）府。因此，我國高度集中體制下的傳統(tǒng)的經濟模式中，政（論文庫）府作為一個超級的“經濟托拉斯”來與國外企業(yè)發(fā)生經濟利益關系和競爭，不僅是不公平的，而且必然導致經濟的X非效率。因此中國建立與世界上市場經濟國家的運行機制和管理體制相接軌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便有了理論上的或概念上的依據(jù)。我們把對市場經濟體制的選擇置于國際大背景的坐標之中，就會看到市場經濟體制也是我們在市場經濟的總體氛圍的條件下的現(xiàn)實選擇?；谶@樣一種認識，我們可以說，中國加入WTO的實質是同市場經濟制度接軌。
二、市場化及其標準
自1978年以來，改革開放一直是中國社會的主流，特別是黨的十四大明確提出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后，市場化改革就成為中國社會的共識和價值取向。自從20世紀90年代初期以來，不少學者也對改革的市場化進程和改革的績效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對于我國市場化進程的基本判斷，中（論文庫）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fā)展十五規(guī)劃建議》中明確提出：我國已經進入由初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到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時期。這就提出了一個重大理論和現(xiàn)實問題，即市場化及其判斷標準問題。
筆者認為，對這個問題的研究至少需要研究以下三個方面：一是如何理解市場化；二是市場化有無標準；三是市場化的研究方法問題。
市場化是一個與市場經濟直接相聯(lián)系的范疇。國內學者和研究機構對市場化的理解是有一些分歧的。例如，國家計委市場與價格研究所課題組認為，市場化是指資源配置方式由政（論文庫）府行政配置向市場調節(jié)的轉化，具體說，就是“取消或放松國家對商品生產要素供求數(shù)量及價格的管制”。而較早系統(tǒng)研究我國市場化進程的學者陳宗勝教授認為，市場化進程是市場機制在一個經濟中對資源配置發(fā)揮的作用持續(xù)地增大，對市場機制依賴程度的不斷加深和增強的演變過程。市場機制包括供求、競爭、價格、風險、利益機制等，是市場化理論含義的延伸［3］。把市場經濟看做是市場機制對資源配置的作用持續(xù)地增大的過程這個定義非常符合新古典經濟學的正統(tǒng)規(guī)范，但是忽略了市場經濟中作為市場主體的人的博弈行為和博弈過程，見物不見人。從經濟思想史的角度來看，自從19世紀末新古典主義的創(chuàng)始人馬歇爾等分析供給與需求以來，資源配置問題就成為經濟分析的主流，但新古典經濟學沒有分析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而供給和需求背后恰恰是人作為市場主體的行為，因此現(xiàn)代經濟學把市場過程更多地理解為市場主體的博弈行為和博弈過程。另外把市場化單純理解為市場配置資源的過程會偏離市場化的本質。已如前述，市場經濟的本質特征是：私有財產制度、自由經濟制度、市場配置資源。把市場經濟理解為市場機制調節(jié)配置資源的過程，是有一定的理論假設和前提的，那就是在一個完全競爭和市場化已經完成的經濟中，在私有財產和經濟自由已成為既定前提的條件下，市場經濟的主要特征自然就是由市場配置資源了，正是在這種意義上市場經濟才被稱為由市場配置資源的經濟制度或經濟形式。經濟市場化就其本質來說，首先是經濟主體的經濟自由權利的確立、實施和得到有效保障的過程。經濟自由權既包括個人的財產所有權，也包括勞動力的個人所有權。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市場化的實質就是經濟自由化。市場主體在明確的產權關系和平等互利的條件下，自主從事交易活動，交易雙方不僅能夠從中獲得利，而且還能夠創(chuàng)造合作剩余，這樣就使原來我們認為并不增加社會財富的交易活動具有了生產性，市場的激勵和約束作用也因此凸現(xiàn)出來。
第二個問題，關于市場化有沒有一個絕對的標準問題，專家學者們也是有不同的觀點。多數(shù)研究者認為市場化進程有絕對的標準。這種觀點最有代表性的學者陳宗勝教授認為，要判斷和評價體制改革是否達到目標，就必須對測度市場化程度的標準作出界定，盡管這是一個難以統(tǒng)一的復雜問題，但是如果沒有一個統(tǒng)一的標準，就不可能作出統(tǒng)一的結論。所以，他認為，應以100％作為完全的市場化的標準，以0％作為完全計劃化的標準。其理由是由于各個市場經濟國家中政（論文庫）府干預經濟的程度是不同的，而且同一個國家對不同領域的干預、在不同時期的干預都不完全一致，所以，如果不是以100％來界定完全的市場化（盡管還沒有一個國家的市場化程度達到100％），而以某一個市場發(fā)達國家的市場化程度作為對比的基礎或參照系，那么，不同國家的比較就失去統(tǒng)一的標準，同一個國家的不同領域或不同時期的比較也會發(fā)生困難。當然，也有一些學者認為，市場化沒有絕對的標準，只有相對意義［8］。持這種觀點的專家學者認為，計算或測度市場化程度的絕對值不是一個科學的方法，也不能從絕對值的意義上去理解市場化程度。說一個國家的市場化達到一個百分數(shù)，會給人一個錯覺，好像世界上存在一個100％市場化的國家，而這樣的國家并不存在；即使是發(fā)達市場經濟國家，在市場調控的手段、方式、程度等方面也不完全可比；特別是隨著經濟的發(fā)展和世界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市場化的內涵也相應改變，所以，不存在一個靜態(tài)不變的市場經濟標準。因此，對市場化進程的絕對評價是無意義的，而只能進行不同地區(qū)之間進程快慢的相對比較，即以名次之類的順序尺度進行衡量。
筆者認為，市場化不僅在性質上是可以定性的，市場化的過程在本質上可以看做是經濟自由化的過程，而且在標準上也是可以界定的。也就是說市場化的含義是雙重的，既包含過程，也是指一定的標準，嚴格來說它是指市場經濟發(fā)育的一定程度而言的。從過程的角度來看，假設一個國家的市場化水平是從5％向10％過渡，我們就不能認為這個國家或地區(qū)是市場化了。這就意味著市場化不能單純是指過程而言的。其次對于標準來說，它是從靜態(tài)的角度對市場化的程度的一個限定，即規(guī)定了市場化的最低標準，比如說5％就不能說是市場化了。至于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經濟交易越來越突破一個國家和地區(qū)的范圍而在全球范圍組織經濟活動的趨勢越來越明顯，以及對不同地區(qū)之間的市場化程度只能進行相對比較等觀點，并不能說明市場化本身是不能測定的，而只是說明市場化的測度的研究方法問題。
關于市場化程度的判斷標準，一般認為，市場化程度在15％以下可稱為非市場經濟或墳墓經濟，市場化程度在80％以上可稱為成熟或標準的市場經濟，市場化程度在60％—70％之間可稱為準市場經濟，市場化程度在40％—50％可稱為轉軌中經濟，市場化程度在50％—60％左右可稱之為接近準市場經濟或轉軌中經濟。國內學者對我國目前市場化程度的判斷尚有一些不同的判斷，主要是有高、中、低三種估計，高位估計是65％，中位估計是55％—60％，低位估計是60％［7］。正是基于我國市場化程度已經基本達到或已經接近60％的判斷，中（論文庫）共中央關于制定十五規(guī)劃的建議中明確指出：我們已經初步建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新世紀5—10年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時期。我認為關于我國市場化程度的判斷基本上是比較準確的，國外的研究機構的研究成果也可以說明這一點，據(jù)世界遺產基金會與《華爾街日報》利用50多個經濟指標對世界150個國家的經濟自由化程度的評價結果，中國市場化程度大致相當于美國的50％，考慮到可存在的人為的偏差，中國經濟市場化的程度估計至多達到美國的60％—65％，處于這樣的水平，我們可以認為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對于十五期間，要在5—10年中建立起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卻有相當?shù)碾y度。從西方市場化程度較高的英國、美國和日本來看，英國大體上用了250年使英國成為標準的市場經濟國家；美國用了100年左右的時間成為典型的市場經濟國家；我國封建制度幾千年，計劃經濟30年，要建立完善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是一場深刻的長期的社會革命，對此，我們還面臨著十分艱巨的任務，如生產要素市場化問題、市民社會的建構問題等等，對此我們應當有科學的判斷和充分的思想準備。
市場化程度的研究和判斷，需要建立科學的指標體系和研究方法。國內學者提出的有代表性的指標體系主要有：江曉薇、宋紅旭［5］提出的測算指標是：（1）企業(yè)自主度：包括企業(yè)的14項自，即生產經營權、產品勞務定價權、產品銷售權、物資采購權、進口權、投資決策權、稅后利潤分配權、資產處置權、聯(lián)營兼并權、勞動用工權、人事管理權、工資資金分配權、內部機構設置權、拒絕攤派權；（2）市場國內開放度：包括農業(yè)生產、工業(yè)生產、物資流通、商業(yè)流通、價格調節(jié)、投資管理；（3）市場對外開放度：包括進口依存序、非關稅壁壘，直接投資實際額；（4）宏觀調控度：包括稅收負擔、政（論文庫）府補貼、貿易管理、社會消費、信貸管理；國家計委課題組［6］是從商品市場（包括生產環(huán)節(jié)和流通環(huán)節(jié)）的市場化和要素市場（包括勞動力市場和資金市場）的市場化程度入手進行測算的。商品市場和要素市場的市場化程度實際上就是國家已經放開、主要由市場進行調節(jié)量的那一部分占全部市場的比重。顧海兵［7］則是從要素市場化方面進行研究。他提出的測度指標包括：（1）勞動力市場化，包括農村勞動力市場、城鎮(zhèn)勞動力市場、城鄉(xiāng)分割的戶口管理體制及城鎮(zhèn)、城鄉(xiāng)的戶口封閉體制；（2）資金市場化，包括資金市場的主體結構、資金結構、利率結構；（3）生產市場化，包括第一產業(yè)、第二產業(yè)、產三產業(yè)；（4）價格市場化，包括重要的工農業(yè)產品價格和公用事業(yè)價格、房地產價格、醫(yī)療價格。陳宗勝［3］認為，對經濟體制市場化進程的測度，最好按經濟體制自身的構成，即企業(yè)、政（論文庫）府、市場三方面展開分析。徐明華［8］則從8個方面進行了測算，這8個方面包括：（1）所有制結構：包括工業(yè)總產值中非公有制經濟的比重、非公有制從業(yè)人員占全部從業(yè)人員的比重等5項具體指標；（2）政（論文庫）府職能轉變和政（論文庫）府效率：包括GDP與政（論文庫）府消費之比、黨政機關和社會團體從業(yè)人員占全社會從業(yè)人員的比重等6項具體指標；（3）投資的市場化：包括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中非公有經濟投資的比重、基建投資中非國家預算內資金的比重等3項指標；（4）商品市場發(fā)育：包括出口總值占工農業(yè)總產值的比重、商品銷售額與工農業(yè)產值之比等3項指標；（5）要素市場發(fā)育：包括合同制職工占全部職工的比重、每萬人職業(yè)介紹機構數(shù)等5項指標；（6）對外開放：包括外貿依存度和人均實際利用外資2項指標；（7）經濟活動頻度：包括每萬人商業(yè)網點數(shù)、每萬人工業(yè)企業(yè)單位數(shù)等3項指標；（8）人的觀念：包括每萬人個體戶數(shù)、每萬人私營企業(yè)投資者數(shù)等4項指標。筆者認為，運用不同的指標體系來探索研究市場化的程度判斷本身就是非常有意義的，事實上每個指標體系都不能做到完全真實地反映市場化的程度，重要的也不是運用不同指標體系判斷市場化程度的差異，而是對市場化進程的基本趨勢的把握。就研究方法而言，筆者認為應當結合借鑒美國遺產基金會的研究方法，該基金會的經濟學家首先把經濟自由化定義為“對于政（論文庫）府在生產、分配、消費等方面管束的消除”。他們對經濟自由化指數(shù)的測量也是針對政（論文庫）府對于經濟所施加的束縛程度進行考察，因此這種考察的具體對象主要是政（論文庫）府的相關政策。這種考察是對影響經濟自由化的“投入”方而不是“產出”方進行考察；該機構共設置50項變量或指標，采用分值測度的方法進行“打分”和評估。這種方法的實質是考察制度因素對經濟自由化的影響及影響程度。當然影響一個和地區(qū)的市場化程度的差異還有人口素質、技術水平等多方面因素，可以考慮進一步補充和完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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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社會市場經濟以及社會市場經濟法律制度的基本含義
根據(jù)德國"經濟奇跡之父"艾茵哈特的設想，社會市場經濟就是把市場競爭自由原則和社會利益均衡原則相結合，把個人進取心與社會進步相結合，以社會大眾福利制為目的的市場經濟體制〔1〕。 因取得社會進步和貫徹福利制是國家的任務，所以國家必須建立對經濟生活的宏觀調控機制。因此社會市場經濟的特征可以概括為三點：一是市場經濟，二是國家宏觀調控機制、三是大眾福利制。社會市場經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之后在德國取得執(zhí)政地位的基督教民主聯(lián)盟和基督教社會聯(lián)盟提出的執(zhí)政綱領，在他們戰(zhàn)后長期的執(zhí)政中這一綱領得到了充分的實施，在社會市場經濟作為基本國策規(guī)定入憲法之后，也得到了曾經一度執(zhí)政的社會人的遵守。
所謂市場經濟，就是以商品生產與交換為目的，以自由競爭為手段的經濟體制。德國歷屆政府和學術界的一致看法是，市場經濟是和計劃經濟相對立的一種經濟體制，根據(jù)西方社會多年的經驗，因為市場經濟能夠保障個人自由并發(fā)揮個人積極性創(chuàng)造性，故只有它才能提供國民經濟發(fā)展的自覺的和永久的動力，而計劃經濟則不能做到這一點。因此德國實行的是全面的私有制基礎上的市場經濟體制。其實戰(zhàn)后德國也有實施計劃經濟的機會，1949年聯(lián)邦德國成立時參與競選的社會就是把計劃經濟作為他們的競選綱領的。但是隨著社民黨人這次競選失敗，計劃經濟的主張在德國似乎永遠失去了支持者，而社會市場經濟成為憲法規(guī)定的國策。
所謂國家宏觀調控機制，指的是國家利用各種經濟手段對國民經濟進行積極干預的各種制度的整體，這是相對于資本主義發(fā)展初期的自由放任式經濟體制提出的。德國人認為，自由放任式市場經濟并不能保證國民經濟的順利發(fā)展，正如1929-1933年的國際性經濟危機證明的那樣。為協(xié)調經濟發(fā)展，平衡社會利益分配，緩和階級沖突，國家必須采取積極的干預措施。這是實行國家宏觀調控機制的目的之一。實行國家宏觀調控機制的目的之二，是防止不正當競爭和限制競爭（壟斷），使始終處于競爭的狀態(tài)之中，使國民經濟始終具有發(fā)展的動力。國家宏觀調控機制，是社會市場經濟的本質特征。在市場經濟運轉正常的情況下，國家把經濟發(fā)展的一切決定權放手給企業(yè)和民間，但是一經顯示國民經濟發(fā)展有異常情形，國家則立即施行多種干預手段，對市場進行調整，使其歸于正常。德國人對此的概括是："平時國家不問不管，緊時國家多方出面"。
關鍵詞：社會轉型;市場經濟;道德規(guī)范;道德失范
任何一種經濟體制的生成和運行，都離不開一定的道德觀念指導或道德基礎，市場經濟體制也不例外。我國目前正處于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型之中，在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中國社會在道德建設中面臨著新的困境，傳統(tǒng)“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以及計劃經濟時代提倡的“大公無私”等道德規(guī)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zhàn)。道德規(guī)范的缺失，使得部分人的道德觀走向了極端，禮儀缺失、不講誠信、損公肥私的情況屢屢發(fā)生，封建迷信、黃、賭、毒沉渣泛起。因此，能否構筑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道德體系，成為了制約我國社會成功轉型的一個重要因素。
一、經濟體制轉型時期問題的產生
社會轉型不同于一般的社會進化，它是指歷史發(fā)展過程中一種特殊的質變狀態(tài)，是社會結構劇烈的、整體的和根本的變化。我國的社會轉型首先是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過渡，這種過渡又首先表現(xiàn)為一種經濟體制或資源配置轉變過程。但是僅從資源配置的角度是無法全面把握經濟和社會轉型的深刻含義的，實質上，向市場經濟的轉型是一個包括了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等各方面深刻變化的整體性過程。
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初模式是和計劃經濟相聯(lián)系的，而高度集中的決策體系，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和任何人對命令無條件地服從構成了這種制度的基礎。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在社會主義經濟發(fā)展的初期曾經發(fā)揮過相當巨大的作用，它有效地集中和動員了有限的社會資源，加速了我國的工業(yè)化進程，并在生產力較低的情況下，盡可能地實現(xiàn)了社會分配的高度平等，保證了社會的公平、穩(wěn)定和發(fā)展。
從計劃經濟這種通過各種指令控制整個經濟社會運行的特征來看，它比自然經濟有所進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自然經濟的狹隘性、保守性和小農意識。但是這種過分強調外部約束的體制框架又較大程度地抑制了創(chuàng)造性主體—人的獨立性和自主性，而且這種約束是在極少物質激勵的條件下進行的，進而制約了整個經濟、社會中組織的獨立性和自主性，結果是助長了惰性，依賴性，中庸主義，平均主義?；盍适Я?，效率必然是低下的。特別是當經濟的發(fā)展水平提高經濟規(guī)模變大，利益主體增多，利益目標多元化時，單純的精神激勵已無法超越人們內心對物質利益的追求，就必然產生各種有意或無意的抵制效率的行為。經濟越發(fā)展，計劃經濟條件下那種動力不足，結構僵化，效率低下，官僚主義盛行的弊病，就越發(fā)明顯，以致成為經濟進一步發(fā)展的障礙，久而久之，經濟發(fā)展必然陷于停滯。
而與計劃經濟體制相比，市場經濟體制則是一種更為理想和有效的資源配置方式，主要原因在于市場機制要求每一個主體都具有較強的獨立性或自主性，而不是較強的依附性，并且承認每個主體都具有各自獨立的經濟利益，在此基礎上，每個主體的創(chuàng)造性和積極性將被最大程度地激發(fā)出來，從而使自己的行為趨于更為理性的選擇，并在追求這種個人利益的過程中極大地增進社會的福利，促進社會的發(fā)展。這也正是亞當斯密所推崇的“一只看不見的手”的作用。因此，引人市場機制取代計劃機制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就成為了促進我國經濟社會快速發(fā)展的一種必然選擇。這樣，我國就面臨著從傳統(tǒng)計劃經濟體制向現(xiàn)代市場經濟體制成功轉型的問題。
二、轉型時期道德失范現(xiàn)象產生的原因
在我國社會轉型時期，市場經濟為我國經濟發(fā)展創(chuàng)造了巨大的動力，我國的經濟獲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但與此同時，禮儀缺失、不講誠信等道德失范現(xiàn)象也成為了我們經濟社會生活中的一種普遍現(xiàn)象，并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健康有序發(fā)展。
道德規(guī)范是對人們在社會實踐中所形成道德關系的概括和反映。道德規(guī)范從一部分習俗規(guī)范演化而來，以信念、習慣和內心情感等內在因素為基礎，以善與惡、誠實與虛偽、榮譽與恥辱等觀念作為評價尺度，在輿論和教育等強制力下發(fā)揮作用。人們遵行道德規(guī)范往往基于基本價值觀的認同，從而表現(xiàn)出是自覺行為。而所謂道德失范，也叫違規(guī)、越軌，是指社會群體或個體偏離或違反道德規(guī)范的行為，主要是指對社會發(fā)展和進步有負面作用的破壞性越軌行為。要弄清道德失范現(xiàn)象產生的原因，必須基于對由社會轉型引起的強烈社會變化對置身其中的實踐主體—人的主觀世界及價值觀的沖擊的分析。
讓我們來舉些例子。
比如，如何看待“暴發(fā)”？暴發(fā)者，短時間內積累了大量財富。當我們看到那些手持“大哥大”，出入大賓館，出門坐轎車的“大款族”，心里或許會掠過一個名詞：“暴發(fā)戶”。誠實勞動哪會如此賺錢？一定是昧著良心賺了黑錢。是的，平均主義盛行時，出現(xiàn)“大款”是不可思議的?，F(xiàn)在，情況發(fā)生了變化。那些在市場經濟中有廣闊前景的科技成果的發(fā)明者，那些善于抓住市場缺口、勇于在市場競爭中搏擊風浪的獲勝者，那些盡力拼搏，為祖國爭得巨大榮譽者，或許也會在一夜之間成為百萬富翁。從市場經濟的角度看，這有什么不合理的呢？此暴發(fā)，實為特殊貢獻的合理回報而已，不僅不應非議，而且還該提倡。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產生的合理利益差別，恰恰是推動市場經濟發(fā)展的驅動力之一。當然，昧著良心賺黑錢的暴發(fā)依然為人們所不齒，但這并非規(guī)范化的市場經濟的合理產物。同為暴發(fā)，緣由不同，所產生的價值判斷也會不同。看來，我們確有必要重新審視一下暴發(fā)的內涵。
同樣，如何看待冒險家？是的，我們已經在很大程度上肯定冒險的社會進步意義。漂長江，登懸崖，在同大自然的搏斗中，我們已經頗具冒險精神。但在原有的經濟條件下，我們在經濟生活中卻難于冒險、難有作為?，F(xiàn)在不同了。市場風云瞬息萬變，波峰浪谷間反差極大。善于駕馭波峰涌起時的動能和浪谷下滑時的勢能，我們便能自如地在海上沖浪；優(yōu)柔寡斷者是難以成大業(yè)的?？礈柿?，大膽干，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準，即科學預測。即使屬科學的預測，在未來發(fā)展中也會有不少可變莫測的因素，風險在所難免。因此，在風云變幻的經濟之海中行舟，沒有冒險精神是決計不行的。冒險包含著失敗的可能，冒險的失敗者同樣有功勞，正因為這失敗，才為自己和別人闖出了一條通向成功的道路。對這樣的冒險家，我們不是也同樣懷著敬意么？
我們依然提倡勤勞致富。雖然中華民族素以勤勞著稱于世，但中國并未因此已經跨入發(fā)達國家的行列。重新審視一下，我們也許會發(fā)現(xiàn)，我們曾經有的，時常是蜜蜂式的勤勞：簡單的產品重復，除了量的擴張，少有質的變化和品種的更新。因為無視市場，這勤勞便演化成一種笨拙的盲目。在新的條件下，我們依然需要勤勞。只是這勤勞中充滿著市場眼光、知識和智慧，是順應市場發(fā)展的機智的勤勞。此勤勞和彼勤勞，并非都能致富。
甚至，在股市發(fā)展起來以后，“投機”的含義也引起了爭執(zhí)。有股票必有股市，有股市必有投機。于是觀念上的問題又出現(xiàn)了：既然股市投機是股市發(fā)展的合理行為，那么經濟生活中的投機又該如何看呢？孰是孰非，恐非簡單的肯定或否定所能奏效。
關鍵詞：公共財政；私人財務；政府財政；公共財政論；國家分配論
在我國，研究公共財政問題是近年來的事情，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公共財政體制在我國是否適用，也成為廣大財政理論和實際工作者共同關心的問題。筆者擬就公共財政的一些理論問題談些自己粗淺的認識。
一、對公共財政概念的重新認識
討論公共財政問題，首先必須弄清公共財政的概念。筆者認為：
（一）公共財政是與私人財務對應的概念，是對政府財政的客觀要求
公共財政是與私人財務（財政）對應的概念，它是代表社會公共利益，為滿足社會公共需要而進行的收支活動。這里的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是指廣大民眾的利益和需要。公共財政行為目的的社會公共性，是公共財政與私人財務的區(qū)別所在。從行為特征上看，公共財政是一種收入和支出活動，這構成公共財政與其他公共行為的本質區(qū)別。
顯然，我們這里對公共財政概念的定義與傳統(tǒng)說法有一定差異。按照傳統(tǒng)觀點，公共財政就是公共經濟，就是政府提供公共產品的行為，由于政府的職能主要是提供公共產品，因此，公共財政幾乎成了政府的同義詞，這顯然是不準確的。在這里，我們將公共財政表述為一種代表社會公共利益，為滿足社會公共需要而進行的收支活動，是強調公共財政作為一種收支活動的行為寓意，也是突出公共財政作為政府實現(xiàn)公共利益和公共需求的一種工具和手段與政府本身在概念上的區(qū)別。
公共財政存在的基本前提是社會公共利益和這種利益的載體棗公共需要的存在，這是公共財政存在的一個必要條件，它在一定程度上說明公共財政作為公共利益和社會公共需要的實現(xiàn)手段存在的必要性。公共財政作為一種滿足社會公共需要的收支活動，其實施主體是一定時期社會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在國家和政府存在的條件下，主體的責任自然應該由國家和政府來承擔。因此，國家財政必然是公共財政。
國家財政的社會公共性首先是由國家和政府的社會職責和功能決定的。國家及代表國家的政府是社會管理者，當然也是社會公共利益的代表，體現(xiàn)公共利益并使之得到實現(xiàn)，是國家和政府的一項最為重要的職責，因此，國家財政必須是公共財政。不體現(xiàn)和實現(xiàn)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的政府財政是不正常的和有缺陷的。從這一意義上說，公共財政是對政府財政的一種客觀要求。
（二）公共性是政府財政的一般性質
按照傳統(tǒng)觀點，公共財政是政府為社會提供公共產品的行為，它的產生和存在是市場機制天然存在的缺陷使然，也就是說，由于市場機制在配置資源方面有一些自身無法彌補的缺陷，因而需要政府出面通過提供公共產品的方式來對市場缺陷加以彌補。顯然，這里是將市場經濟當作公共財政存在的必要條件，也就是說公共財政是市場經濟體制下政府財政的表現(xiàn)形式。對此，筆者有不同的看法。我們認為，公共財政不是市場經濟體制下政府財政的特殊性質，而是政府財政的一般性質，因為體現(xiàn)和實現(xiàn)社會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是政府財政的共同出發(fā)點和歸屬，不論任何社會形態(tài)的政府財政都是如此，在這里所不同的只是由生產力水平差異決定的社會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的層次，以及由生產關系決定的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的范圍。
這里可能會有一個疑問，即我國傳統(tǒng)計劃經濟體制時期的政府財政涉足了大量私人財務的事務，它是否具有公共財政的性質，如有例外，如何解釋公共性作為政府財政一般性質的論點。筆者認為，我國傳統(tǒng)計劃經濟體制時期的政府財政仍然是公共財政。在這里，主要的問題是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私人的個別需要被控制到了最狹小的范圍內，相當部分個別需要被異化為公共需要，或者被采取了公共實現(xiàn)的形式，正是這種私人需要的個別性與其實現(xiàn)形式公共性的不協(xié)調，才導致了計劃經濟體制在提供私人產品，滿足個別需要方面的低效率，這種低效率正好從另一角度說明了計劃經濟體制下政府財政的公共屬性。我們不能因為某種機制在操作上的不正常而否認機制本身的存在，同樣的道理，我們也不能因為計劃經濟體制下政府財政代行了許多私人財務的職能而否認政府財政的公共財政性質。
（三）公共財政的意義在于對政府財政職能作了合理定位
之所以要強調政府財政的公共財政性質，是因為公共財政對政府財政作了合理定位，它明確了政府財政的職責范圍和主要功能，在現(xiàn)代市場經濟條件下，則將政府與市場配置資源的范圍及其分工作了合理的劃分。公共財政強調納入政府財政范圍的應該是具有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的事務，對那些私人利益和個別需要，政府只能為其正常實現(xiàn)提供外部條件，而不必直接參與其實現(xiàn)過程。因為私人利益和個別需要有其自身的實現(xiàn)機制，個人對自身利益的追求使私人利益和個別需要的實現(xiàn)具備了充足的微觀動力，因而政府不必直接介入其實現(xiàn)過程；同時，個別需要所體現(xiàn)出的千差萬別的個體偏好，使政府不能直接參與其實現(xiàn)過程；此外，個別需要的實現(xiàn)完全可以按照等價交換的原則在個人之間進行，這種等價交換的過程一方面滿足了購買者對商品物質形態(tài)的個別需要，另一方面則滿足了售賣者對商品價值實現(xiàn)的追求。與此不同的是，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社會公共需要的滿足很難按照等價交換原則來實現(xiàn)，其實現(xiàn)的責任只能主要由政府承擔。可見，社會成員的個別需要的滿足和實現(xiàn)不必也不能由政府財政來實現(xiàn)，而社會公共需要則應該主要通過政府渠道得到滿足，政府財政實質上是為滿足公共需要而存在的公共財政。公共財政界定了政府配置資源的范圍，即政府財政直接配置資源的范圍應該在公共需要的領域內，其意義在于對政府財政職能作了合理定位，它強調政府財政的社會公共性，并在概念上將政府財政與私人財務區(qū)別開來。
二、公共財政論與國家分配論的關系
近年來，隨著公共財政理論在我國的傳播和發(fā)展，公共財政論與在我國有廣泛影響的國家分配論之間的分歧也以各種不同的方式表現(xiàn)出來。有些堅持國家分配論的人認為，公共財政否定了財政分配的國家主體性，是對政府財政職能范圍的縮小和肢解。堅持公共財政論的人則將國家分配論當作與計劃經濟體制相適應的一種落后的、過時的理論，認為在市場經濟體制下政府財政是公共財政，國家分配論已經不再適應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對以上兩種觀點，筆者都有不同的看法。我們認為，任何理論的產生和發(fā)展都有它特定的理論基礎和實踐背景，社會科學理論的產生和發(fā)展更要受特定時期、特定社會條件的制約，因此，我們很難說什么理論是先進的，什么是落后的，只要對社會經濟發(fā)展有一定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就值得去學習和研究，況且，國家分配論曾經在我國財政理論界有著最為廣泛的影響，它對指導我國特定時期的財政實踐發(fā)揮過積極的作用，盡管它的一些用于指導計劃經濟體制下財政實踐的管理原則和理論已不適應市場經濟的要求，但它的核心內涵棗摬普墓抑魈逍詳卻仍然反映了財政活動的一般特性，因而并沒有過時。這里必須澄清對國家分配論的兩種誤解：一是將傳統(tǒng)理論當作國家分配論的全部；二是將國家分配論誤解為由國家統(tǒng)攬一切分配的理論。其實，在傳統(tǒng)體制時期產生的國家分配論的理論觀點只是其在特定時期，根據(jù)特定的實踐背景提出的理論，而不是國家分配論的全部，它也可以根據(jù)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對國家和政府職能轉變的要求，繼續(xù)研究和提出指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國家分配理論；國家分配論也不是由國家統(tǒng)攬一切分配的理論，它只是強調財政分配中的國家主體性和主導性，在這種主體性和主導性的基礎上，國家分配的范圍是由一定時期國家職能范圍決定的。從這一意義上說，國家分配論也沒有過時。
在我們看來，國家分配論和公共財政論兩者的主要觀點并沒有本質的分歧，不同的只是其強調的側重點，比如國家分配論強調財政行為主體，公共財政論強調財政行為的目的和范圍；國家分配論突出財政產生與國家產生的本質聯(lián)系，公共財政則突出國家作為公共利益的代表與私人財務在活動范圍和原則上的區(qū)別。在這種外在形式差異的背后，兩者的基本立足點卻是相近甚至是相同的。表現(xiàn)為，摬普之所以成為公共財政是因為它是一種代表公共利益、實現(xiàn)公共需要的財政活動，在國家存在的條件下，這種財政活動的主體當然只能是國家和政府，因為國家和政府是公共利益的當然代表，公共財政實質上是對政府財政職能的定位，是從另外的角度對國家財政的定義?？梢?，公共財政論也是以國家主體為基本立足點的，這一立足點構成公共財政論和國家分配論最本質、最關鍵的共同點。在這一共同的基本點上，公共財政并不會縮小國家財政的范圍，也沒有肢解政府財政的職能，因為政府財政職能范圍的變化是圍繞國家職能范圍的變化而變化的，在這里，起決定作用的是一定時期的經濟體制及由之決定的國家職能的大小，而不是公共財政本身。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將計劃經濟體制下由政府承擔的私人需要的實現(xiàn)歸位于市場，使社會公共需要和個別需要都有其穩(wěn)定的、更有效率的實現(xiàn)機制，并建立以彌補市場缺陷，為市場機制正常運作提供外部條件的公共財政運行體制，是經濟體制改革對政府職能轉化的要求，也是對政府財政職能所作的合理定位，這并沒有否定財政的國家主體性，也沒有肢解政府財政，而是按照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職能范圍及由之決定的公共需要的范圍調整了傳統(tǒng)體制下政府財政職能越位和缺位的狀況，將政府財政的職責和功能規(guī)范在公共服務領域，使其更加合理和完整。
三、我國建立公共財政理論體系應注意的幾個問題
（一）尊重不同社會條件下公共財政的特性
根據(jù)上述分析，我們可以得出我國財政應該是一種公共財政的結論，特別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我們更應該重視政府財政的這種公共特性。對這種公共特性的研究西方發(fā)達國家已經有很長的歷史，取得了很多科學反映公共財政運行一般規(guī)律的研究成果，這些成果是人類的共同財富，因而也是我們在研究公共財政理論時應該盡量去學習和借鑒的。但是，筆者不贊同目前學術界普遍存在的一種傾向，即過分強調不同時期、不同社會條件下公共財政理論的共性而忽視其特殊性的傾向。我們認為，由于生產力水平和經濟基礎不同，公共財政理論所參照的實踐基礎也不相同，因而在生產力發(fā)展水平不同的國家，以及同一國家的不同時期，受社會經濟條件的影響，公共財政理論也會有一些差異。我國是一個正在從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換的發(fā)展中國家，生產力水平較低，市場經濟的微觀基礎尚不完善，市場機制也正在發(fā)育過程中，政府和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互補關系和相應的機制也遠未理順和形成，由此決定了我國的公共財政理論研究應該體現(xiàn)自己的特點。那種過分強調公共財政理論的共性，忽視和否定其不同的實踐基礎，在理論研究上局限于對西方財政經濟理論的簡單傳播，甚至在表達方式上也模仿西方公共財政學是不可取的，也是十分有害的。這就要求我們在學習和借鑒西方科學的管理理論和方法的同時，本著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fā)的科學精神，以我國的基本國情為實踐基礎，探討和創(chuàng)立符合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的公共財政理論，并以此為我國的公共財政實踐提供指導，這才是目前我國財政理論工作者面臨的最重要的任務。
（二）重視對轉軌時期公共財政制度的研究
近年來，我國財政理論界對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公共財政理論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卻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實踐起點選擇上的誤區(qū)，即往往將目標體制作為理論研究的實踐起點，按照西方公共財政理論的一般原理，設計出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公共財政管理模式，并試圖照搬這種模式去解決特殊體制時期的特殊問題，其結果當然收不到好的效果。我們認為，對目標體制下公共財政管理模式的理論研究是非常必要的，但它遠不是當前公共財政理論研究任務的全部。目前我國正處于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軌的過程中，這種轉軌的實踐是中國所特有的，轉軌過程中的社會經濟矛盾及其表現(xiàn)形式既不同于計劃經濟體制時期，也不同于目標體制時期，具有很多特殊規(guī)律。因此，在舊的運行系統(tǒng)及其管理規(guī)則正逐漸失效，新的體系及其規(guī)則尚未完全建立起來的特殊歷史時期，政府財政應該實行怎樣的管理模式，面對經濟運行機制的某些特殊矛盾，政府財政應該采取怎樣的政策，政府如何應用財政手段來促進經濟體制改革的進程，在建立目標體制的過程中政府財政如何發(fā)揮積極作用等等，這些實踐問題是西方現(xiàn)成的公共財政理論所無法解決的，需要我們在理論上進行開創(chuàng)性的探索和研究，并形成有針對性的、系統(tǒng)的理論，為解決實踐問題提供正確的指導。這就要求我們正確選擇財政理論研究的實踐起點，重視對轉軌時期社會經濟規(guī)律和公共財政規(guī)律的研究，使政府財政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能發(fā)揮更好的作用。
（三）重視對我國公共財政應用理論的研究
我國傳統(tǒng)財政學研究重點更多地局限在對財政的產生和發(fā)展、財政的本質、職能和體系等基礎理論問題上，過去形成的一些有較大影響的學術流派也主要側重于在以上基礎理論問題上獨樹一幟，并沒有形成與其基本理論相配套的應用理論體系，使財政學這門應用性極強的學科總帶有一些抽象、空洞的色彩，削弱了其為解決實際問題所應有的作用。近年來這種現(xiàn)象有所改觀，但遠未達到令人滿意的程度。目前我們在財政應用理論研究方面存在許多問題：一是財政應用理論的研究仍然是零星分散，不成體系；二是財政應用理論的研究在時間上往往滯后于實踐，缺乏必要的超前性，僅僅成為國家政策出臺后一種撚皵性詮釋；三是財政應用理論的研究往往側重于對現(xiàn)行制度和體制的剖析，弱化了理論的創(chuàng)造性和客觀性；四是財政應用理論的研究往往脫離中國的客觀實際，在理論體系和政策措施上側重于套用西方模式，使財政應用理論的成果缺乏針對性。以上財政應用理論研究中存在的問題直接影響了我國財政理論的正常發(fā)展，也成為我國財政改革往往滯后于經濟體制改革要求的重要原因。因此，在今后對公共財政理論的研究中必須加強對社會經濟實踐有直接指導意義的應用理論的研究，使我國財政理論體系更加完善，也使我國財政理論研究能真正發(fā)揮推動社會經濟發(fā)展的應有作用。
（四）實現(xiàn)我國公共財政理論的本土化
經濟體制改革以來，由于我國的經濟管理模式在向市場經濟模式轉化，因此，學習和借鑒西方發(fā)達國家的市場經濟管理理論和經驗成為理論研究的一項重要任務，這本身是無可厚非的。問題在于，我們在對西方財政經濟理論的學習和借鑒過程中不同程度地存在著一些盲目和盲從的非理性現(xiàn)象，將正常的學習和借鑒引入歧途。這里有兩種傾向尤其應該擯棄：一是重傳播，輕研究，在自己的理論著述中往往肆無忌憚地抄襲西方理論，這不但對理論研究沒有意義，而且敗壞了理論研究的風氣；二是重形式，輕內容，僅僅將西方財政經濟理論作為一種時尚，作為一種標榜自己學識的工具，不論是否有針對性，是否適用，盲目套用西方經濟學的行文風格和表達方式，使一些理論著述文字晦澀難懂，甚至文理不通，讓人不知所云。要使公共財政理論真正發(fā)揮其應有作用，必須強調其本土化問題，這是由公共財政理論作為社會科學理論的特點決定的。我們要廣泛學習和吸收西方市場經濟理論和公共財政理論，但對這些理論的學習不是盲目的照搬照套，也不是從理論到理論的簡單傳播，更不是將西方理論當作一種裝飾外表的花環(huán)。在這里，學習的目的是消化、吸收并為我所用；是與中國的實踐結合起來，發(fā)展成為具有中國本土特色的公共財政理論。我們強調公共財政理論的本土化，并不是對西方市場經濟理論和公共財政理論的簡單排斥，而是強調以我國的具體情況為理論研究的出發(fā)點，以解決我國的財政經濟理論和實踐問題為研究的目的，形成能體現(xiàn)市場經濟一般規(guī)律和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特殊規(guī)律的公共財政理論體系和觀點。
公共財政理論本土化首先是其實踐基礎的本土化，這一點在前面已多次強調，也就是說我們進行公共財政理論研究的實踐基礎不是西方市場經濟國家的財政經濟實踐，而是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及其實現(xiàn)過程。我們的研究必須考慮中國現(xiàn)實的生產力水平及其對公共財政的承受能力；考慮中國的社會經濟結構及其發(fā)展變化趨勢可能對公共財政制度帶來的影響；考慮中國長期實行的計劃經濟體制的慣性及由之決定的公共需求范圍與西方國家的差異；考慮我國的政體及其決定的政府機構規(guī)模和結構；考慮中國特有的復雜的政企關系及其對公共財政體制形成和完善的影響等等。毫無疑問，實踐基礎的本土化，是公共財政理論本土化最重要的含義，是我們在公共財政理論研究中最應該重視的問題。
公共財政理論本土化的另一重要含義是行文風格和表達方式的本土化，這是一個容易被人忽視而又十分重要的問題。在前面我們曾經談到，目前我國經濟理論研究中有部分研究者盲目模仿西方經濟理論的行文風格和表達方式，使其著述晦澀難懂，甚至文理不通，這不僅影響學習和研究的質量，而且也是一種不健康的文風。我們提倡在理論研究中保持本土化的行文風格和表達方式，也就是要按照漢語言的行文風格和表達方式來傳導自己的學術思想和研究成果，寫出中國人能看得懂的文章，對西方理論的翻譯介紹也應該盡可能地符合漢語言的表達方式。這實際上是對我們的理論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真正弄懂了西方財政經濟理論，并對中國國情有充分了解的人，才有可能真正做到用自己民族的語言來準確地表達異國的理論，也才可能在此基礎上將西方理論消化吸收為自己的東西，并發(fā)展為自己的研究成果?？梢姡藏斦碚摰谋就粱坏且粋€行文風格和表達方式的技術問題，也是提高研究人員素質、端正研究作風、提高研究質量的問題。
在我國，研究公共財政問題是近年來的事情，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公共財政體制在我國是否適用，也成為廣大財政理論和實際工作者共同關心的問題。筆者擬就公共財政的一些理論問題談些自己粗淺的認識。
一、對公共財政概念的重新認識
討論公共財政問題，首先必須弄清公共財政的概念。筆者認為：
（一）公共財政是與私人財務對應的概念，是對政府財政的客觀要求
公共財政是與私人財務（財政）對應的概念，它是代表社會公共利益，為滿足社會公共需要而進行的收支活動。這里的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是指廣大民眾的利益和需要。公共財政行為目的的社會公共性，是公共財政與私人財務的區(qū)別所在。從行為特征上看，公共財政是一種收入和支出活動，這構成公共財政與其他公共行為的本質區(qū)別。
顯然，我們這里對公共財政概念的定義與傳統(tǒng)說法有一定差異。按照傳統(tǒng)觀點，公共財政就是公共經濟，就是政府提供公共產品的行為，由于政府的職能主要是提供公共產品，因此，公共財政幾乎成了政府的同義詞，這顯然是不準確的。在這里，我們將公共財政表述為一種代表社會公共利益，為滿足社會公共需要而進行的收支活動，是強調公共財政作為一種收支活動的行為寓意，也是突出公共財政作為政府實現(xiàn)公共利益和公共需求的一種工具和手段與政府本身在概念上的區(qū)別。
公共財政存在的基本前提是社會公共利益和這種利益的載體棗公共需要的存在，這是公共財政存在的一個必要條件，它在一定程度上說明公共財政作為公共利益和社會公共需要的實現(xiàn)手段存在的必要性。公共財政作為一種滿足社會公共需要的收支活動，其實施主體是一定時期社會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在國家和政府存在的條件下，主體的責任自然應該由國家和政府來承擔。因此，國家財政必然是公共財政。
國家財政的社會公共性首先是由國家和政府的社會職責和功能決定的。國家及代表國家的政府是社會管理者，當然也是社會公共利益的代表，體現(xiàn)公共利益并使之得到實現(xiàn)，是國家和政府的一項最為重要的職責，因此，國家財政必須是公共財政。不體現(xiàn)和實現(xiàn)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的政府財政是不正常的和有缺陷的。從這一意義上說，公共財政是對政府財政的一種客觀要求。
（二）公共性是政府財政的一般性質
按照傳統(tǒng)觀點，公共財政是政府為社會提供公共產品的行為，它的產生和存在是市場機制天然存在的缺陷使然，也就是說，由于市場機制在配置資源方面有一些自身無法彌補的缺陷，因而需要政府出面通過提供公共產品的方式來對市場缺陷加以彌補。顯然，這里是將市場經濟當作公共財政存在的必要條件，也就是說公共財政是市場經濟體制下政府財政的表現(xiàn)形式。對此，筆者有不同的看法。我們認為，公共財政不是市場經濟體制下政府財政的特殊性質，而是政府財政的一般性質，因為體現(xiàn)和實現(xiàn)社會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是政府財政的共同出發(fā)點和歸屬，不論任何社會形態(tài)的政府財政都是如此，在這里所不同的只是由生產力水平差異決定的社會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的層次，以及由生產關系決定的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的范圍。
這里可能會有一個疑問，即我國傳統(tǒng)計劃經濟體制時期的政府財政涉足了大量私人財務的事務，它是否具有公共財政的性質，如有例外，如何解釋公共性作為政府財政一般性質的論點。筆者認為，我國傳統(tǒng)計劃經濟體制時期的政府財政仍然是公共財政。在這里，主要的問題是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私人的個別需要被控制到了最狹小的范圍內，相當部分個別需要被異化為公共需要，或者被采取了公共實現(xiàn)的形式，正是這種私人需要的個別性與其實現(xiàn)形式公共性的不協(xié)調，才導致了計劃經濟體制在提供私人產品，滿足個別需要方面的低效率，這種低效率正好從另一角度說明了計劃經濟體制下政府財政的公共屬性。我們不能因為某種機制在操作上的不正常而否認機制本身的存在，同樣的道理，我們也不能因為計劃經濟體制下政府財政代行了許多私人財務的職能而否認政府財政的公共財政性質。
（三）公共財政的意義在于對政府財政職能作了合理定位
之所以要強調政府財政的公共財政性質，是因為公共財政對政府財政作了合理定位，它明確了政府財政的職責范圍和主要功能，在現(xiàn)代市場經濟條件下，則將政府與市場配置資源的范圍及其分工作了合理的劃分。公共財政強調納入政府財政范圍的應該是具有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的事務，對那些私人利益和個別需要，政府只能為其正常實現(xiàn)提供外部條件，而不必直接參與其實現(xiàn)過程。因為私人利益和個別需要有其自身的實現(xiàn)機制，個人對自身利益的追求使私人利益和個別需要的實現(xiàn)具備了充足的微觀動力，因而政府不必直接介入其實現(xiàn)過程；同時，個別需要所體現(xiàn)出的千差萬別的個體偏好，使政府不能直接參與其實現(xiàn)過程；此外，個別需要的實現(xiàn)完全可以按照等價交換的原則在個人之間進行，這種等價交換的過程一方面滿足了購買者對商品物質形態(tài)的個別需要，另一方面則滿足了售賣者對商品價值實現(xiàn)的追求。與此不同的是，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社會公共需要的滿足很難按照等價交換原則來實現(xiàn)，其實現(xiàn)的責任只能主要由政府承擔?？梢姡鐣蓡T的個別需要的滿足和實現(xiàn)不必也不能由政府財政來實現(xiàn)，而社會公共需要則應該主要通過政府渠道得到滿足，政府財政實質上是為滿足公共需要而存在的公共財政。公共財政界定了政府配置資源的范圍，即政府財政直接配置資源的范圍應該在公共需要的領域內，其意義在于對政府財政職能作了合理定位，它強調政府財政的社會公共性，并在概念上將政府財政與私人財務區(qū)別開來。
二、公共財政論與國家分配論的關系
近年來，隨著公共財政理論在我國的傳播和發(fā)展，公共財政論與在我國有廣泛影響的國家分配論之間的分歧也以各種不同的方式表現(xiàn)出來。有些堅持國家分配論的人認為，公共財政否定了財政分配的國家主體性，是對政府財政職能范圍的縮小和肢解。堅持公共財政論的人則將國家分配論當作與計劃經濟體制相適應的一種落后的、過時的理論，認為在市場經濟體制下政府財政是公共財政，國家分配論已經不再適應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對以上兩種觀點，筆者都有不同的看法。我們認為，任何理論的產生和發(fā)展都有它特定的理論基礎和實踐背景，社會科學理論的產生和發(fā)展更要受特定時期、特定社會條件的制約，因此，我們很難說什么理論是先進的，什么是落后的，只要對社會經濟發(fā)展有一定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就值得去學習和研究，況且，國家分配論曾經在我國財政理論界有著最為廣泛的影響，它對指導我國特定時期的財政實踐發(fā)揮過積極的作用，盡管它的一些用于指導計劃經濟體制下財政實踐的管理原則和理論已不適應市場經濟的要求，但它的核心內涵棗摬普墓抑魈逍詳卻仍然反映了財政活動的一般特性，因而并沒有過時。這里必須澄清對國家分配論的兩種誤解：一是將傳統(tǒng)理論當作國家分配論的全部；二是將國家分配論誤解為由國家統(tǒng)攬一切分配的理論。其實，在傳統(tǒng)體制時期產生的國家分配論的理論觀點只是其在特定時期，根據(jù)特定的實踐背景提出的理論，而不是國家分配論的全部，它也可以根據(jù)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對國家和政府職能轉變的要求，繼續(xù)研究和提出指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國家分配理論；國家分配論也不是由國家統(tǒng)攬一切分配的理論，它只是強調財政分配中的國家主體性和主導性，在這種主體性和主導性的基礎上，國家分配的范圍是由一定時期國家職能范圍決定的。從這一意義上說，國家分配論也沒有過時。
在我們看來，國家分配論和公共財政論兩者的主要觀點并沒有本質的分歧，不同的只是其強調的側重點，比如國家分配論強調財政行為主體，公共財政論強調財政行為的目的和范圍；國家分配論突出財政產生與國家產生的本質聯(lián)系，公共財政則突出國家作為公共利益的代表與私人財務在活動范圍和原則上的區(qū)別。在這種外在形式差異的背后，兩者的基本立足點卻是相近甚至是相同的。表現(xiàn)為，摬普之所以成為公共財政是因為它是一種代表公共利益、實現(xiàn)公共需要的財政活動，在國家存在的條件下，這種財政活動的主體當然只能是國家和政府，因為國家和政府是公共利益的當然代表，公共財政實質上是對政府財政職能的定位，是從另外的角度對國家財政的定義?？梢?，公共財政論也是以國家主體為基本立足點的，這一立足點構成公共財政論和國家分配論最本質、最關鍵的共同點。在這一共同的基本點上，公共財政并不會縮小國家財政的范圍，也沒有肢解政府財政的職能，因為政府財政職能范圍的變化是圍繞國家職能范圍的變化而變化的，在這里，起決定作用的是一定時期的經濟體制及由之決定的國家職能的大小，而不是公共財政本身。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將計劃經濟體制下由政府承擔的私人需要的實現(xiàn)歸位于市場，使社會公共需要和個別需要都有其穩(wěn)定的、更有效率的實現(xiàn)機制，并建立以彌補市場缺陷，為市場機制正常運作提供外部條件的公共財政運行體制，是經濟體制改革對政府職能轉化的要求，也是對政府財政職能所作的合理定位，這并沒有否定財政的國家主體性，也沒有肢解政府財政，而是按照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職能范圍及由之決定的公共需要的范圍調整了傳統(tǒng)體制下政府財政職能越位和缺位的狀況，將政府財政的職責和功能規(guī)范在公共服務領域，使其更加合理和完整。
三、我國建立公共財政理論體系應注意的幾個問題
（一）尊重不同社會條件下公共財政的特性
根據(jù)上述分析，我們可以得出我國財政應該是一種公共財政的結論，特別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我們更應該重視政府財政的這種公共特性。對這種公共特性的研究西方發(fā)達國家已經有很長的歷史，取得了很多科學反映公共財政運行一般規(guī)律的研究成果，這些成果是人類的共同財富，因而也是我們在研究公共財政理論時應該盡量去學習和借鑒的。但是，筆者不贊同目前學術界普遍存在的一種傾向，即過分強調不同時期、不同社會條件下公共財政理論的共性而忽視其特殊性的傾向。我們認為，由于生產力水平和經濟基礎不同，公共財政理論所參照的實踐基礎也不相同，因而在生產力發(fā)展水平不同的國家，以及同一國家的不同時期，受社會經濟條件的影響，公共財政理論也會有一些差異。我國是一個正在從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換的發(fā)展中國家，生產力水平較低，市場經濟的微觀基礎尚不完善，市場機制也正在發(fā)育過程中，政府和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互補關系和相應的機制也遠未理順和形成，由此決定了我國的公共財政理論研究應該體現(xiàn)自己的特點。那種過分強調公共財政理論的共性，忽視和否定其不同的實踐基礎，在理論研究上局限于對西方財政經濟理論的簡單傳播，甚至在表達方式上也模仿西方公共財政學是不可取的，也是十分有害的。這就要求我們在學習和借鑒西方科學的管理理論和方法的同時，本著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fā)的科學精神，以我國的基本國情為實踐基礎，探討和創(chuàng)立符合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的公共財政理論，并以此為我國的公共財政實踐提供指導，這才是目前我國財政理論工作者面臨的最重要的任務。
（二）重視對轉軌時期公共財政制度的研究
近年來，我國財政理論界對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公共財政理論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卻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實踐起點選擇上的誤區(qū)，即往往將目標體制作為理論研究的實踐起點，按照西方公共財政理論的一般原理，設計出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公共財政管理模式，并試圖照搬這種模式去解決特殊體制時期的特殊問題，其結果當然收不到好的效果。我們認為，對目標體制下公共財政管理模式的理論研究是非常必要的，但它遠不是當前公共財政理論研究任務的全部。目前我國正處于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軌的過程中，這種轉軌的實踐是中國所特有的，轉軌過程中的社會經濟矛盾及其表現(xiàn)形式既不同于計劃經濟體制時期，也不同于目標體制時期，具有很多特殊規(guī)律。因此，在舊的運行系統(tǒng)及其管理規(guī)則正逐漸失效，新的體系及其規(guī)則尚未完全建立起來的特殊歷史時期，政府財政應該實行怎樣的管理模式，面對經濟運行機制的某些特殊矛盾，政府財政應該采取怎樣的政策，政府如何應用財政手段來促進經濟體制改革的進程，在建立目標體制的過程中政府財政如何發(fā)揮積極作用等等，這些實踐問題是西方現(xiàn)成的公共財政理論所無法解決的，需要我們在理論上進行開創(chuàng)性的探索和研究，并形成有針對性的、系統(tǒng)的理論，為解決實踐問題提供正確的指導。這就要求我們正確選擇財政理論研究的實踐起點，重視對轉軌時期社會經濟規(guī)律和公共財政規(guī)律的研究，使政府財政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能發(fā)揮更好的作用。
（三）重視對我國公共財政應用理論的研究
我國傳統(tǒng)財政學研究重點更多地局限在對財政的產生和發(fā)展、財政的本質、職能和體系等基礎理論問題上，過去形成的一些有較大影響的學術流派也主要側重于在以上基礎理論問題上獨樹一幟，并沒有形成與其基本理論相配套的應用理論體系，使財政學這門應用性極強的學科總帶有一些抽象、空洞的色彩，削弱了其為解決實際問題所應有的作用。近年來這種現(xiàn)象有所改觀，但遠未達到令人滿意的程度。目前我們在財政應用理論研究方面存在許多問題：一是財政應用理論的研究仍然是零星分散，不成體系；二是財政應用理論的研究在時間上往往滯后于實踐，缺乏必要的超前性，僅僅成為國家政策出臺后一種撚皵性詮釋；三是財政應用理論的研究往往側重于對現(xiàn)行制度和體制的剖析，弱化了理論的創(chuàng)造性和客觀性；四是財政應用理論的研究往往脫離中國的客觀實際，在理論體系和政策措施上側重于套用西方模式，使財政應用理論的成果缺乏針對性。以上財政應用理論研究中存在的問題直接影響了我國財政理論的正常發(fā)展，也成為我國財政改革往往滯后于經濟體制改革要求的重要原因。因此，在今后對公共財政理論的研究中必須加強對社會經濟實踐有直接指導意義的應用理論的研究，使我國財政理論體系更加完善，也使我國財政理論研究能真正發(fā)揮推動社會經濟發(fā)展的應有作用。
（四）實現(xiàn)我國公共財政理論的本土化
經濟體制改革以來，由于我國的經濟管理模式在向市場經濟模式轉化，因此，學習和借鑒西方發(fā)達國家的市場經濟管理理論和經驗成為理論研究的一項重要任務，這本身是無可厚非的。問題在于，我們在對西方財政經濟理論的學習和借鑒過程中不同程度地存在著一些盲目和盲從的非理性現(xiàn)象，將正常的學習和借鑒引入歧途。這里有兩種傾向尤其應該擯棄：一是重傳播，輕研究，在自己的理論著述中往往肆無忌憚地抄襲西方理論，這不但對理論研究沒有意義，而且敗壞了理論研究的風氣；二是重形式，輕內容，僅僅將西方財政經濟理論作為一種時尚，作為一種標榜自己學識的工具，不論是否有針對性，是否適用，盲目套用西方經濟學的行文風格和表達方式，使一些理論著述文字晦澀難懂，甚至文理不通，讓人不知所云。要使公共財政理論真正發(fā)揮其應有作用，必須強調其本土化問題，這是由公共財政理論作為社會科學理論的特點決定的。我們要廣泛學習和吸收西方市場經濟理論和公共財政理論，但對這些理論的學習不是盲目的照搬照套，也不是從理論到理論的簡單傳播，更不是將西方理論當作一種裝飾外表的花環(huán)。在這里，學習的目的是消化、吸收并為我所用；是與中國的實踐結合起來，發(fā)展成為具有中國本土特色的公共財政理論。我們強調公共財政理論的本土化，并不是對西方市場經濟理論和公共財政理論的簡單排斥，而是強調以我國的具體情況為理論研究的出發(fā)點，以解決我國的財政經濟理論和實踐問題為研究的目的，形成能體現(xiàn)市場經濟一般規(guī)律和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特殊規(guī)律的公共財政理論體系和觀點。
公共財政理論本土化首先是其實踐基礎的本土化，這一點在前面已多次強調，也就是說我們進行公共財政理論研究的實踐基礎不是西方市場經濟國家的財政經濟實踐，而是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及其實現(xiàn)過程。我們的研究必須考慮中國現(xiàn)實的生產力水平及其對公共財政的承受能力；考慮中國的社會經濟結構及其發(fā)展變化趨勢可能對公共財政制度帶來的影響；考慮中國長期實行的計劃經濟體制的慣性及由之決定的公共需求范圍與西方國家的差異；考慮我國的政體及其決定的政府機構規(guī)模和結構；考慮中國特有的復雜的政企關系及其對公共財政體制形成和完善的影響等等。毫無疑問，實踐基礎的本土化，是公共財政理論本土化最重要的含義，是我們在公共財政理論研究中最應該重視的問題。
公共財政理論本土化的另一重要含義是行文風格和表達方式的本土化，這是一個容易被人忽視而又十分重要的問題。在前面我們曾經談到，目前我國經濟理論研究中有部分研究者盲目模仿西方經濟理論的行文風格和表達方式，使其著述晦澀難懂，甚至文理不通，這不僅影響學習和研究的質量，而且也是一種不健康的文風。我們提倡在理論研究中保持本土化的行文風格和表達方式，也就是要按照漢語言的行文風格和表達方式來傳導自己的學術思想和研究成果，寫出中國人能看得懂的文章，對西方理論的翻譯介紹也應該盡可能地符合漢語言的表達方式。這實際上是對我們的理論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真正弄懂了西方財政經濟理論，并對中國國情有充分了解的人，才有可能真正做到用自己民族的語言來準確地表達異國的理論，也才可能在此基礎上將西方理論消化吸收為自己的東西，并發(fā)展為自己的研究成果?？梢姡藏斦碚摰谋就粱坏且粋€行文風格和表達方式的技術問題，也是提高研究人員素質、端正研究作風、提高研究質量的問題。
教材分析
我國發(fā)展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通過學習本節(jié)課，使學生初步明白市場機制及其發(fā)揮作用的機理，市場配置資源的有點和弊端，應該怎樣規(guī)范市場秩序。本節(jié)課知識內容豐富，重點難點問題集中，對學生對于知識的理解并能夠把握其內在聯(lián)系的能力要求較高。因此，本節(jié)課的教學要以生活邏輯來貫穿呈現(xiàn)知識邏輯體系，鼓勵學生進行合作探究，并在此基礎上引導學生親身融入教學情境，切實感受市場配置資源在我們身邊的力量。
教學目標
1、知道配置資源的兩種基本手段；了解市場調節(jié)、市場體系的含義；懂得市場調節(jié)的必要性和存在的缺陷。
2、能夠結合實際闡述市場調節(jié)的方式和優(yōu)勢，并能夠有條理地分析出市場調節(jié)存在的弊端和局限性，做到從正反兩方面闡釋道理。
3、通過中國的經濟發(fā)展成就，深刻認識中國為什么選擇改革開放，逐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通過分析市場調節(jié)存在的缺陷，理智認識市場的作用，為下一目充分理解“更好發(fā)揮政府作用”打好思想基礎。
教學重難點
1.市場配置資源的優(yōu)點和局限性；建設現(xiàn)代市場體系的措施。
2.市場配置資源的機制和發(fā)生作用的過程；市場調節(jié)的弊端。
3、建設現(xiàn)代市場體系的必要性及其措施。
教學過程
一、引入新課
第一課我們學習了我國的基本經濟制度，這對我們了解中國的經濟是不夠的，我們還需要學習建立在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基礎上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就是我們第二課要學習的內容。
我們每天消費的產品都是利用各種資源生產出來的。要更好地滿足人們各種各樣的需要，必須對資源進行合理配置。在現(xiàn)代經濟中，資源配置離不開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也離不開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為什么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為什么要更好發(fā)揮政府作用？理解這些問題，就會明白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何能夠成就中國經濟的奇跡。
本節(jié)課我們首先來學習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
二、講授新課
（一）、市場調節(jié)
學生活動：分析豬肉價格上漲的原因。
教師：歸納學生發(fā)言，得出結論：生豬緊缺，供應量減少，需求增加或者不變，導致供不應求，價格上漲。一定時期豬肉的供應量是有限的，而人們對豬肉的需求是不斷變化的。
管中窺豹，可見一斑。人類社會可以利用的各種資源是相對有限的，人類的需求是多樣的、發(fā)展變化的。
知識點1：為什么要合理配置資源？
資源的有限性和人類需求的無限性這對矛盾要求社會對資源進行合理配置，以更好滿足人類多方面需要，提高利用效率，獲得盡可能大的收益。
知識點2：配置資源的手段。計劃和市場是配置資源的兩種基本手段。
材料一：豬周期是一種經濟現(xiàn)象，指“價高傷民，價賤傷農“的周期性豬肉價格變化怪圈。豬周期是經濟周期的實例?！柏i周期”的循環(huán)軌跡一般是：肉價高——母豬存欄量大增——生豬供應增加——肉價下跌——大量淘汰母豬——生豬供應減少——肉價上漲。
材料二：供求，即供給和需求。供給是在一定時期內，生產者在不同的價格水平下愿意并且能夠提供的的某種商品或服務的數(shù)量。需求是在一定時期內，消費者在不同價格水平下愿意并且能夠購買的某種商品或服務的數(shù)量。
（二）市場調節(jié)如何實現(xiàn)資源配置
1.價格機制
探究活動：價格與供給、需求之間的關系
各組分別以果蔬、服飾、手機、汽車或者其他商品為例，通過其生產、銷售、消費等環(huán)節(jié)，分析價格與供給、需求之間的關系。
總結出：當商品的生產超過需要時，市場上供過于求，價格下跌，利潤減少，當價格跌到價值以下時，利潤率低于平均水平，商品生產者就會縮減生產，使市場上供給減少，求大于供，價格又會回升。進而總結出市場調節(jié)的方式主要是通過價格機制、供求機制、競爭機制等來實現(xiàn)。
三、課堂小結
本節(jié)課主要學習了市場配置資源的機制及其發(fā)揮作用的過程、市場配置資源的優(yōu)點和局限性，要辯證看待市場配置資源的有點和弊端，明確市場配置資源的優(yōu)點是主要方面，弊端是次要方面。
通過學習建設現(xiàn)代市場體系的措施，深刻認識到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市場參與主體要遵守法律，樹立誠信觀念。
[關鍵詞]公共財政；改革；財政職能；財政稅制體系；宏觀調控
中圖分類號：F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0278（2013）03-038-02
先我國國民經濟現(xiàn)狀顯示，公共財政體制還存在著一些與市場經濟發(fā)展不相適應之處，例如：分稅制財政體制不完善，如財政職能轉變不到位，稅制不健全等。二十一世紀中期，是我國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時期。未來15年的時間里，我國必須進一步加大財政改革力度，逐步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fā)展相適應的公共財政體系，完善政府與市場職能的界定，建立起與市場經濟的發(fā)展相適應的財政稅制體系和宏觀調控體系，充分發(fā)揮財政在促進經濟發(fā)展和社會事業(yè)進步中的職能作用。
一、公共財政是經濟發(fā)展的重要紐帶
（一）公共財政的含義
所謂公共財政，就是為社會提供公共產品與公共服務的政府分配行為，是與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一種財政管理體制。1993年以來，國家政府多次進行財政公共化改革，我國現(xiàn)行的財政制度逐漸擺脫了傳統(tǒng)的制度框架形式，而與相對規(guī)范的公共財政制度框架比較相似財政公共化改革及公共財政框架的初步建立。
（二）公共財政在現(xiàn)代化經濟市場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在資源配置過程中發(fā)揮著基礎性作用。然而，市場并不是萬能的，單純依靠市場機制運行的經濟體無法有效實現(xiàn)公共產品提供、收入公平分配以及經濟運行的持續(xù)穩(wěn)定。市場失靈決定了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經濟職能的范圍和公共財政存在的必要性。政府在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上，針對市場缺陷，通過提供提供公共產品、消除外部效應、公平社會分配、實現(xiàn)全社會資源的優(yōu)化配置，滿足社會公共需要?？傊藏斦哂信渲寐毮?、分配職能和穩(wěn)定職能。
配置職能即社會總資源利用在私人產品與公共產品之間的劃分和公共產品內部構成的確定過程；分配職能即調節(jié)收入與財富的分配并使之符合社會承認的“公平”或“公正”的分配狀態(tài)；穩(wěn)定職能即利用財政政策手段來保持高就業(yè)率、合理的物價水平、適當?shù)慕洕鲩L以及國際貿易和國際收支平衡的目標。無論是理論分析還是西方發(fā)達國家市場經濟發(fā)展的經驗均證明：公共財政是與市場經濟要求相符的財政模式。
（三）影響企業(yè)價值變動的因素
我們從企業(yè)價值的定義可以得知，企業(yè)價值與企業(yè)自由現(xiàn)金流量正相關。也就是說，在其它外界因素相同的條件下，企業(yè)的自由現(xiàn)金流量越大，那么該企業(yè)價值也就越大。企業(yè)價值管理是以提升企業(yè)價值為目標的管理。企業(yè)價值指標是指國際上各行業(yè)領先企業(yè)所普遍采用的業(yè)績考評指標，其中自由現(xiàn)金流量是企業(yè)價值中的最重要變量。
二、我國現(xiàn)行公共財政體制的問題及分析
（一）目前我國財政現(xiàn)狀
我國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隨著1994的稅制改革，大體上確立了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稅制框架；之后公共支出管理建立了國庫集中收付和政府采購制度前的財政體制，逐步建立起規(guī)范的預算外資金管理制度。1998年12月，公共財政作為我國財政改革的目標和方向最終予以明確，財政隨即啟動了目標明確的公共化改革，公共化進程有了質的飛躍，開始進行以政府預算制度改革為中心的全面改革，同時政府運用財政政策調控宏觀經濟運行的主動性大大增強，財政宏觀調控效果成效顯著。通過一系列改革，我國財政不斷加快了公共化步伐，不斷加深了財政制度的公共化程度，并初步建立了公共財政的基本框架。這些改革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確保了市場經濟的正常運轉、保障了民生、同時也對區(qū)域經濟的發(fā)展起到了一定的支撐作用，但在實際運行中尚且存在不少矛盾和問題。
（二）我國現(xiàn)行公用財政體系與生產力發(fā)展不適應
財政支出增長速度過快，財力增長與需求增長矛盾日益突出。根據(jù)對東、中、西部地區(qū)13個區(qū)縣的數(shù)據(jù)研究分析顯示，GDP平均年增長速度大致為？6-8%，地方財政收入的增長速度為10-12%，財政支出年增長卻高達15-20%，支出缺口約為地方財政收入的15-20%。例如：武漢市2008年的地方財政收入376億元左右，而支出卻高出近百億元，顯然，收支平衡的矛盾是日益突出。初步分析，原因可能存在于以下幾點：
第一，市場與政府職能尚未科學、有效地界定?？茖W有效地界定市場與政府的職能邊界，是準確界定公共財政職能的前提。但是，由于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受傳統(tǒng)計劃經濟體制下政府職能的慣性影響，當前我國政府仍然存在包攬過多的現(xiàn)象，比如本應由企業(yè)或私人承擔的競爭性項目投資，相當一部分由政府承擔了，政府部門至今仍對企業(yè)行為進行直接干預，企業(yè)經營自未完全下放和落實，等等。而一些本應由政府介入的公共領域卻又存在缺位問題，比如對義務教育、基礎科研、社會保障以及基礎設施建設等投入不足。市場與政府職能邊界不清，直接影響到我國公共財政的規(guī)范程度和進程。
第二，財政“越位”情況仍較普遍。改革開放以來，由于政府職能轉換較慢，國家大包大攬和財政支出的傳統(tǒng)模式還沒有從根本上被打破，許多應由市場提供的商品和勞務仍由財政供給，造成財政“越位”嚴重，主要現(xiàn)象有：經營性投資支出過大，各種補貼過濫，各類事業(yè)費龐雜以及財政供養(yǎng)人員多等。比如，大量有條件進入市場的經營性事業(yè)單位，如行政事業(yè)單位開辦的培訓中心、服務中心、出版社、雜志社、報社，以及一些民間性質的協(xié)會、學會、研究會、基金會等，仍由財政供給經費。財政“越位”過多的后果，一是擠占了稀缺的資源，影響了市場效率的發(fā)揮；二是不利于推進經濟體制的根本性轉變；三是導致財政資金使用效益低下。
第三，財政“缺位”問題比較突出。由于財政“越位”沒有及時調整等原因，使得財政對應由財政供給的領域保障不足或無力保障，造成財政“缺位”現(xiàn)象比較突出。在一些地區(qū)，還存在著不能從經費上充分保證政權運轉的現(xiàn)象。政府在義務教育、公共衛(wèi)生、社會保障、環(huán)境保護以及支持農業(yè)等方面的投入嚴重不足，影響到改革的進程。
（三）對完善我國公共財政體制的策略
完善公共財政體制是一項系統(tǒng)工程，我認為要跳出財政抓財政，多方努力，齊抓共管，方能有序推進。具體建議如下：
第一，構建規(guī)范的財政收入體系。通過改革，盡快將尚未納入財政預算管理的政府性收入全部納入財政預算范圍，實行全口徑預算管理完善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fā)展要求的稅制體系，進一步提高稅收在財政收入中的比重，提升財政收入的規(guī)范化和法制化程度。加快推進稅費改革，規(guī)范行政事業(yè)性收費管理。
第二，科學界定中央與地方事權劃分，逐步使縣鄉(xiāng)財政支出財力與事權相匹配。在完善體制的基礎上，對中央出政策增加地方財政支出的，中央要區(qū)分不同情況給予相應的政策和措施，增加對地方財政轉移支付的額度，對中西部欠發(fā)達地區(qū)一些財政困難縣市給予特別的扶持。
第三，強力推進縣鄉(xiāng)機構改革，降低行政運行成本。在轉變縣鄉(xiāng)政府職能同時，應通過合理調整機構，整合縣鄉(xiāng)黨政職能，減少財政供養(yǎng)人員，進一步降低行政成本。
第四，加大對于公共財政立法建設，使得公共財政各項工作有法可依，另外也可以通過立法與執(zhí)法增強對于公共財政實施的監(jiān)督和監(jiān)管。
